被日軍俘虜后下場多慘？1644部隊成員松本博自述殘忍手段

1943年冬天，南京中山門一帶的天空常常被低壓云層壓得很低。路過的人，只能看到高高的圍墻、鐵絲網和警戒崗樓，外面掛著一塊看似再普通不過的牌子——“華中派遣軍防疫給水部”。牌子不嚇人，名字聽上去甚至有點“正經”，仿佛只是負責打疫苗、燒開水的衛生機構。

真正可怕的東西，都被關在墻里面。

那一年，日本熊本縣八代的青年松本博剛滿十八歲，被送到這道圍墻內，身份是衛生兵。對外說是來學“醫療防疫”，實則每天面對的，是被關在鐵籠里的中國人、冰冷的器械和一條不許多問的軍令。幾十年后，他在日本公開作證時，說了這樣一句話：“有些人，還活著的時候，我就穿著皮靴踩上去，踏在他們的心臟上。”

聽起來難以想象，但這段經歷，恰恰把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的真實面目撕開了一角。

一九三九年，南京剛被日軍占領不久，長江中下游戰局膠著，日本軍部開始在中國各地搭起一張隱秘的“細菌戰網絡”。東北有臭名昭著的關東軍731部隊，華中則落下了另一枚棋子——就藏在南京城郊，靠近紫金山與中山陵的老國民政府陸軍醫院舊址。

這一布局，絕非臨時起意。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八日，日本陸軍正式在南京設立“榮”字第1644部隊，對外掛牌“華中派遣軍防疫給水部”。名義上是負責防疫、供水，實際上，它是日本細菌戰體系在華中戰區的關鍵節點。東北的731是核心，“榮”字部隊是向各地伸出的觸角之一，南京的1644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

南京是當時日本設立的華中地區占領行政中心，長江水運便利，周邊鐵路縱橫，兵站倉庫、機場、憲兵機關密布。把這樣一支帶有高度機密任務的部隊放在這里，對日軍而言再合算不過：既便于物資、人員調配，又能借城市喧囂和“醫療機關”名義遮掩真正目的。

有意思的是，這種掩飾方式，在當時的日軍生物戰體系中幾乎是“標準配置”。“防疫”“給水”“研究所”這類詞，成了掩護“人體試驗”“細菌武器”的外衣，外人看著安心，內部卻另一番景象。

南京的1644部隊，本部就設在原中央陸軍醫院一帶，靠近中山門，西臨揚子江，北對紫金山，離中山陵的道路并不遠。這里本來是正規軍醫院，手術臺、藥房、解剖室、鍋爐房一應俱全。日軍接手之后，只做了一件事：把原來的“治病救人”，悄悄改成“研究致病”。

周邊的配套設施也極為齊全。日軍在附近設有軍用機場，便于人員快速往返；憲兵司令部和日本領事館在城區扼守情報與治安；還有陸軍醫院、日本電影院、百貨大樓等設施，為駐軍提供生活與娛樂。表面上，這片區域是一座正常運轉的占領區行政與軍事中心；在墻內，卻運轉著另一套冷冰冰的試驗機制。

不得不說，這種把罪行藏在“秩序”之中的方式，往往最具迷惑性。遠處看，是一片忙碌而井然的軍政基地；走近了，才會聞到消毒水與焚燒殘骸混合在一起的刺鼻氣味。

與東北的731部隊相比，南京的1644部隊規模略小，卻與之存在著緊密聯系。人員、技術、儀器時有流動，技術報告和試驗數據也在體系內互通。關東軍細菌戰的理論與實務經驗，很大程度上通過這一網絡向華中、華南滲透。

盡管現存的日方檔案在細節上仍有缺失，但可以肯定的是，1644不是一座“孤島”，而是一張網絡的節點。正因為節點多、分布廣，戰后調查往往只觸及冰山一角，這也成了追責上的難點。

對外是防疫機構，對內則是高度機密的特殊部隊。1644部隊在組織與管理上，體現了日軍在“保密”和“分工”方面的極端做法。

有意思的是，部隊內部也有明確的“圈層”。外圍人員負責警戒、勤務、炊事、運輸；再往里，是一般醫療工作和衛生兵服務；最核心的圈子，才真正掌握“實驗”的內容——這些人平時不多說話，與下級接觸有限，出入都有專門守衛把關。

對于這些少年兵來說，很多命令不解釋理由，只要求執行。有人質疑一句，往往換來上級一頓斥責：“軍人只要聽命，不要多想。”這種刻意切斷“知情權”的做法，讓許多參與者在當時似乎覺得自己只是做“例行工作”，等到戰后回頭看，才發現那些所謂“例行”，背后是血淋淋的事實。

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很典型的體制運作方式：把罪行拆碎成許多環節，讓每個人只負責一小塊，而且不會完整了解全局，這樣一來，既便于保密，又方便推卸責任。

一、從鄉下少年到南京衛生兵

一九二五年，松本博出生在日本熊本縣八代市一個農家。家境普通，日子算不上富裕。戰時日本實行征兵制，到了十八歲，幾乎沒有年輕男子能躲過入伍的命運。到了一九四三年，他被抽中入伍，被編入陸軍，接受所謂“皇軍戰士”的教育。

那一年日本的戰局，已經不再是一九三七、三八年那樣的“順風順水”。太平洋戰場上，美國海空力量開始反攻，中國戰場日軍也逐漸感到壓力增大。日本軍部更需要大批下級士兵補充前線與各類特種部隊。

松本從博多港登船，經釜山上岸，再一路輾轉，被送到了華中的南京。他原以為會被編入普通步兵部隊，結果在訓練中被選為衛生兵。對他來說，這似乎比直接上前線多了一絲“安全感”：畢竟衛生兵經常跟醫院打交道，在當時不少日本家庭眼里，這總歸比直接沖鋒要好些。

在南京，他接受了步兵基礎訓練和簡單醫療訓練，之后被分配到中央大學醫院七號樓。那里已經被改造成日軍的醫療設施，掛上了“防疫給水部”的招牌。上級對他的交代很直接：“服從命令，做好衛生兵的工作，其他不用問。”

在這套安排之下，一個來自鄉下的年輕人，迅速融入了一個看似“正規”的軍隊醫療體系，卻不知道自己即將面對的，是怎樣的場景。

二、鐵籠里的俘虜與“防疫”的真相

七號樓里的一部分房間，被專門改裝。窗戶加裝鐵欄，門口有崗哨，內部布置簡陋，卻異常陰冷。松本博作為衛生兵，被派去看守其中幾間。他那時雖然年輕，心里卻清楚：這些人不是日本兵，也不是普通病人，而是從南京憲兵隊轉交來的“中國人”。

這些人，有的是被懷疑為抗日戰士，有的是在街頭被抓來的“嫌疑分子”，身份復雜，卻有一個共同特點：一旦送到了這里，就失去了名字，只剩一個編號。

七號樓里曾關過七名戰俘，被分進幾個鐵籠。每個鐵籠不過一米見方，人只能蜷縮蹲著，想伸直腿都很難。夏天悶熱，冬天刺骨，空氣中混雜著汗臭、血腥和霉味。這樣的環境，哪怕只是看守的人，待久了也會心里發毛。

這句簡單的對話，幾十年后仍令他在證言中感到刺痛。

在官方說法里，1644部隊負責研究防疫與供水，按理說應該是預防霍亂、傷寒、鼠疫這類疾病。但事實是，這些戰俘在關押數日、數周甚至數月后，會被帶往內部更隱秘的房間，接受所謂的“試驗”。

具體有哪些手段，從后來各方證言和部分檔案材料里可以拼出輪廓。日軍細菌戰常用方式包括：向囚犯體內注射含病原體的液體，在傷口中涂抹細菌，強行灌食受感染食物，或者以極端方式取血、解剖等。目的只有一個——觀察病變過程，登記數據，為將來的細菌戰準備“實戰資料”。

松本作為衛生兵，并沒有資格看到全部過程。他能做的，是在“前后兩頭”執行任務。有人被帶走，他負責押送；手術結束，他負責協助“處理”。當時上級的說法很簡單：“這是為預防疾病、保護大日本帝國士兵而做的必要研究。”

在這種話術下，被關在鐵籠里的中國戰俘，就被當成了可以隨意支配的“實驗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安排模式，在日本其他細菌戰部隊中也存在。關東軍731部隊的檔案中，也能看到類似的流程：逮捕——關押——試驗——焚化——掩埋。南京和哈爾濱之間，隔著幾千里路，卻使用了出奇一致的“程序”。

這并非巧合，而是同一套軍方思維在不同地區的復制。

有些實驗結束后，囚犯還處于清醒狀態，但已經奄奄一息。松本在證言中，有一段讓人難以直視的回憶：某次操作后，一名囚犯被從臺上放下，躺在地上，他奉命上前，用穿著皮靴的腳踩在對方胸口，向下用力，直到那顆還在勉強跳動的心臟徹底停下。

這并不是出于個人沖動，而是被當成“執行命令”。在軍人的訓練中，“干凈利落地結束目標生命”，甚至被當成一種“能力”。

很多人會問：為什么他不拒絕？在那樣的環境里，這個問題很難用簡單幾個字回答。軍紀、懲罰、等級、洗腦，再加上少年兵對權威的天然畏懼，把他們牢牢捆在命令之下。有人心里不安，卻不敢違抗。

從史實角度看，這類證言也需要嚴謹對待。松本在講述時，有些專業術語帶有口語化表達，比如他提到的“把一個人的血全都抽干”，細究起來，醫療上是否真能做到“全部”，需要技術檔案去核對。但這種細節上的偏差，并不影響整件事情的性質：活人被當作試驗對象，最后又被“處理”掉，以掩蓋痕跡。

三、焚化爐、掩埋地與被刻意抹去的痕跡

實驗之后的最后一個環節，是“處理尸體”。在1644部隊，這成了某種固定“工作流程”的一部分。松本提到，尸體經常被送往鍋爐房或特定的焚燒設施處理，然后殘余骨灰被裝筐運走，在南京軍官學校對面的某片區域掩埋。

在當時的南京城郊，這種行動往往選在夜間進行。幾名士兵推著小車，蓋上篷布，看上去像是在運送普通軍需。除了內部人士，幾乎沒人會往“尸體”上去聯想。再加上一層又一層的土，時間一長，地表恢復平整，仿佛從來沒有發生過什么。

這種焚化、掩埋方式，在日本軍隊處理戰爭罪證據時極為常見。731部隊在一九四五年撤退前，曾大規模炸毀實驗室、焚燒檔案、處理尸體，企圖抹掉存在過的痕跡。南京的1644，雖然規模不及731，但在“滅跡”這件事上，思路驚人一致。

并不是所有參與者都知道確切埋葬地點，有的只知道方向：“軍官學校對面”“某塊空地”。具體到哪棵樹、哪條溝，往往只有少數軍官掌握。這也是戰后考證面臨的現實難題——很多線索被刻意模糊，只有零星的記憶可以補綴。

值得注意的是，憲兵在這一鏈條中扮演了特殊角色。南京憲兵司令部負責逮捕、審訊，篩選出他們認為“有利用價值”的俘虜，再交給1644部隊。這種“分工合作”，讓整個“試驗網絡”運轉更加順暢，也使得外界更難追蹤俘虜的去向。

從軍事角度看，這是一套運轉嚴密、分工清晰的系統；從人道角度看，卻是一條徹底泯滅個體尊嚴的流水線。這條線，從憲兵的審訊室，一直延伸到焚化爐的灰燼。

一九四五年夏天，戰爭形勢急轉直下。八月，中蘇戰爭爆發，蘇軍對日宣戰；九日，美軍在長崎投下原子彈；十五日，日本天皇發表“終戰詔書”。在華中的日軍，包括南京的1644部隊，開始倉促撤退。

在這短短的時間里，大量檔案被就地焚毀，有些器械被拆除、掩埋，俘虜幾乎沒有留下生還者的記錄。松本所在的那批人，只是按照命令，集中整理物資，跟隨部隊撤離南京，返回日本本土。

當他們離開時，原來的圍墻還在，鐵門還在，鐵絲網在風中搖擺，唯一不見的，是那些鐵籠里的身影。

回到熊本老家時，松本才二十歲出頭，母親見到他，自然是又喜又驚。但當他試著向母親吐露自己在南京見過的東西——鐵籠、實驗臺、尸體和踩踏心臟的那一刻——母親卻嚴厲地制止了他。

“別再說了！你怎么能做這種事！”據他的回憶，母親的表情里既有震驚，也有深深的羞恥。對于一個普通日本農婦來說，那些行為已經超出了她對“戰爭”的想象。

這一段家庭內部的沖突，對松本影響很大。一方面，他被母親的話刺痛，意識到自己哪怕是“聽命行事”，也參與了難以原諒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感到一種說不出口的孤立——身邊的人，既不愿聽，也不敢聽。

于是，這段記憶在他心里壓了很久。戰后相當長一段時間，他幾乎不提南京，只是在夜里偶爾從噩夢中驚醒，夢里還是鐵籠、血跡和用力踩下去的那一腳。

直到上世紀后半葉，日本國內關于侵華戰爭細菌戰問題的討論逐漸增多，一些研究者、律師、記者開始追尋731部隊的真相，相關訴訟與調查一點點展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松本才終于決定，以親歷者身份站出來作證。

在公開場合，他說自己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活著的人，有責任把真實的事說出來。”這句看似平實的話，背后實際上是一種沉重的心理負擔。在日本社會里，站出來講這種證言的人并不多，有的是沉默，有的是回避，也有的是徹底否認。選擇把過去攤開來看，對當事人而言，并不是輕松的事。

因此，研究者在使用這類證詞時，往往會和其他材料進行交叉比對。例如，日本戰后遺留檔案，盟軍占領時期的調查報告，中國地方檔案，其他日軍士兵的口述材料等等。通過不同來源的印證，才能把一條完整的事實鏈一點點拼合起來。

從目前公開的研究看，關于1644部隊的若干關鍵信息——設立時間（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八日）、地點（南京中山門附近原中央陸軍醫院）、對外名稱（華中派遣軍防疫給水部）、與憲兵機關的合作方式、焚化與掩埋殘骸的操作等——已經得到多重來源的確認。松本的證言，與這些信息在大體框架上是吻合的。

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回憶，不僅僅是個人懺悔，更是一個“內層見證者”對體系運作的補充說明。

從1644部隊的運作方式看，日本在中國實施的細菌戰并不是某個瘋狂軍官的“個人發明”，也不是一兩個單位的“偶然失范”，而是呈現出明顯的網絡化特征。以731為技術與行政支點，向外輻射若干“榮”字部隊和相關機構，分別設在不同戰區，承擔不同任務。

這樣的布局，具有兩個后果。一方面，它讓日本軍方在技術試驗和戰場應用之間，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反饋鏈條：總部提供技術方案，各地試驗搜集數據，再匯總回核心機構分析。這使得細菌戰從構想走向實踐具備了制度基礎。

另一方面，也正因為單位分散、任務切割，戰后追責變得異常困難。很多地方單位在撤退前銷毀了大部分記錄，又缺乏系統審判程序，大量具體參與者匿名消失，給歷史追查留下巨大空白。

從責任歸屬角度講，把所有問題簡單歸結到某個“惡魔軍官”身上，其實是偷懶。更值得關注的，是整套體制如何設定目標、分配任務、壓制異議，從而讓如此極端的行為變成“日常工作”。

松本這一類少年兵的處境，恰好揭示了體制中的一個裂縫。他們既是執行者，又是日后為數不多的證言提供者。從道德上看，當然不能完全撇清他們的責任；但若把所有譴責都壓在這些最底層的人身上，又沒法解釋那些設計政策、下達命令、組織實驗的一整套指揮鏈。

這正是戰爭責任問題的復雜之處。了解1644部隊的故事，有助于看清一個事實：極端命令之所以能被執行，并非因為每個參與者天生殘忍，而是因為軍國主義教育、軍紀懲罰和隱瞞真相，把他們框進了一個“可接受的沉默”之中。很多人選擇閉嘴，少數人選擇順從，而質疑者往往在一開始就被壓制。

最后，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層面，就是地方記憶的維護。像南京1644這樣的位置，有的是被重新開發，有的是被新的建筑覆蓋，有的被改作他用。地面上看起來一切如常，地下卻埋著另一段歷史。

日軍當年刻意焚化、掩埋，是為了讓這些記憶隨風而逝。但幸存者的證詞、地方民眾零碎的回憶、后來學者的調查，卻在不斷把被掩埋的部分撈上來一點。哪怕只是知道“某片地曾經埋過尸體”，對于理解那一時期南京的真實狀況，也有其意義。

松本博的講述，只是眾多片段中的一個，卻提供了難得的“內部視角”：從一名十八歲衛生兵的眼睛里，能看到一個被制度化暴力和極端保密包裹起來的黑暗世界。透過1644部隊這扇小小的窗，可以看到的是一個更大的事實——在侵華戰爭后期，日本已經把生物戰當成了可以系統推進的軍事技術，而在這項技術的背后，是一具具無名尸體，是被鐵籠困住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