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二十八那天晚上,我把離婚協議書擺在飯桌上,壓在那盤紅燒肉旁邊。
老周夾菜的筷子頓了一下,眼皮都沒抬,把那張紙往旁邊推了推,繼續扒飯。
"簽了吧。"我說。
他嚼著飯,含含糊糊回了句:"吃飯。"
我盯著他花白的鬢角和松垮的下巴,忽然覺得這個男人陌生得很。我們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吃同一鍋飯,可夜里他睡東屋,我睡西屋,中間隔著一條走廊,像隔著一條河。
這樣的日子,已經過了六年。
我叫秀蘭,今年五十二歲,在鎮上副食店當了大半輩子售貨員。老周是水電站的,前年退了休,整天窩在家里看電視、釣魚。兒子在省城安了家,一年回來不了兩趟。這個家,白天安靜得能聽見墻上掛鐘的秒針走動,晚上更安靜,只剩下各自房間里翻身的聲響。
我不是沒想過湊合過下去。可那天下午在副食店,隔壁攤位的張姐跟我說了句話,像一根針扎進了心里——
"秀蘭,你知道老周每個禮拜三下午去哪兒不?"
我當時手里正往塑料袋里裝瓜子,聽了這話,手一抖,瓜子撒了一柜臺。
張姐壓低聲音:"我家老李釣魚回來說,看見老周在河邊公園那個涼亭里,跟一個女的坐著聊天。不止一回了。"
我嘴上說"管他呢",心里頭卻翻了江。倒不是吃醋——我跟老周之間那點感情,早就像灶臺上的油漬,擦也擦不干凈,可也沒什么溫度了。我氣的是,他在外頭有心思跟別人說笑,在家里連句整話都懶得跟我講。
那天收了攤,我沒直接回家,騎著電動車繞去了河邊公園。
涼亭是空的,石桌上落了一層細碎的梧桐葉,風一吹,沙沙響。河水灰蒙蒙的,帶著臘月的寒氣。我站在那兒,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看見什么。
晚上回家,老周照例把飯做好了。兩菜一湯,擺得整整齊齊。這是他退休后唯一主動干的事。我坐下來吃,他坐對面吃,筷子碰到盤子邊的聲音,比我們說的話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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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了三天,第四天是禮拜三。
我提前關了店門,騎車到公園,躲在冬青樹叢后面。下午三點多,老周果然來了,手里拎著個保溫杯。過了十來分鐘,一個穿棗紅色羽絨服的女人也來了,五十歲上下,燙著卷發,笑起來聲音脆亮亮的。
他們坐在涼亭里,說著什么我聽不清。但我看見老周笑了——那種帶著褶子的、從眼睛里透出來的笑,我已經記不清上次在家里見到是什么時候了。
我騎車回家,一路上風刮得臉疼,眼眶熱。
當晚我翻出柜子里存了兩年的離婚協議書,第二天就擺到了飯桌上。
老周不簽。不光那天不簽,之后一個禮拜我提了三回,他都是那句話:"胡鬧。"
大年三十,兒子帶著兒媳和孫子回來了。一家人圍著桌子包餃子,孫子小手沾滿面粉,在我臉上摸了一把,笑得咯咯的。老周在旁邊搟皮兒,看了我一眼,難得說了句完整的話:"你臉上白了一塊。"
兒子在廚房刷碗時,悄悄問我:"媽,你跟爸到底怎么了?"
我說沒怎么。
兒子嘆了口氣:"我又不瞎。你倆連眼神都不對上。"
初三兒子走后,家里又空了。我把那張離婚協議書重新拍在老周面前。
這回他沒推開,放下遙控器,看了我很久。
"秀蘭,你到底為啥非要離?"
"沒感情了,在一起有什么意思?"
"你覺得沒意思?"
"你自己說,咱倆多久沒正經說過話了?"
他沉默了好一會兒,忽然問了一句:"你是不是知道老陳媳婦的事了?"
我一愣。
他說,那個女人叫劉翠芬,是他以前水電站同事老陳的遺孀。老陳去年查出肝癌,走之前托老周隔三差五去看看翠芬,幫忙跑跑腿辦辦事。"她一個人,兒女都在外地,連暖氣管子漏了都不會修。"
我張了張嘴,說不出話。
老周從茶幾抽屜里翻出一個皺巴巴的信封,里面是老陳的字條,寫著"老周,翠芬就拜托你了",下面還按了個紅手印。
"我沒跟你說,是怕你多想。"老周低著頭,聲音悶得像捂在棉被里,"可你也沒問過我。"
這句話,比冬天的冷風還扎人。
我細想,這些年我何嘗主動關心過他?他做好飯我嫌咸嫌淡,他釣魚回來我嫌弄臟地板,他遞過來的蘋果我說減肥不吃。是從什么時候起,我們把所有的耐心都給了孩子、給了外人,卻對枕邊人越來越吝嗇?
那天晚上,我沒回西屋。我在東屋門口站了一會兒,推門進去。老周靠在床頭看手機,看見我,手指僵住了。
我在床沿坐下,半天才說:"明天你帶我去看看翠芬吧。"
他愣了一下,點點頭。
窗外北風呼呼地刮,暖氣管里的水咕嚕嚕流著。我聽見這個舊屋子里,終于有了一點活著的聲響。
離婚協議書,后來被我壓在了柜底。不是因為感情突然回來了,是因為我明白了一件事——有些婚姻,不是死在沒有愛情上,而是死在誰也不肯先開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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