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人罪行的延伸責任

《光》，楊莉/攝影，圖源自《光影與紀實》，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不同民族對歷史的記憶與反思，尤其是對本民族歷史上所犯過錯甚至罪惡的檢討，常常成為影響國際關系的大事項。在東亞鄰國的印象里，日本多被認為是一個缺少真正檢討的典型。德國卻往往是大家表揚的對象，因為德國在二戰后對納粹暴行的深刻反思與道歉，當然也包括后來的政府對新納粹行為的嚴厲禁止。

這樣的觀點不僅為中國人所堅信，2013年8月，美國知名導演奧利弗·斯通在日本的一場公開演講中也直言不諱地批評東道主，說與德國比起來，日本總是回避認罪，缺乏對歷史的真誠態度。

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省也經歷了艱苦的過程。首先是罪行何以會發生，如果無法給出一種符合真相并且足以服人的解釋，那就很難汲取歷史的教訓。一項規模巨大的惡行之所以會發生，常有各種足以令參與者信服的理論與理由，它們足以點燃激情，激勵行動。

二戰結束后，納粹惡行被廣泛揭露，尤其是慘無人道地屠殺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完全是最嚴重的反人類暴行，甚至許多德國人都驚呆了。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也表達過不可理喻的嘆息：

“在過去的12年里，我們身上發生了一些事情，它們似乎重新鑄造了我們。我這樣形容這件事：魔鬼暴風雨般地襲擊了我們，把我們和他們一道卷進了使我們看不見、聽不到的混亂之中。我們體驗了類似于中世紀后期巫術中邪的東西。”

但是，用惡魔附體這樣的超自然理由還是無法解釋，這個出過路德、歌德和康德的民族，為什么能夠如此缺德。有不少歷史學家試圖剖析魏瑪時代德國人和德國面臨的種種困境和具有的特殊心理，來作出解釋?？墒牵駷橹?，仍然留下很多疑惑。

對歷史的關注也許有著現實的目的。所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回顧歷史總是為了讓后來者免于遺忘，避免重演過去的悲劇。所以，探討納粹的起因以及對各種沖突的解釋，與采取有效的措施不斷喚起人們對罪惡的記憶，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不過，德國在這方面經歷的艱難與曲折似乎被忽視了。1970年12月，西德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他在猶太受害者紀念碑那“驚天一跪”給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為一面鏡子，反襯出其他國家的不足。不久前，一份中國的官方報紙刊文紀念抗戰勝利，題目就是：“跪對歷史：安倍該學勃蘭特”。

其實，二戰后，無論是在社會主義東德，還是在資本主義西德，都曾經存在對納粹罪惡的刻意回避和下意識回避。東德簡單地把它歸咎于資本主義制度。在西德，報紙、期刊和其他出版物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討論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一直到1960年代末，納粹研究的最重要的作品都非德國學者所著。德國的歷史學界在做什么呢？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寧愿放遠視界，去研究更古老的歷史。

另一方面，顯示夢魘還在困擾著史學家的證據，是逐漸出現了一些所謂保守主義的作品，力圖證明納粹的種族大屠殺并非德國獨創，甚至說它是蘇俄消滅資產階級的一種反向模仿。這種說法本身也許并無辯護的意圖，但卻引起受害國和受害民族的警覺，人們譴責這些歷史學家客觀上起到了洗刷罪惡的作用。

受害者窮追不舍的姿態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一些德國人內心隱秘的反感。一些人甚至公開發出疑問：我們到底要為父輩或祖輩的罪惡背負多長時間的十字架？德國人要永遠這樣忍氣吞聲下去？

這幾乎是一個無解的難題。只是，據我對德國與日本的觀察，兩個國家的差異顯而易見。在今天的德國，勃蘭登堡門旁邊，建起了猶太受害人紀念館，其規模之巨大，陳列物品之震撼人心，都令人印象深刻。在全國每一個發生過殺戮猶太人的地方，都樹立起紀念碑。甚至在柏林等城市的人行道上，石塊中間還鑲嵌著銘刻姓名的金屬塊，那是從這里被押解并遭到殺害的猶太人的紀念牌。更有一些民間社團，在政府財政支持下，從事對納粹時代受到迫害或從事勞工的東歐人的賠償事務。我在柏林就專門訪問了這樣的基金會。

相比之下，日本很少有對戰爭罪行表達懺悔的紀念物。相反，靖國神社旁邊設有表彰日本軍人精忠報國的大型展覽“游就館”，其中充滿對二戰期間日本軍人的歌頌。在東京大學校園，我還看到一座醫學院同窗陣亡者紀念碑，細看其中死者生平，不少是在侵華戰爭中的死者。這樣的紀念物在德國是不可想象的。

原創慕槐，內容轉載自公眾號“慕槐”。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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