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美國人看中國AI，看到了同一件事

2026年4月，兩篇關于中國AI的重頭文章幾乎同時出現在美國主流媒體上。

一篇發在《紐約時報》。作者是一位剛從中國采訪歸來的記者，他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跑了一圈，跟十多位中國AI領域的核心人物做了深度對話，看到中國AI的發展，認為美國無法擊敗或者說遏制中國，can't beat。

另一篇發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作者是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剛剛卸任。這是他離開白宮后第一次系統性地公開談論中美科技競爭。

兩篇文章的視角和表達完全不同。記者寫的是見聞，是他在華為園區坐自動駕駛汽車的體驗，是他跟中國科技公司CEO面對面聊天時聽到的原話。沙利文寫的是戰略框架，是他在白宮四年形成的對中美科技格局的完整判斷，洋洋灑灑上萬字，從半導體講到生物技術，從供應鏈講到清潔能源。

一個自下而上，一個自上而下。

但讀完兩篇文章，你會發現一件有點出乎意料的事：他們看到的中國AI，輪廓是重合的。而那個輪廓，跟過去幾年美國主流敘事里的中國AI形象，有不小的偏差。

一、中美AI不在同一條賽道上

先說兩個人看到的第一件相同的事。

沙利文在《外交事務》的長文里，上來就做了一個自我糾偏。他說，美國數十年來對中國科技的定位，建立在一個"安靜但強大的假設"之上：

認為北京本質上在跑和美國同樣的賽跑，只是慢了幾步。中國被視為一個模仿者，善于復制，創新滯后，最終依賴于獲取西方技術。美國的領先被認為是持久的，甚至是自我維持的。

沙利文的判斷是：這個假設沒有得到驗證。

他認為中國并沒有在同一條跑道上追趕美國的創新。中國追求的是一種不同的路徑：以生產規模、關鍵原材料的控制和供應鏈節點的掌握為核心。他舉了幾個具體的例子。

中國目前生產了全球超過70%的鋰離子電池，控制了大約四分之三的全球電池制造產能。在稀土加工、藥品原料等領域，中國也已經建立了主導地位。沙利文的概括很精煉：美國在跑一場賽跑，中國在跑另一場。

美國更多地聚焦于保持創新突破的領先，相信這些突破會自然地轉化為經濟、軍事和軟實力。而中國聚焦的恰恰是這個"轉化"本身，致力于將技術進步變成經濟和安全領域的實際能力。

這個判斷如果只是來自華盛頓的書桌，說服力可能有限。但遠在白宮之外，《紐約時報》那位記者在中國的實地采訪中，從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同樣的圖景。

2022年，拜登政府推出了芯片出口管制政策，試圖通過切斷尖端半導體供應來遏制中國的AI發展。這項政策的前提假設是：AI數據中心使用的高端芯片組體積跟滑板差不多大，沒法簡單地塞進手提箱走私，而且離開芯片制造商工程團隊的現場支持就很難投入使用。所以理論上，管制應該是有效的。

記者發現，現實跟理論之間的距離比想象中大得多。

中國的AI模型開發者找到了一條簡單的繞行路線：在其他國家的芯片上訓練模型。一個中國團隊只需要在東南亞鄰國租用AI數據中心的算力，就可以完成模型訓練。隱藏模型的中國來源并不困難。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學習如何擺脫對單一尖端芯片的依賴，方法是將性能較低的芯片堆疊組合使用。

還有一個更巧妙的路徑：蒸餾。每當美國實驗室推出一個前沿模型，中國競爭對手就會迅速逆向解析其能力，用更少的算力構建出一個性能相當的版本。記者寫道："后發者反而占據優勢。"

美國AI科學家曾經有一個論點來回應"快速跟隨"的威脅。他們說，"智能爆炸"（intelligence explosion）即將來臨，AI系統很快就能自己編寫升級代碼，形成遞歸式的自我改進。率先觸及這個"奇點"的國家將贏得AI競賽，哪怕跟隨者只落后幾個月。

三年半過去了，AI確實開始生成代碼來升級自身，這個反饋循環已經啟動。但記者的觀察是：這并沒有拉開差距。因為競爭的關鍵根本不在模型本身。

一個在華盛頓推導出的戰略判斷，一個在深圳親眼看見的事實，指向了同一個方向。

二、部署，部署，部署

兩篇文章的第二個交匯點更加具體：AI競爭的關鍵不在于誰的模型更強大，而在于誰能把AI真正嵌入到經濟運轉中去。

這個判斷多少有些反直覺。過去兩年，科技媒體和社交網絡上關于AI競爭的討論，幾乎全部圍繞"模型"展開。誰的參數更多，誰的基準測試跑分更高，誰又發布了新一代大模型。排行榜一輪接一輪地刷新，每次都能引發一波焦慮或興奮。

沙利文看到的是另一個維度。他在文章中寫道：

僅僅第一個發現新的突破是不夠的，如果別人在部署上比你更快的話。僅僅在設計上領先也是不夠的，如果生產所需的投入和產能不在美國或其盟友的掌控之中。

他還引用了政治學者Jeffrey Ding的研究來佐證這個判斷。Ding的研究表明，在冷戰期間，蘇聯在不少前沿科技領域并不落后于美國，但它在技術擴散和應用落地這個環節全面失敗。技術發明出來了，但沒有被廣泛采用，沒有滲透到經濟和社會的毛細血管里。這才是蘇聯在科技競賽中真正潰敗的原因。

沙利文的言下之意很清楚：美國不能重蹈蘇聯的覆轍。光有最好的實驗室不夠，技術必須被用起來。

《紐約時報》記者則用他在中國的親身經歷，為這個戰略判斷提供了具體的畫面。

他寫到，華為和海康威視等受美國制裁的公司，正在將AI系統部署到一系列實際場景中：高鐵的維護檢查、礦山的運營管理、水樣的掃描分析以評估污染狀況。這些不是實驗室里的demo，是正在運行的工業系統。

記者本人在華為位于深圳附近的園區里，坐上了一輛自動駕駛汽車。副駕駛座上有一個裝置在給他按摩背部，而車輛的轉向操控，用他的原話說，"堪稱完美"。

他的結論跟沙利文遙相呼應：

決定AI競賽勝負的，不是前沿模型不斷增強的能力，而是AI的部署。要改變經濟格局，AI必須嵌入商業流程之中。尖端模型的原始算力必須轉化為實際應用。

沙利文從戰略理論出發，記者從現場觀察出發，兩個人在"部署比模型更重要"這個判斷上完全合流。對于習慣了盯著大模型排行榜看競爭格局的人來說，這個視角的切換可能需要一點時間來消化。

三、制造業是AI的土壤

沙利文的文章里有一段論述，讀起來不像是在談AI，更像是在談工業史。但恰恰是這段話，把"為什么中國在AI部署上表現突出"這個問題推到了更深的一層。

過去幾十年，美國形成了一個廣泛接受的分工假設：技術設計和前沿研究是美國的天然優勢，制造業是成本中心，可以安全地轉移到海外。沙利文認為這個假設出了問題。他的原話值得細讀：

當制造業離開時，工藝工程知識也隨之流失。隨著時間推移，這種知識外流會侵蝕支撐技術領先的反饋循環。

他引用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的研究。兩位經濟學家梳理了工業革命的歷史，發現一個規律：那個時代真正推動發明向前發展的創新工程師，大量來自制造業一線，是有手藝背景的人。不是坐在書齋里的理論家，是在車間里摸過機器、聞過機油的實踐者。

沙利文由此得出了一個判斷：

一個不再動手造東西、不再動手搗鼓技術的國家，終將失去推動這些技術進步的能力。一個放任整體工業基礎萎縮的國家，喪失的是制度性知識、對供應鏈的掌控，以及生產的深度和多樣性，這會讓它在需要在特定關鍵領域建立實力時更加困難。

說這話的人，在白宮坐了四年，親手制定了對華科技政策。這不是學術論文里的觀點，是操盤手的復盤。

回過頭看《紐約時報》記者在中國的見聞，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對應關系。他看到的那些AI落地案例，高鐵維護、礦山管理、自動駕駛、水質監測，全部生長在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的場景里。

華為能把AI裝進自動駕駛汽車，前提是它在通信硬件和電子制造上積累了幾十年。海康威視能把AI嵌入工業檢測流程，前提是它長期扎根在安防設備的研發和生產中。

這些公司的AI能力不是憑空長出來的。它們的底座是制造業。工廠提供了海量的真實場景數據，產線提供了AI部署的物理載體，成熟的供應鏈網絡提供了規模化的可能性。

沙利文在華盛頓從理論上論證了"創新不能脫離制造"，記者在深圳從現場觀察到了這個論證的活樣本。兩條線索在這里交匯，指向一個可能被長期低估的事實：制造業不是創新的對立面，它是創新的基礎設施。

四、同一個診斷，兩張藥方

讀到這里，兩個人的觀察高度一致。但在"接下來該怎么辦"這個問題上，他們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紐約時報》記者的判斷很明確：芯片出口管制已經失敗了。

他的論據來自實地觀察。中國繞過管制的方式不是一種，是好幾種同時在運轉：租用東南亞國家的數據中心算力、將低端芯片堆疊組合使用、通過蒸餾技術快速復制美國前沿模型的能力。他寫道：

即使參議院跟隨眾議院通過限制中國使用境外數據中心的法案，中國規避管制的能力也不會改變。

在他看來，管制的問題不僅僅是"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更大的代價在于，它堵死了另一條可能更有價值的路。記者在中國的采訪讓他相信，中國的科技精英確實關心AI安全問題。如果美國當初選擇的不是封鎖，而是對話，結果可能不同。

他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替代方案：美國應該跟中國談判一個AI版的《核不擴散條約》。用取消芯片管制作為籌碼，換取中國參與一個全球性的AI安全治理框架。他承認這聽起來有些天真，但他認為，比起一個注定失敗的封鎖策略，這條路至少有成功的可能性。

拜登政府做出了一個戰略選擇，將延緩中國發展置于其他擔憂之上。另一種選擇本可以是對中國說：你們是科技超級大國，我們也是科技超級大國。讓我們攜手確保AI不會落入流氓國家和恐怖分子手中。

沙利文的立場不同。他并不認為應該放棄管制，相反，他系統性地論證了為什么需要繼續。只是方式要調整。

他提議繼續加碼"小院高墻"：管控的范圍要小而精準，只聚焦最敏感的技術節點，比如最先進的半導體；但在這個小范圍內，管控的力度必須足夠強。他明確反對全面脫鉤，認為在農產品和基本消費品等非敏感領域保持貿易對美國家庭有益。但在先進計算芯片這個點上，他認為放松管制等于"自愿放棄美國及其盟友目前擁有的最具決定性的優勢之一"。

面對"管制適得其反、反而刺激中國加速自研"的質疑，沙利文直接回應：

中國領導人早在這些管制措施出臺之前，就已經把芯片自研列為最高國家優先事項，并投入了大量資源。

他的意思是：中國的芯片自研進程不是管制"催生"的，管制只是讓一個已經在進行的進程變得更加緊迫。

兩個人對事實的判斷其實高度一致：中國的技術能力比外界普遍認知的要強得多，全面脫鉤既不現實也不可取。真正的分歧在于一個更底層的問題：前沿技術的擴散，是像水一樣終究會找到出路的自然過程，還是可以通過精準的干預來延緩和管控的？

記者傾向于前者。他在中國看到的一切都在告訴他，技術擴散的力量比任何政策工具都強大。沙利文傾向于后者。他相信，即便不能完全阻止，延緩本身也有戰略價值。

這個分歧沒有標準答案。但它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張力：當兩個科技大國的能力越來越接近時，"管控"和"合作"之間的選擇，本身就變成了一個越來越難回答的問題。

五、"你不會把核武器開源的"

兩篇文章里還有一條暗線，容易被政策辯論的噪音蓋過去。

關于AI安全，全球科技圈正在形成一種真實的、不是表演性質的擔憂。

《紐約時報》記者講了一個細節。他走訪了一家構建和發布AI基礎模型的知名中國科技公司。這家公司的模型目前是開源的，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下載和修改。如果有人用它來發動網絡攻擊，沒有任何機制可以阻止。

但這家公司的CEO當著記者的面，說了一段坦率到讓人意外的話：隨著AI變得越來越強大，繼續堅持開源將是瘋狂的。

你不會把核武器開源的。

注意是誰在說這句話。不是AI安全研究員在學術會議上的呼吁，是一個正在運營開源AI模型的公司創始人，在質疑自己賴以生存的商業模式。

記者還記錄了另一個場景。被稱為“龍蝦”的OpenClaw的高級AI智能體在中國引發了下載熱潮，大量普通用戶爭相體驗這個功能強大的AI助手。表面上看，這種熱情似乎印證了一個流行的說法：中國人熱愛創新勝過懼怕創新。

但記者接觸到的研究人員和行業領袖，態度完全不同。一位知名商學院教授對他說：OpenClaw讓你的電腦"裸奔"。而很快，官方明確反對在政府系統上使用OpenClaw，并警告公眾這個智能體可能對個人數據造成嚴重損害。

在大洋彼岸，沙利文在他的戰略長文中用了整整一個章節來討論AI安全標準的問題。他主張美國應該主導建立AI系統發布前的標準化安全評估體系，在合成生物學等與AI日益融合的領域建立共同的篩查協議。

他還回應了一個在美國科技圈很有市場的論調：關注安全會拖慢速度，讓美國在競爭中落后。沙利文的反駁角度很獨特：

確保安全和可信不會讓美國和盟友走得更慢。它最終會讓他們走得更快。因為不確定性才是猶豫的根源。當決策者和產業界對安全和可靠性缺乏信心時，他們反而更不愿意采用新技術。

這個邏輯鏈條值得拆開來看。安全不是速度的對立面。不確定性才是。當沒有人知道一個AI系統會不會出問題、出了問題誰來負責的時候，企業和政府的本能反應是觀望，是推遲采用。建立安全標準，反而是消除這種猶豫、加速技術擴散的前提條件。

沙利文還提到了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2024年，中美兩國元首會晤時，就"核武器使用必須保持人類控制"達成了共識。這說明即便在最敏感的議題上，兩個大國之間的對話窗口并沒有完全關閉。

把這些信息放在一起看，會浮現出一個有意思的圖景。中國的科技CEO在說"不能把核武器開源"，中國政府在限制不安全的AI產品，美國的前國安顧問在論證"安全讓你跑得更快"。這些聲音來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利益訴求，但它們的底層焦慮是相通的。

當一項技術足夠強大，"誰跑得快"就不再是唯一需要回答的問題。"怎么確保不失控"變得同樣緊迫。這可能是在全球AI競爭的諸多議題中，最有可能找到共同語言的一個。

六、競爭剛剛開始，遠沒有到達終點線

沙利文在文章接近尾聲時寫了一句話：這場競爭不是短跑，是馬拉松。

但仔細想想，馬拉松好歹有個終點。

太空競賽有終點：登月。核武器競賽有某種終點：確保相互毀滅的均勢。AI競賽呢？沙利文自己也承認，勝出不會是"一方宣布勝利的單一時刻"。這場競爭將"無限期地延續，跨越廣泛的領域"。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不存在一個"贏了就可以松口氣"的節點。競爭的形態更像是一種持續的狀態，而不是一場有輸贏的比賽。

《紐約時報》記者給出了另一種視角。他在文章結尾回望了一段冷戰歷史：

在冷戰期間，美國曾多次通過從對抗轉向緩和來維護自身利益：《核不擴散條約》的簽署距古巴導彈危機僅僅六年。現在正是回顧那段歷史的好時機。

六年。從差點毀滅世界，到坐下來簽一份條約。歷史上的轉折，有時候比人們以為的來得更快。

兩個美國人看中國AI，看到了同一件事：中國走出了一條跟美國預設劇本不同的技術路徑，AI的產業落地正在成為競爭的真正焦點，而AI安全正在從一個抽象的議題變成所有人都繞不開的現實問題。

他們在"怎么辦"上的分歧也很真實。記者看到的是技術擴散的不可阻擋，戰略家看到的是精準管控的必要性。兩種判斷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盲區。

但如果退后一步，從更遠的距離看這兩篇文章，會發現一個兩個人都沒有明說、但字里行間都在暗示的東西：在這場沒有終點線的競賽中，真正決定位置的，可能不是誰的模型跑分更高，而是誰把技術更深地扎進了真實世界的土壤里。【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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