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領導人1933年叛變后任復旦教授

1932年冬天，天津的一間小旅館里，一個中年男子被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驚醒。門被撞開，荷槍實彈的憲兵沖了進來，把他按倒在地。有人在一旁低聲說了一句：“就是他，黨中央來人。”這名被捕的人，叫黃平，當時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主管黨的交通系統，在黨內已經算是“高層人物”。從這一刻起，他的命運徹底轉了彎。

有意思的是，若把時間往前推二十年，很難想象這個在天津被捕的“紅色要員”，不過是漢口一個小買辦家庭里長大的普通學生。再往后看，解放后他又出現在上海復旦大學講臺上，成了外語系的一名教授。革命者、叛變者、大學教授，這三個看似不相干的身份，偏偏集中在黃平一人身上。

把黃平的一生串起來，可以看到一條并不平直的軌跡：早年受新思潮影響走上革命道路，在工運與起義中闖出名聲，后來被捕變節，遠離政治生活，又在新政權建立后主動申述，被安排走上講臺，最后以一句“羞答錯事十有九”來收束自己的一生。這種曲折，既是個人性格與選擇的結果，也折射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環境的復雜與殘酷。

一九零二年前后，黃平出生在湖北漢口一個小買辦家庭。所謂“小買辦”，說白了，就是在洋行與中國商人之間跑腿做中間人的人，掙的是辛苦錢，見的是洋貨和外商。家里不算窮得揭不開鍋，但絕談不上殷實。真正改變這個家庭命運的，是黃平的二哥。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那年，二哥從國外留學歸來，轉去上海發展，后來在復旦公學（即后來的復旦大學）任教。家里突然多出一位“留洋先生”，不光讓親戚們眼前一亮，也悄悄打開了一條新的路子。在這個年代，誰家有個讀洋書、會外語的，便等于抓住了“新世界”的門把手。

對于一個出身小買辦家庭的年輕人來說，這些新名詞既晦澀又新鮮。翻譯得多了，他開始琢磨：為什么俄國的沙皇會被推翻？什么叫“無產階級專政”？這些問題，在當時不少青年腦子里打轉，但能真正找到答案的人并不多。黃平的眼前，漸漸浮現出去俄國看看、去系統學一學的想法。

不得不說，年輕人的念頭，有時就靠一個機會成真。黃平的工作表現，引起了一位上級的注意。這位上級認識當時負責組織中國青年赴蘇學習的代表團負責人。在他的引薦下，黃平得到了一個留蘇名額。對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而言，這簡直像是突然打開了一扇新門。

1920年前后，黃平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路。與他同行或前后到達的，還有一批后來在中國革命史上留名的青年，比如趙世炎、陳延年、鄧中夏等人。目的地是當時專門培養東方各國革命干部的東方大學，還有與共產國際相關的培訓機構。

在莫斯科的那段時間，對黃平影響極大。東方大學的課程與國內傳統書院完全不同，馬列主義理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政黨組織原則，這些成了日常功課。課堂上不僅講理論，還講怎樣建立地下組織，怎樣做群眾工作，怎樣進行秘密交通。課堂之外，中國學生聚在宿舍、食堂，也常常就國內局勢爭論不休。

就在這期間，他在趙世炎、陳延年的介紹下，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兩位都是早期工運與學生運動的骨干，又都以堅定與勇敢著稱。對于剛入黨的黃平來說，能夠被他們接納，是一種肯定，也是一種壓力。后來他在回憶中提到，這段時間，是自己“一生中思想最為堅定、最為激昂的幾年”。

二十年代中期，隨著國內局勢的變化，中共中央需要大批受過訓練的干部回國工作。1924年前后，黃平回到中國，按照組織安排與周恩來取得聯系。當時中共與國民黨第一次合作正在展開，許多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在聯合戰線中開展工作。

黃平也被安排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派往香港，擔任國民黨駐港特派員。別看這個頭銜聽上去偏“國民黨”，但實際任務卻是代表中共開展工人運動、聯絡工會和商棧。在香港，他接觸到了碼頭工人、車船工人、印刷工人，開始把書本上的“工人階級”變成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面孔。

一、從香港工人糾紛到省港大罷工

剛到香港時，黃平面對的是一個多重勢力交織的復雜社會：英殖民當局、華資商人、幫會勢力、國共兩黨代表都在其中活動。工運工作，說白了就是在夾縫中“找縫隙”，一邊要喚起工人維權意識，一邊要避免引來立刻的封殺。

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上海工人和學生遭到英國巡捕槍擊，全國義憤填膺。消息傳到南方，香港、廣州之間的工運力量迅速呼應。黃平參與組織和發動了震動一時的省港大罷工。那是一場持續一年多的大規模斗爭，數萬工人罷工，交通運輸停擺，香港殖民地當局備受壓力。

在罷工委員會中，黃平主要負責宣傳、聯絡，與廣東方面的工運機構保持密切聯系。罷工意味著工人失去收入，生活無著，對組織者是一個極大的考驗。糧秣供應、醫療救助、與商戶交涉，螺絲扣千頭萬緒，稍有不慎就會出現混亂。

有工人代表曾對他半開玩笑地說：“黃先生，你們講革命，我們只看兩件事——肚子和骨頭。肚子要能填飽，骨頭不能白挨打。”這句話，說得粗，卻說到了工運工作的要害。在這種近距離接觸中，黃平對“工人階級”這個概念，有了比課堂上深得多的感受。

省港大罷工在政治上產生了巨大影響，也讓中共在廣東地區的組織力量顯著擴大。黃平在其中的表現，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他隨即被調往廣東，擔任省總工會和工運委員會的重要負責人之一，也為后來的下一步任務埋下了伏筆。

1927年以前，黃平的身份，是一名敢闖敢干的工運干部。但1927年這一年，中國政治風向急轉直下，國共關系破裂，白色恐怖席卷大城市。許多原本在公開場合活動的黨員，一夜之間轉入地下。黃平也跟著形勢，被卷入一場更大的風浪。

二、廣州起義與“責任人”的標簽

1927年春夏，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同年五月，湖南、湖北又發生“馬日事變”，革命力量遭到嚴重打擊。中共中央機關被迫多次轉移，交通線緊張而混亂。

同年秋冬，為了在南方保存和發展力量，中央決定在廣東建立臨時南方局，恢復和加強那里的黨組織。黃平奉命南下，與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人一道，參與籌劃一場重要的武裝起義——廣州起義。

1927年12月初，張太雷主持召開廣東省委會議，討論發動起義的條件和方案。黃平作為黨的領導骨干之一，出席會議，參與籌劃。會議決定發動工人、士兵，在廣州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政權。那段時間，廣州城內外緊張氣氛日益濃重，各種小道消息四處流傳，大家都知道“大事要發生”。

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起義部隊與工人糾察隊一度控制了城區，隨即宣布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張太雷任主席，黃平被任命為蘇維埃人民內務委員，負責公安、保衛、戶籍管理等工作。蘇維埃政府只維持了短短三天，卻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濃重一筆。

起義期間，戰況激烈。許多參加起義的工人甚至連像樣的槍支都沒有，只能拿著大刀、梭鏢上街。起義部隊在城內巷戰，敵軍則從外圍不斷集結反攻力量。起義爆發后不久，張太雷在指揮戰斗時犧牲，蘇維埃政府群龍無首，黃平等人不得不臨時承擔起更多指揮責任。

局勢急轉直下。由于外援未能到位，地方力量分散，起義在三天后被鎮壓。大量蘇維埃干部和起義參與者被捕、犧牲。黃平在同行的掩護下，輾轉撤離，僥幸脫險。但從組織角度看，起義失敗已經造成重大損失。

有意思的是，站在當時決策層角度，起義失敗當然需要有人擔責；但從歷史學角度回看，這次失敗并不完全是某幾個負責人的個人問題。敵強我弱、城市武裝起義缺乏堅實基礎、外線配合不到位，這些都是結構性的原因。只是對于身處其間的黃平來說，他感受到的，是組織的批評、同志的犧牲、自己的愧疚交織在一起。

起義后不久，黃平被暫時從一線工運工作調離。1928年，中共決定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重新調整路線。因為在黨內已有資歷、又熟悉俄語，黃平被推選為代表，赴莫斯科參會。

這一階段的黃平，可以說是站在了黨內政治舞臺的較高位置：曾在國內工運與起義中擔任要職，現在又在莫斯科參與黨的最高級別會議和聯絡工作。1931年，中共在國內組織“六屆四中全會”，他被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并被任命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負責全黨的交通工作。

從漢口小買辦之子，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生、廣州蘇維埃內務委員、中共中央委員，這條路走下來，不過十來年。對許多人而言，這是令人羨慕的“革命履歷”。但命運的拐點，往往就在看似風光的時候悄悄出現。1932年，黃平在天津的一次出差，就演變成了改變人生的大事。

三、天津被捕、自首書與“脫身”的代價

1932年，為了了解北方工人運動情況，也為了檢查交通線安全，黃平奉命前往天津。那時的天津，是華北的重要城市，租界林立，各種勢力盤根錯節。共產黨在這里有一定基礎，但也一直被國民黨特務盯著。

黃平到達天津后，按預定計劃與接頭人碰面，走訪了一些工會和秘密聯絡點。他所在的旅館看上去不起眼，卻早已落入敵人視線。一天夜里，他剛躺下不久，門便被撞開，國民黨特務與憲兵一擁而上，把他捆了個結實。

剛被捕時，黃平還保持著職業慣性，堅稱自己只是普通商人，否認一切政治身份。在地方警察局和憲兵隊輪番審問下，他先是死扛，拒不交代。敵人見軟的不行，便開始施以酷刑——吊打、電刑、灌辣椒水，這些手段在當年的審訊室并不罕見。

后來的發展，就走向了另一條路。面對日復一日的刑訊和威脅，黃平的意志開始動搖。為了“減輕刑罰”“保住性命”，他逐漸開始透露一些組織情報。據原有材料記載，他供出了若干接頭地址，被捕的地點、交通要員的身份等敏感信息。有說法認為，他還交代了劉少奇在上海的住處。當然，關于這一點，因涉及重大人物，需要結合黨史檔案等多方面史料進一步核實，不能單憑當事人或單一出處斷言。

不管細節如何，有一點基本可以確認：黃平在獄中已經突破了原本的紀律底線，向敵人交代了組織情況。這類行為，在當時被視為“叛變”“變節”，組織上一向看得極嚴。

這份“自首書”，據后來披露的內容看，措辭相當模棱兩可，一方面承認自己曾從事“錯誤活動”，另一方面又盡量回避給別人定性，以求既取悅審訊者，又不給自己留太重的“罪證”。可以看出，他當時已不再是那個只知向前沖的工運干部，而是在生死邊緣四處尋找縫隙的囚犯。

在這一階段，家庭的作用再次顯現。黃平的二哥此時已經在上海、教育界有一定社會關系。他得知弟弟被捕的消息后，想盡辦法打通關系，通過律師、熟人向南京方面疏通，希望能保黃平一命。再加上黃平已經在“自首書”中表態，配合審訊，敵方認為他“已無再利用價值”，加上國際形勢變化，逐漸放松了看管。

從監獄出來后，黃平已經很難再回到原來的圈子。老同志們見到他，要么躲著走，要么冷眼相向。他清楚自己在黨內已經沒有立足之地，若再貿然接近舊聯系人，只會引起更大的猜疑和麻煩。于是，他干脆退出革命活動，以普通市民身份謀生。

黃平自己也無法回避心里的陰影。身邊偶有人提及舊事，他往往含糊其辭，甚至避而不談。他清楚，自己在牢里的選擇，已經在革命隊伍中留下了一個抹不去的印記。對于那一代人來說，“叛徒”兩個字，幾乎等同于人格的崩塌。

時間就這樣一點點往后推。抗日戰爭爆發，政局再度巨變，他沒有重返革命隊伍的明確記載，多半保持著低調的市民生活；到全面解放前后，黃平已經五十歲上下，青春時代的熱血歲月仿佛隔了一輩子。

1949年，解放軍渡江，上海解放。這座城市的街頭巷尾，換上了新的旗幟，也迎來了形形色色的“舊人”。那些曾經離開黨組織、甚至叛變的人，站在新時代的門檻前，各自做出不同的選擇。黃平的選擇，是主動走到新政權面前，把自己過去的經歷一五一十攤開。

四、復旦講臺與一生“總賬”的寫下

上海解放后不久，黃平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有關黨組織遞交了材料，說明自己的身世與政治經歷。他詳細交代了從參加革命、赴蘇學習、參與廣州起義、擔任中央交通負責人到被捕、變節、出獄后的全部過程，并主動要求組織對自己作出處理。

據當時的記載，他在申述中并沒有為自己開脫，而是承認在敵人面前失敗、給組織造成損失，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之所以主動說明情況，一方面是意識到新政權建立后，躲是躲不過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長期心理壓力的驅使，希望“把話講清楚”，免得留下后患。

上海市委相關部門對他的材料進行了為期數月的審查。審查工作并不輕松，需要調閱舊檔案，找仍然在世的相關當事人核對細節，同時還要研判他的態度是否真誠。當時的政策，對曾經叛變過的人，并非一律“打死不放”，而是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有的曾造成重大損失、態度惡劣，必須嚴肅處理；有的雖有嚴重錯誤，但后來主動坦白，且具備某種專業技能，可以考慮在嚴格控制前提下“另作安排”。

黃平屬于后一種。經過大約三個月的調查與討論，組織認為他確有嚴重問題，不可能恢復黨籍，也無法回到政治崗位，但考慮到他在外語方面的專長、年齡已經不小、態度上主動坦白，可以在教育系統安排工作。一方面是出于對知識分子的統戰與利用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給予他一個“以勞養德、悔過自新”的平臺。

就這樣，黃平被正式安排到復旦大學外語系，擔任教授。這個安排，從外人看來，也許頗有幾分戲劇性——早年在復旦任教的是他的二哥，幾十年后，他自己也走上了同一所學校的講臺。只不過，二哥曾以“留洋學者”的身份出現，而他則背著一段沉重的政治歷史。

在復旦的歲月里，他主要從事英語教學與翻譯工作。據一些學生回憶，黃平授課時態度嚴謹，要求嚴格，對語言細節抓得很緊，但很少主動談起自己過去的政治經歷。課堂上，他是普通的外語教師；課下，偶有熟悉內情的人知道，這位老師曾經出現在中國革命史的關鍵場景中。

對組織來說，把他放在課堂，而不是機關、政法單位，是一種很明顯的“劃界”：可以用其才，不再托其政。對他個人來說，這既是機會，也是提醒——人生后半段，最好老老實實教書，不要再發生風波。

在回憶錄的結尾，他寫下了一句頗為刺目的話：“羞答錯事十有九，唯一沒錯的是信仰共產主義。”這句話看似有些別扭，但倒確實點中了他一生的矛盾所在。一方面，他對自己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失足有清醒認識，承認“十有九”都是錯；另一方面，他又堅持認為，自己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基本認同從未改變。

有人會覺得，這大概是一種自我辯護。但從心理角度看，這種說法也反映了許多過來人的真實心態：信仰不等于每一步行為都正確，人在極端環境下可能做出背離初衷的事，事后又只能在殘余的信念中尋找某種安慰。黃平的這句自評，多少帶著這種味道。

1981年，黃平在上海病逝，終年七十多歲。他的喪事并不鋪張，多以復旦內部同事和親友名義進行。對外界來說，這不過是一個普通大學教授的去世；對熟悉中國革命史的人來說，這卻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歷史人物的落幕。

把黃平的一生展開，可以看到幾個值得注意的層面。

其一，早期革命者的來源與養成。黃平出身漢口小買辦家庭，靠二哥開辟的教育道路接觸外語，繼而在通訊社、俄國機構工作，最終邁入革命隊伍。這類經歷，在20世紀中國相當典型：不算最底層，也算不上上層，是介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一批人。正是在這一層人中，新思想最早扎根，他們既有機會接觸國際思想，又親眼看到舊制度的種種不平，因而更易投身激進運動。

其二，蘇聯東方大學與共產國際的培訓，對中共早期領導層的影響。能被送往莫斯科學習的人，多半具有一定基礎，又被組織看好。黃平在東方大學接受系統訓練，后來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這說明他曾經獲取了相當高程度的信任。也正因為如此，他負責的交通工作尤其敏感，一旦被捕、松口，造成的后果也比普通黨員嚴重得多。

其三，革命實踐中的“責任”與“替罪羊”。廣州起義是典型例子。起義失敗后，黨內需要總結，也常常需要尋找具體的“責任人”。黃平作為在場的組織者之一，難免被放在顯微鏡下審視。從宏觀看，起義失敗與力量對比、戰略判斷、外部配合等因素密切相關，不可能簡單歸咎于某個人。但在內在紀律與政治斗爭邏輯下，個人必須承擔責任，這種結構性的矛盾，也在黃平身上留下痕跡。

黃平在監獄里的選擇，從組織角度看屬于嚴重的叛變行為，這一點難以辯解；從人性角度看，他在長期酷刑和死亡威脅之下崩潰，也是在極端環境中常見的結果。這種復雜性，在后來的歷史敘述中往往被壓縮成簡單的“忠誠”與“叛變”對立，反而遮蔽了當時斗爭環境的殘酷。

其五，新中國成立初期對歷史復雜人物的處理。1949年以后，新政權面對大量曾在舊政權中做過事、或者在革命中犯過錯誤的人，需要在懲罰、利用、改造之間作出選擇。黃平主動交代，態度相對坦率，再加上他有外語專業技能，這讓組織傾向于采取審查加安置的方式，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安排他在復旦任教，就是在政治上劃定界限、在業務上予以發揮的一種折中。

其六，自我反思與歷史書寫。黃平晚年的回憶錄，是他給自己一生做的“總賬”。在這類回憶中，難免存在自我選擇性的記憶和敘述，但也提供了一個觀察個人內心變化的窗口。從“工運干將”到“叛變者”，再到“大學教授”，這幾重身份如何在一個人心中共存，只有當事人的筆下才能勉強透露一二。

從研究角度看，涉及他在獄中供出的具體對象和細節，尤其是與重要領導人相關的內容，都需要結合檔案材料、同時代人的回憶以及官方整理的黨史資料加以對照。沒有足夠證據的部分，宜保持謹慎態度，以“有記載稱”“待進一步核實”來標注，以免簡單化、絕對化。

黃平的人生，說不上光輝，也談不上全然可恥，更像一面被多次折疊的鏡子。年輕時，他是從漢口到莫斯科的“新青年”；壯年時，他是工運前線和廣州起義中的組織者；中年時，他是審訊室里在酷刑前崩潰的人；晚年，他又成了復旦課堂上講語法和詞匯的教授，伏案寫下那句“羞答錯事十有九”的老人。

在中國近現代史的長卷里，他只是一筆，卻是一筆有棱角的筆畫。翻看這樣一段經歷，不難發現，革命年代的個人命運，很少是非黑即白的直線，多半是在高壓與信仰、生存與紀律的夾縫中搖擺。對于了解那段歷史的人來說，比簡單褒貶更重要的，是把這些彎彎繞繞看清楚，看實在，記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