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白卷成英雄，寫封信退學：兩個年輕人撕開了時代的遮羞布

說起1973年的“交白卷事件”，現在的年輕人估摸著都沒啥印象了。可但凡經過那個年代的人，這事兒就跟刻在腦子里似的，一輩子忘不掉。那年夏天，遼寧興城縣有個下鄉知青叫張鐵生，考大學物理化學那場，正經題沒答幾道，倒是在卷子背面洋洋灑灑寫了一封信。

信上這么說：“本人自1968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于農業生產，全力于自己的本質工作（原文如此），每天近18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復習……對于幾何題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題眼瞪著，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沒有書本根據的胡答一氣，免得領導判卷費時間。”

這幾句聽著還算老實，可底下話鋒一轉：“說實話，對于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法外的浪蕩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著極大的煩感（也是原文），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您瞧，他把自己說成是忘我勞動的模范，把別人罵成自私自利的書呆子。信的最后露了底：“自我表現勝似黃牛……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嘴上罵別人是“大學迷”，自個兒卻盼著領導照顧。這封信的妙處就在這兒：他不是真反對上大學，是反對別人憑本事考上去，自己想靠“訴苦”和“表現”抄近道。

最后成績出來：語文38，數學61，理化就得了6分。說白了，等于交了白卷。

這張鐵生啊，也是趕上了點兒。那陣子上面正為怎么招大學生吵得不可開交，周總理主張恢復文化考查，不能光看出身和推薦。張鐵生這封信一到遼寧省委書記毛遠新手里，好嘛，瞌睡碰上枕頭——正缺塊石頭砸人呢。毛遠新立馬讓《遼寧日報》刪改后登出來，還加編者按，說人家這是“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就這么著，一個連初中底子都不扎實的年輕人，搖身一變成了“反潮流英雄”，大搖大擺進了鐵嶺農學院。

您別以為這就完了，后面的戲更熱鬧。全國報紙一窩蜂跟著轉載，《人民日報》也跟著起哄，把張鐵生捧上了天。各地學校紛紛組織學習討論，誰敢說半個“不”字，那就是“修正主義路線回潮”。緊接著又冒出個“考教授”事件——拿中學題去考大學老教授，及格率不到一成，借以證明知識越多越反動。一時間，“讀書無用論”滿街飛，學生上課不聽講，老師不敢管，考試成了擺設，交白卷的反倒成了英雄。

這出鬧劇對教育的沖擊，那叫一個邪乎。從1966年到1970年，全國大學整整四年沒招生。后來雖說恢復了，可搞的是“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那一套，文化考試基本取消。您想想，連小學、初中都沒學扎實的人直接進了大學，這課怎么上？老師沒法教，學生聽不懂，只好把大學辦成中學，把中學辦成小學。有統計說，1972年北京十一所高校調查，工農兵學員里小學程度的占百分之二十，初中程度的占百分之六十，真正夠高中水平的只有兩成。到1976年，全國在校大學生才五十多萬，還趕不上1965年的水平。這十年，少培養了一百多萬大學生、兩百多萬中專生、十萬多研究生。一代人的青春就這么耽誤了，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也跟著拖了后腿。

更可怕的是那股歪風。推薦上大學，本意是照顧工農子弟，結果變成了“走后門”的重災區。干部子女、關系戶擠占了大量名額，真正貧下中農的孩子反倒沒機會。1972年中央不得不專門發文要求杜絕招生中的“走后門”現象，可收效甚微。到了1974年，終于有個人站出來，把這層窗戶紙捅破了。

這人叫鐘志民，是解放軍某部政委的兒子。靠著父親的關系，他沒經過嚴格推薦就進了南京大學政治系。可進校之后，他心里越來越不踏實。他看見身邊許多真正優秀的工農兵子弟因為沒門路被擋在門外，自己卻憑著特權坐進課堂，覺得這跟“教育革命”的口號完全是兩碼事。

1974年1月，他給校黨委寫了封退學申請，同時寄給了《人民日報》。信寫得直白又懇切：“我是在‘走后門’的不良風氣影響下進入大學的。我的父親是部隊干部，他通過關系給我弄到了入學名額。我經過反復思考，認識到這是一種不正之風，是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背道而馳的……我決心退出大學，回到工農兵中去，做一個普通勞動者，用實際行動批判這種歪風邪氣。”信的最后，他呼吁所有靠“后門”進來的同學都自覺退學，把機會讓給真正需要的人。

《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這封信，還加了編者按，號召大家討論。一時間，全國掀起了反“走后門”的熱潮。可您猜怎么著？這股熱乎氣兒沒持續多久，就被“批林批孔”的大浪給蓋過去了。上面有人說，反“走后門”會沖淡“批林批孔”這個主旋律，于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后不了了之。鐘志民倒是真退了學，被安排到江蘇農村勞動，后來又進了工廠。他的舉動在當時算一股清流，可也恰恰暴露了推薦制的死結：把權力交給人，又缺了有效監督，結果好人辦不成事，壞人卻能辦得更壞。

回過頭看，張鐵生的信和鐘志民的退學申請，就像一塊硬幣的兩面。一個靠訴苦信踩著別人的誠實上了大學，一個憑良心發現又把特權還了回去。一個往上爬，一個往下走，方向看著相反，根子卻是一個——招生制度沒了客觀標準，全憑人為操作，那就既出騙子，也出悲劇。

要說這事兒真正的轉機，還得感謝小平同志。1977年他一復出，頭一把火就燒向教育。那年八月，他召集三十多位科學家和教育家座談，當場拍板：今年就恢復高考，別再搞什么群眾推薦了。有人提醒說來不及了，他說再開一次招生會議，今年就辦。九月份他找教育部長談話，話說得很重：“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十月，國務院正式批轉文件，廢止推薦制，恢復統一考試。那年冬天，五百七十萬人走進考場，最后只錄取了二十七萬，錄取率不到百分之五。可這二十七萬人里頭，后來出了國家領導人，出了各行業的翹楚——他們的人生軌跡，就這么一錘子給敲定了。

回過頭看，“交白卷事件”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一個時代的病。在極左路線下，知識成了罪惡，無知反成光榮。這場鬧劇的代價是沉重的：它毀了一代人的求學夢，拖慢了國家前進的腳步。好在歷史是公正的，那些靠“白卷”上來的風光了一時，最后還得憑真本事說話。1977年高考恢復的鐘聲，敲開的不只是大學校門，更是一個民族對知識重新燃起的那份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