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呼吁對科研評價體系進行系統性變革

在全球高等教育日益依賴量化指標和經濟效益評價的背景下，研究人員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現行的以科研影響力（research impact）為導向的科研評價體系提出了質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克勞福德公共政策學院研究員露絲·奧康納（Ruth O’Connor）表示，科研影響力評價體系與實踐經驗之間嚴重脫節，因此亟須對現有的科研評價體系進行系統性變革。圍繞這一研究成果，本報記者采訪了相關學者。

大學科研的公共使命已發生轉變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各地大學的定位發生了深刻轉變。原本以服務公共利益為根本宗旨的大學，日益被納入知識經濟和市場競爭力的話語體系之中。在21世紀，大學越來越需要對社會負責，科研影響力評價便應運而生。英國的科研評價框架便是其中的代表，澳大利亞也多次嘗試將科研影響力框架付諸實踐。

奧康納表示，隨著公共資金的縮減，高等教育的屬性從國家的公共產品轉向了類似于私人的“用戶付費”體系。隨之產生的科研影響力評價體系，雖然旨在確保學術質量，卻也帶來了“不發表就出局”的壓力、指標操縱等負面效應。在這些指標驅動下，大學被迫優先考慮完成指標而非履行其公共使命。

科研影響力評價體系試圖改變大學作為“象牙塔”的刻板印象，激勵研究人員為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作出更多貢獻，進而向社會展示大學研究的實用性。然而，這一體系存在的問題在于，它力求展現高等教育支出所帶來的經濟回報，并將大學視為在全球知識經濟中提高競爭力的工具。奧康納說，這一評價體系存在的核心問題在于，科研影響力評價表面上提倡社會效益，實際卻將成功狹隘地定義為經濟回報。

評價方法與科研現實脫節

面對這一問題，當前澳大利亞大學的一些科研團隊正努力構建一個更加完善的體系，以評估大學的科研成果以及科研人員在科研過程中所作的貢獻。為此，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研究團隊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探討來自不同學科、擔任不同職務的教職員工如何理解科研影響力、如何努力實現科研影響力以及哪些因素促進或阻礙了他們的工作。該研究團隊成員、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工程學院研究員溫迪·羅素（Wendy Russell）對本報記者表示，在大學中，當前學者對“影響力”的概念和實踐方式的理解與其實際經驗之間存在四個突出的矛盾點。

一是標準化的影響力概念無法捕捉研究的多樣性。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RC）將科研影響力定義為學術界以外的貢獻。然而，在澳大利亞開展的多個關于科研影響力評價的項目中，科研影響力被具體化為來自研究最終用戶的現金支持、商業化收入等。這些指標反映出對影響力的理解比官方設定的定義更為狹隘。一位人文學科背景的研究人員表示：“對我而言，影響力是有意義的文化行動——就是讓文化發生。”而一位擁有機器人和機電一體化技術背景的工程師則認為：“科研影響力意味著如何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可以商業化的東西。”現有研究表明，目前衡量科研影響力的方法并不能涵蓋研究工作的全部多樣性，一些跨學科和過程導向的領域和方法更容易被忽視。然而，對科研影響力的狹隘概念化導致許多學者感覺得不到應有的支持和回報，這在需要證明自身能力以獲得晉升的青年研究人員身上尤其明顯。

二是研究的線性可預測路徑假設與復雜系統現實的脫節。這個問題源于研究被視為線性且可預測的結果這一假設，這與復雜系統中的研究現實形成鮮明對比。大多數學者都在質疑科研影響力評價中存在可預測結果的線性影響路徑。甚至有學者表示：“這種線性思維像沉重的包袱一樣阻礙我們前進。”許多學術工作都是偶然發生、摸索前進甚至可能是偏離主題的。

三是個人成就導向與合作的不可或缺性相沖突。合作是學者們共同關注的主題，然而，合作的核心地位與科研影響力評估中強調研究人員在特定研究領域取得的個人成就存在矛盾。學術界對合作的描述多種多樣，既包括跨學科研究模式，也包括更具臨時性和協作性的活動，如圓桌會議或簡報會。合作的必要性和益處包括利用不同的專業知識來源、不同的關系網絡來提升能力、獲得樂趣和精神支持。基于信任的合作關系能夠促進溝通、知識共享以及對不同觀點和需求的理解。然而，建立合作關系需要時間，有學者認為，在學術界的其他更實際的活動（如創收、教學和發表論文）之外，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維系這些關系。此外，以競爭為主導的資助和評價體系進一步阻礙了合作。某些學科具有集體性，長期、合作的研究才會帶來更大的影響力。然而，影響力評價方法及其指標往往會強化研究中的競爭性思維，可能破壞互利共贏的合作關系。

四是評價審核給學者帶來了沉重負擔。當被問及展現科研影響力遇到哪些困難時，大多數學者提到了時間滯后、累積影響以及社會效益量化等問題。目前的科研影響力評價體系引導人們思考可以衡量哪些指標，而不是哪些指標真正重要或有價值。這一現狀不僅限制了人們的思考，還讓學者在展示自己科研項目的影響力時有負擔感，尤其是在基礎研究領域。

從研究價值視角評價科研

目前，研究機構和資助機構對科研影響力的界定和評價方式，與大學科研工作的實際經驗、實踐和價值觀不符。大學衡量科研貢獻的方式與研究人員相信的工作價值之間存在脫節，這導致研究過程與更廣泛的社會背景割裂開來。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人文與藝術研究院遺產與博物館研究中心高級講師瑪雅·哈維蘭（Maya Haviland）也參與了該研究，她對本報記者表示：“為了解決這種錯位，我們建議從研究價值的角度重新構建評價框架。”價值的概念雖然通常也被狹義地解讀為經濟價值，但可以更廣泛地理解為某事物的重要性、價值或用途。研究價值評價方法具有四個核心優勢。

首先，包容多樣性與情境性。研究價值評估方法可以被描述為系統、復雜、多元、情境化和動態的方法。它可以在動態的生態系統中，以多種形式在不同層面呈現。這種價值創造的多面性比過去的評估更貼近研究實踐。其次，認可參與的價值。研究價值評價方法將參與視為研究過程的核心要素，這有助于認可和整合其他相關知識，并認識到研究應用不僅依賴于研究人員及其活動，還依賴于受眾和用戶的動機與行動。再次，強調合作創造價值。研究價值評價方法是關系性的，它源于社會關系而不僅僅是研究對象。這種關系性旨在強調合作而非競爭或狹隘的個人成就。最后，支持以學習為導向的評價。研究價值評價方法是以學習為導向的方法，鼓勵學者之間持續的對話和反饋循環，支持對價值創造的過程進行學習。

哈維蘭說，有價值的研究源于研究人員與用戶和利益相關者攜手合作，共同界定問題、運用研究成果并解決問題。構建以研究價值為框架的評價體系，可以幫助學者更好地進行研究工作，從而滿足社會需求。

羅素表示，研究價值轉向對科研評價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評價研究成果不再主要依據項目結束時的產出，而是以對所有相關方都有意義且富有成效的方式進行。同時，羅素也建議，需要謹慎地定義價值創造。價值創造的內在性意味著人們需要轉變思路，不在研究之初就設定線性的影響路徑，而是要識別研究的價值所在，并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反思這些價值。羅素總結說：“當研究更注重多方協作并與具體情境緊密結合時，這項研究才能發揮最大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趙琪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王俊美

新媒體編輯：常暢

如需交流可聯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