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豐 來源:香港新聞社東京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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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日本政壇上,70歲的古屋圭司并不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人物。作為日本自民黨資深眾議員,他歷任國家公安委員長、防災擔當大臣、選舉對策委員長,2025年高市早苗出任自民黨總裁并問鼎首相后,古屋圭司一度擔任其選對委員長,站在高市權力運作的核心邊緣。公開資料也顯示,他與高市早苗在黨內長期存在深厚政治聯系,甚至早年還曾在經產副大臣崗位上形成前后任關系。
不久前,古屋圭司在媒體上毫不遮掩地稱自己是高市早苗的“大哥”,這當然不是血緣意義上的“兄長”,而更像是日本派閥政治里一種極具象征意味的站位表達:資深者、提攜者、護盤者。高市早苗在自民黨右翼保守路線上的持續上升,離不開黨內老資格議員在組織、人脈和選舉機器上的支持,而古屋圭司恰恰是這種“后臺型政治人”的典型。他在安倍系保守政治圈、對臺議員聯盟、修憲與安全議題上,都與高市早苗存在高度重疊。
一個把自己擺在“政治大哥”位置上的人物,往往容易把資歷錯當成政治免疫力。古屋圭司這些年始終伴隨著爭議性標簽:強烈的右翼保守立場、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否認“慰安婦”的強硬發言、圍繞臺灣問題的高調動作,以及由此不斷引發的外交摩擦。2025年5月,他更是在竄訪臺灣后回國不久,把個人網站的“國籍欄”由“日本”改為“臺灣”,徹底撕下了支持“臺獨”的遮羞布。在3月30日,中國外交部已宣布對其實施制裁,理由直指其多次竄訪臺灣、與“臺獨”勢力勾連。
如果說這些尚屬于“路線型爭議”,那么真正讓其“丑聞纏身”形象揮之不去的,是日本民眾對自民黨舊式權力文化的厭倦。早在1990年2月,古屋圭司第一次當選為眾議院議員的時候,他的陣營中就有多人因為違反《選舉法》而被捕。2023年2月,古屋圭司的私設秘書因為詐騙50萬日元而被捕,保釋后在家自殺。2023年年日本《每日新聞》指出,2026年2月高市早苗就黨內“黑金問題”表態“若有新事實將嚴正處理”時,古屋圭司正以選對委員長身份站在她身側,這個畫面本身就極具諷刺意味。
因為古屋圭司所代表的,正是日本自民黨那種最傳統的“資深議員——派系資源——選舉機器”三位一體的運作模式。它擅長選舉,擅長組織,也擅長在危機時穩住盤面;但同樣,它也最容易滋生金權政治、裙帶邏輯和輿論反感。
所以,問題不在于古屋圭司是不是高市早苗的“大哥”,而在于這種“大哥政治”本身是否已經過時。今天的日本社會,對政治人物的期待早已不是“誰罩著誰”,而是誰能真正回應經濟停滯、社會老齡化、外交安全壓力這些現實難題。如果仍然沉迷于派閥倫理和資歷神話,那么“大哥”二字就不再是江湖義氣,而會逐漸異化為舊政治的負資產。
從這個意義上說,古屋圭司身上的爭議,并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日本保守政治結構性老化的一個切片。高市早苗如果真想走得更遠,恐怕最該擺脫的,恰恰不是外部對手,而是這種以“大哥”自居、卻不斷制造負面政治包袱的舊式護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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