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有些名字，你翻爛了戶口本也找不著，但在當年的戰(zhàn)場上，一提起來，能讓對面的敵人腿肚子轉筋。
“葉王陶”就是這么個名號。
它不是一個人，可比一個人厲害多了。
這三個字往電報上一敲，就跟閻王爺下了催命符似的，告訴所有人：硬茬子來了。
這名號的來歷，說起來也挺有意思。
那會兒是1941年，我們在江南跟鬼子耗著。
自己的電臺那破功率，跟個手電筒似的，發(fā)個電報都得省著字兒用。
幾個縱隊的司令員葉飛、王必成、陶勇，老在一塊兒搭伙打仗。
有一次，報務員為了圖省事，直接把三位首長的姓連一塊兒發(fā)了出去——“葉王陶”。
誰也沒想到，這個臨時的簡稱，后來成了新四軍里一塊響當當?shù)恼信啤?/p>
一、戰(zhàn)場上的“三合一”
打仗這事兒，講究個配合。
一個好漢三個幫，要是這三個幫手還能相互補臺，那就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那么簡單了。
葉飛、王必成、陶勇，就是這么個組合。
葉飛是個穩(wěn)當人，腦子跟算盤似的，再亂的局面他也能給你理出個頭緒來。
部隊里都說，葉司令就像那定海神針，有他在，天塌不下來。
王必成呢，恰好相反，是個“悶葫蘆”，平時不吭不聲，你跟他嘮十句，他回你仨字兒。
可一上了戰(zhàn)場，那眼神就跟鷹似的，盯上誰，誰就跑不了。
他打起仗來，又狠又準，專挑敵人的軟肋下手。
而陶勇，那是個火爆性子，嗓門大，愛說笑，看著粗拉拉的，其實心細如發(fā)。
他最擅長搞些歪門邪道，設個套、挖個坑，把敵人騙進來關門打狗。
葉飛自己都開玩笑說：“我就是根繩子，一邊拴著王必成這個悶葫蘆，一邊拴著陶勇這個話匣子，捆一塊兒，就是一捆誰碰誰炸的炸藥包。”
這“炸藥包”的威力，黃橋決戰(zhàn)那次就讓國民黨頑固派見識到了。
1940年，開戰(zhàn)前，指揮部里氣氛緊張得能擰出水來。
陳毅指揮員指著地圖上的黃橋，說：“這次咱們人少，得內外夾擊。
外面敲邊鼓的好說，這鉆進黃橋城里當釘子的活兒，誰干？”
屋里靜悄悄的，葉飛把手里的鉛筆往地圖上一戳，就戳在黃橋鎮(zhèn)上，話不多：“我們縱隊進去。”
幾乎是同時，旁邊的王必成點了點頭，聲音不大但特有勁兒：“我們負責打援，保證你們的屁股后頭是安全的。”
陶勇一拍大腿，哈哈一笑：“行啊！
那就讓他們嘗嘗被咱們包餃子的滋味！”
就這么三言兩語，一場決定蘇北根據(jù)地命運的大戰(zhàn)部署就定了。
后來孟良崮，張靈甫的整編七十四師號稱“王牌中的王牌”，最后不還是栽在了這三位手里？
所以那時候，只要聽說“葉王陶”的部隊上來了，對面的指揮官就得掂量掂量，自己這腦袋夠不夠硬。
二、和平年代的“岔路口”
槍炮聲一停，曾經在一個鍋里攪馬勺的戰(zhàn)友，也得各奔東西，走上自個兒的路。
勝利的凱歌，反倒成了他們這個黃金組合散伙的前奏。
時間跳到1950年，王必成跟著第九兵團去了朝鮮。
那鬼地方，零下三四十度，風刮得跟刀子一樣。
他跟戰(zhàn)士們一樣，穿著單薄的棉衣在雪地里摸爬滾打。
有一次背傷員，棉衣袖口讓血和雪水浸透了，沒一會兒就凍成了硬邦邦的“冰甲”，抬一下胳膊都“咔嚓”響。
這種刻在骨子里的記憶，比啥勛章都實在。
所以后來1955年授銜，人家都穿得筆挺，他還是套著那身洗得發(fā)白的舊棉襖，肩膀上扛著一顆金燦燦的將星，看著有點“不搭調”。
大概就在那前后，他還在杭州碰見過葉飛。
那時候葉飛已經是福建省的一把手，管著黨、政、軍一大攤子事。
倆人站在錢塘江大堤上，看著江水滾滾東流，誰也沒說話。
但心里都跟明鏡似的，仗打完了，現(xiàn)在得比劃新的東西了。
工廠的機器轟鳴，工地的打樁聲，那就是和平年代的“槍炮聲”。
王必成后半輩子，就一直在琢磨這新的“槍炮聲”。
1963年，毛主席到南京，他作為南京軍區(qū)負責人去匯報。
他沒講自己以前打了多少勝仗，就說部隊搞了幾個月的野外拉練，戰(zhàn)士們餓著肚子、淋著雨，能連續(xù)走上幾天幾夜，隨時都能拉出去打仗。
主席聽完很高興，當天晚上就批了四個字：“全軍學習。”
就這么著，“野營拉練”成了全軍的必修課，一直到今天。
他對部隊狠，對自己更狠。
七十年代初，他到貴州去，地方上為了招待他，擺了一大桌子山珍海味。
他一看，臉當時就拉下來了，拄著拐杖轉身就要走。
秘書趕緊上去攔，說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
他頭也不回，話說的挺重：“心意不能變成歪風邪氣！”
最后沒辦法，桌上的雞鴨魚肉全撤了，換上粗米飯和幾樣小咸菜，他這才坐下來。
三、最后的軍禮與無聲的告別
將軍心里，總有一場沒打完的仗。
1978年底，南邊邊境氣氛緊張，隨時可能打起來。
那時候王必成是昆明軍區(qū)司令員，正是摩拳擦掌的時候。
他把自己關在作戰(zhàn)室里好幾天，對著一張巨大的軍事地圖，用紅藍鉛筆畫滿了進攻路線。
誰都知道他最擅長打山地叢林戰(zhàn)，都覺得這場仗的總指揮非他莫屬。
可偏偏在這節(jié)骨眼上，北京一紙調令，讓他平調去了武漢軍區(qū)。
這事兒，對他打擊太大了。
臨走那天，他什么機密文件都沒帶，就把那張畫滿了箭頭、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作戰(zhàn)地圖，小心地疊好，鎖進了辦公室的抽屜里。
上面還壓了張紙條，寫著八個字：“想打者眾，能打者寡。”
一個老兵，一輩子都在盼著打仗，最后卻眼睜睜看著仗打不成了，那份心情，外人沒法體會。
后來他對子女說：“我這輩子，最后一仗是打不上了。”
可他的兒子王蘇閩、女兒王蘇江，受他影響，都報名上了前線，成了野戰(zhàn)醫(yī)院的軍醫(yī)。
姐弟倆從戰(zhàn)場上帶回來的兩枚三等功獎章，成了王必成晚年最寶貝的東西，沒事就拿出來在手里摩挲。
過了八十年代，他的身體就不行了。
躺在病床上，他腦子里想的還是部隊那點事，老問身邊人：“今年的戰(zhàn)術訓練搞得怎么樣？
夜間課目有沒有減少？”
醫(yī)生讓他好好休息，他總擺擺手：“沒事，我躺著也能想事。”
1989年3月21號凌晨，他的生命走到了頭。
心電圖上的波紋“唰”地一下拉成了一條直線，護士們正要沖上去搶救，插管、電擊。
可就在那個時候，他用盡身上最后一點力氣，微微抬起手，做了一個拒絕的動作。
他不要那些管子插滿全身，他想走的體面點，像個軍人一樣。
四天以后，葉飛正在北京開會，突然接到電話。
他臉色一下子就變了，跟會務組請了假：“南京有急事，我必須馬上回去。”
軍用飛機直接把他送到了南京。
下了飛機，他連口氣都沒喘，直奔醫(yī)院的靈堂。
看著躺在靈柩里的老戰(zhàn)友，這位快八十歲的老將軍，步子都有些不穩(wěn)了。
他伸出手，在冰冷的棺木上摸了又摸，過了好半天，才用一種誰也沒聽過的沙啞聲音，自言自語似的說：“葉王陶，現(xiàn)在就剩我一個了…
當時在場的幾個年輕軍官，聽見這話，眼圈都紅了。
他們只在軍史書上看過這個代號，而今天，他們親眼看到了一個時代的落幕。
二十多年前，陶勇將軍意外離世；現(xiàn)在，王必成將軍也走了。
“葉王陶”這面旗幟，就這么倒下了兩桿。
葉飛臨走前，提出要看看王必成的遺物。
秘書拿來一個舊鐵皮盒子，打開一看，里頭沒有金條美鈔，只有一張家屬寫的清單：十六枚軍功章、三百一十二本公家發(fā)的書、兩箱換洗的舊軍裝。
清單末尾寫著：全部上交組織。
葉飛默默地蓋上盒蓋，對身邊的人說：“把這些留下來，讓后來的人看看，當年打江山的人，兜里裝的都是啥。”
飛機在南京城上空盤旋，長江就在下面流著。
老將軍沒有回頭，鐵盒里的十六枚軍功章，靜靜地躺在那里，比任何墓志銘都更沉重。
參考文獻：
葉飛. 《葉飛回憶錄》. 解放軍出版社. 1988.
王蘇江, 王亞江, 王曉紅. 《王必成傳》. 人民出版社. 201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1.
吳東峰. 《開國將軍軼事》.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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