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釗晚年娶小妾，原配攜三子女赴歐洲，終身未再婚的背后故事

1949年秋天，北京已是新政權(quán)的心臟。城里空氣雖顯清冷，但在中南海一隅，一位年逾古稀的湖南老先生，時常被人看到披著長衫，慢慢踱步，步子不穩(wěn)，神情卻很專注。這個老人，便是曾在清末民初叱咤風云的章士釗。

有人只記得他晚年出入中南海，與毛澤東往來甚密，卻不太知道，在這位老人的背后，還有一位遠在歐洲、終身未再改嫁的原配妻子；同時，還有一段在六十歲高齡娶進二十六歲小妾的風流舊事。

有意思的是，把這幾段看似矛盾的經(jīng)歷串在一起，勾勒出的恰好是一個典型舊式知識分子的復(fù)雜人生——革命、仕途、情感、家國，全都攪在一起，很難一句話說清。

一、門第、性格與時代：兩個完全不同的出發(fā)點

若把視線往前推二三十年，就會發(fā)現(xiàn)，章士釗與原配吳弱男，從一開始走的就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卻偏偏在同一條歷史大河里撞到了一起。

吳弱男出身不錯。她的祖父，是清末名將吳長慶；父親吳保初，則與譚嗣同并稱“湖廣四公子”之一。這樣一個家庭，既有功名，又有新思想，在晚清可以說是“既守舊又開明”的代表。

和多數(shù)同齡女子不同，吳弱男小時候不只是學女紅，她還有機會系統(tǒng)接觸西學。1890年代末，她還是個小姑娘，就被送往日本留學，在東京青山女子學院學習英語。這在當時，已經(jīng)算是相當破格的安排。

對比之下，章士釗的出身就寒酸得多。1877年，他出生于湖南茶陵一個普通人家，少年時主要靠自學，輾轉(zhuǎn)考取功名，一路從地方小教員混成“有名氣的讀書人”，過程相當不易。也正因為出身差距太大，他第一次見到吳家千金時，心里很清楚，自己不過是個“寒門浪子”。

從這一點就能看出，兩人之間最初的紐帶，不是容貌，也不是門第，而是“思想”。在那個新舊交替的年代，這點尤為難得。

二、倫敦成婚：假戲真做與“階層躍遷”

他們真正面對面相逢，是在日本。

章士釗因《蘇報》案流亡日本時，又一次遇到了她。異國他鄉(xiāng)再見舊識，那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很容易勾起人的情緒。再加上當時同盟會內(nèi)部有人打起“美人計”的主意，希望通過感情這一法子，勸章士釗加入革命隊伍，這段感情就多了幾分戲劇色彩。

一開始，吳弱男并不樂意，她清楚革命不該摻進私人情愛，心里有顧慮。可在組織一再勸說下，她抱著“做事”的態(tài)度，開始和章士釗走得近一些，一起吃飯散步，談時局、談學問。按說這只是“政治安排”，結(jié)果時間久了，兩人都投入了真感情，關(guān)系順理成章地發(fā)展下去。

1909年4月，他們在倫敦舉行了婚禮。地點選在英國，并不是浪漫，而是因為他們此時都在歐洲活動，順水推舟。對吳弱男來說，結(jié)婚并沒有帶來什么“身份升級”，她本身就是名門閨秀、新式女性，革命陣營里也有她的一席之地。而對章士釗而言，這樁婚事卻可以說是一道分水嶺。

倫敦成婚之后，他不再只是一個有點名氣的湖南讀書人，而是“吳家女婿”，步入上層社交圈，接觸到更多權(quán)力與資源。這種由婚姻帶來的階層跨越，不得不說是他人生里至關(guān)重要的一環(huán)。

值得一提的是，婚后不久，兩人一同赴英國求學，一個攻讀政法，一個專攻邏輯，生活節(jié)奏很現(xiàn)代。那幾年，夫妻二人都忙著讀書、寫作、結(jié)交政界學界人士，某種意義上，是他們精神最默契的一段時期。

可惜，時代風云變幻，人心也不可能一成不變。幾年之后，等他們回到國內(nèi)，風向就逐漸出現(xiàn)差別了。

三、天下事與家務(wù)事：風流習氣一步步撕裂婚姻

同一時期的章士釗，一邊從事教育和司法工作，一邊逐漸在政壇露頭，歷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國務(wù)員等職務(wù)。身居高位，人脈廣開，生活圈子也慢慢變得復(fù)雜起來。

關(guān)于他在私德上的問題，后人多有議論。梁漱溟曾做出過一個略帶無奈的評價，說章士釗“才思敏捷，多才多藝亦復(fù)多欲，細行不檢”，并點名提到賭博、嫖妓等惡習。這個評語不算刻薄，但相當直白。

年輕時，章士釗家境清寒，沒有多少機會“風流”。一旦地位上去了，收入多了，人也被圍繞著轉(zhuǎn)，各種誘惑自然蜂擁而來。不得不說，他在這一關(guān)上，確實沒能守住底線。

1919年前后，一個插曲出現(xiàn)了。在上海的社交場合里，經(jīng)由青幫頭目黃金榮介紹，章士釗結(jié)識了青樓女子奚翠珍。久而久之，他對這位女子產(chǎn)生了真情，希望給她一個名分。可是，在民國初年的新式家庭里，“納妾”這件事，已經(jīng)越來越難以被接受，尤其是對于受過新式教育的妻子來說，更是逆鱗所在。

吳弱男得知丈夫的打算后，態(tài)度極為堅決。她是同盟會出身，自認是現(xiàn)代女性，無法忍受丈夫像舊式士紳那樣三妻四妾。為此，兩人爭吵十分激烈。一次爭執(zhí)后，她索性提出分居，并做出一個后半生都沒有再改變的決定——帶著三個兒子離開中國，赴歐洲生活。

這一年，她四十出頭，以當時的標準來看，還完全是可以再成家的年紀。但從歐洲離開中國之后，她一直保持獨身狀態(tài)，不再嫁人。

有人后來問起原因，她只是淡淡一句：“事情已了。”這四個字里，既有徹底看透的冷靜，也有對舊情不再回頭的決絕。

從這一刻起，這段當初在倫敦開花結(jié)果的婚姻，實質(zhì)上已經(jīng)走到了盡頭。名義上的關(guān)系還在，血脈也還牽連著，可感情上的歸屬已經(jīng)完全斷裂。

四、六十歲納妾：從奚翠珍到殷德珍

與吳弱男遠走歐洲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章士釗在國內(nèi)情感生活的繼續(xù)延展。

分居后，章士釗并沒有因為婚姻失敗而收斂風流。奚翠珍那段，已讓他在圈子里落下了不少話柄。到了抗戰(zhàn)時期，他的人生又迎來了另一段頗受爭議的感情。

據(jù)彼時的坊間傳聞，當時有人在酒桌上半開玩笑地問：“章先生，你這把年紀還收小妾，不怕人笑話？”章士釗搖搖折扇，只回一句：“人各有志。”語氣聽著風輕云淡，其實背后藏著一個舊式士人難以擺脫的自我邏輯——事業(yè)可以新，情感可以舊。

從時間上看，這段關(guān)系一直維持到章士釗晚年。外界怎么評價，他們小家庭內(nèi)部的平衡就怎么繼續(xù)，彼此都沒有太大的改變。遺憾的是，吳弱男那邊，對這一切只是靜靜旁觀，沒有任何“回擊”，更沒有試圖回國重續(xù)舊緣。她在歐洲努力撫養(yǎng)三個兒子成人，把精力全部投注在教育與事業(yè)上，這種沉默，本身就是態(tài)度。這么一比，人物性格的差別就很明顯了。一個看重傳統(tǒng)家室、又難以節(jié)制私欲；一個受西式教育、信奉現(xiàn)代婚姻觀念，一旦決裂就絕不回頭。這對夫妻之所以走到分道揚鑣，與時代因素固然有關(guān)，與各自性情格局也有直接關(guān)系。

五、遠在歐洲的原配：不再回頭的選擇

吳弱男帶著三個兒子離開中國，時間大約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此后幾十年，她主要在歐洲生活、工作，立場始終偏向進步陣營，對國內(nèi)革命形勢也保持關(guān)注。

她既是前清名門之后，又是早期同盟會員之一，經(jīng)歷過清末、民國到抗戰(zhàn)前期的多重洗禮，視野極其開闊。只不過，從離開丈夫那一刻起，她對所謂的“婚姻幸福”不再懷抱期待，而是把重心轉(zhuǎn)移到了子女教育與個人事業(yè)。

有學者查閱過當時的一些書信和回憶材料，發(fā)現(xiàn)她對章士釗并非“切齒痛恨”，更多是一種冷淡的疏離。既無怨毒，也無柔情，有的只是“已經(jīng)過去”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在那個時期的女性里，其實相當罕見。很多舊式婦女遭遇丈夫納妾，要么忍耐，要么自傷；像她這樣干脆抽身、獨立謀生，并能在海外站穩(wěn)腳跟的，并不多見。

三位兒子在歐洲接受教育，上升空間反而比留在國內(nèi)更大。吳弱男對他們要求很嚴，既要讀書，也要懂事。她在信中曾提醒孩子們：“記住你們的姓。”這句話一語雙關(guān)，既是要他們不忘家族，也是在提醒他們要有自己的骨氣，不做那種隨風倒的人。

她終身沒有再婚。有時身邊人會替她嘆息，勸她重新組建家庭，她往往不愿多談，只把話題岔開。對感情這件事，她顯然已經(jīng)做了封存處理。她的人生軌跡，從熱情參與革命，到經(jīng)歷婚姻裂變，再到獨自在海外撐起一個家，之后再無大的波瀾，穩(wěn)定而堅韌。

從這個角度看，她反而比那位名滿天下的前夫，更接近現(xiàn)代人理解的“獨立女性”。

六、革命者的一面：從《蘇報》到國共再合作

回到章士釗這邊，如果只盯著他的風流逸事，難免會把這個人看扁。他的另一面，其實是典型的“舊知識分子革命者”。

與毛澤東的交往，可以說是他后半生中極有代表性的一筆。兩人最早結(jié)識，在1920年前后。那時毛澤東年近而立，在北京、上海等地活動，熱衷于組織工人運動和青年學生。楊昌濟是中間牽線人，讓兩位湖南老鄉(xiāng)認識，相互欣賞。

多年以后，毛澤東在北京過七十歲生日，家里只擺了兩桌宴席，除直系親屬外，特意請了幾位湖南老鄉(xiāng)赴宴，章士釗就在受邀之列。他當時帶著養(yǎng)女章含之一同前往。一場簡單的家宴，把幾十年前的老交情又拉近了一步。

后來，章含之一段時間頻繁進出中南海，為毛澤東做英語輔導(dǎo)。來往多了，毛澤東順便也關(guān)心起她對父親的看法。兩人有一段簡短對話，頗能說明問題。

這番對話，對章含之影響很大。她這才意識到，自己因為從小受新中國教育，對舊時代很多事并不了解，更容易只接受單一評價，而忽視了當事人在不同階段、不同環(huán)境里的復(fù)雜性。

另外還有一樁“債務(wù)”故事，被后人津津樂道。1920年前后，為了組織青年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等人曾經(jīng)向章士釗借過一筆錢，用于路費和生活啟動費。這筆錢年代久遠，照理說早已可以一筆勾銷，可建國后毛澤東仍記在心里。

于是，每逢大年初二，都會派秘書給章家送去二千元，說是還當年的舊債。累計到兩萬元后，毛澤東還特意說道：“這么多年，算上利息，應(yīng)當再多一點。”于是，又連續(xù)幾次送錢上門，一直到1973年章士釗去世，這個“還債”流程才算徹底畫上句號。

這一來一往之間，有情義，也有對舊知識分子貢獻的認可。對章士釗而言，這既是個人際遇，也是時代賜給他的一個“體面收場”的機會。

七、風雨1966：一封求助信與一次“返還”

1966年，形勢突變。那一年，章士釗已經(jīng)八十六歲，住在北京。運動風潮洶涌，把很多過去的名人卷入其中，他也難以幸免。

有一天，一群年輕人沖入他家，查抄物品、張貼封條，還要對他進行批斗。屋子一片狼藉，家人驚慌失措。等他們顯出得意離開后，屋里只剩老人與家屬，氣氛沉悶得幾乎透不過氣來。章含之眼淚止不住地掉，覺得老父親受此屈辱，難以承受。

出乎意料的是，章士釗反倒先安慰起她來，大意是讓她別哭，說這種事遲早會有說法。他沉默了一陣，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把自己遭遇簡單講了一遍，沒有抱怨，只是陳述情況。

這封信第二天就被送了出去。毛澤東看過之后，批示交給周恩來處理。周恩來隨即過問此事，要求核查情況。沒過多久，章家的部分物品被退還，封條拆除，批斗之事也被叫停。毛澤東還特意再寫了一封信給他，言語間帶有安撫意味。

八、九十二歲最后一程：為國共再合作奔走

進入七十年代初，章士釗已步入晚年，身體大不如前。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件沒放下的事——兩岸關(guān)系。

1973年，九十二歲的他，提出一個頗為大膽的想法：去香港，嘗試在國共之間再做一些溝通工作。這個想法一提出來，就引起了很大的顧慮。毛澤東、周恩來都知道，他年事已高，身體狀況實在不適合再折騰。周恩來勸他：“你的心意，我們明白，何必親自跑一趟？”他卻堅持說：“年歲雖高，尚能一行。”

毛澤東權(quán)衡再三，最后還是點頭同意，讓他試一試。出于安全考慮，周恩來特地安排了一架專機送他去香港，還隨行配備了醫(yī)生和護士，目的很直接——一旦有任何不測，好及時搶救。

臨行前，章士釗對周恩來說：“我最多在香港待三個月就回北京。北京的日子，我還惦記著。”這句話聽上去輕松，其實已經(jīng)透著一種老人的自我預(yù)感。他很清楚，自己精力所剩無幾，這次出行，很大可能就是人生最后一次出遠門。

不幸的是，他估算的“三個月”，還是樂觀了。抵港后，一個半月左右，身體狀況急轉(zhuǎn)直下，終究沒能撐過去。消息傳回北京，相關(guān)方面迅速安排后事。章含之帶著孩子妞妞前往香港，迎回了父親的骨灰，結(jié)束了這一段曲折又漫長的生命旅程。

從時間線上看，他的一生橫跨清末、民國、抗戰(zhàn)、解放前后數(shù)個階段。在政治上，他既有主辦《蘇報》、參與革命的鋒銳，也有北洋政府司法總長這樣的舊官銜；在感情上，有倫敦的佳偶，也有上海、香港的風流債。對原配吳弱男而言，他是令她既敬重又失望的男人；對后來認識他的新中國干部和知識分子來說，他是一個值得利用其才學、又需要謹慎對待的“舊人”。

吳弱男那邊，晚年也平靜地在海外度過，終身未改嫁，直到生命終結(jié)。她在歷史上的名字，不如前夫那樣廣為人知，卻在某些檔案、口述記憶中，留下一種安靜的力量感。

如果只看婚姻，這段故事自然免不了讓人搖頭；若把視野放寬一些，把他們放回原來的時代背景里，很多選擇又多少有跡可循。章士釗六十歲迎娶二十六歲小妾、原配帶著三個孩子遠赴歐洲不再回頭，只是這條復(fù)雜人生線上最醒目的幾個節(jié)點之一。其余那些關(guān)于革命、借款、信件、專機的細節(jié)，都在默默提醒著后人：個人生活與大時代之間，從來不像課本上那樣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