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戰爭一觸即發，內塔尼亞胡打的什么算盤？

以下文章來源于鳳凰衛視，作者黃瑜珊

◆內塔尼亞胡發表節日祝福與定點打擊宣言。（圖源：內塔尼亞胡的X賬號）

文/黃瑜珊

編輯/漆菲

伊朗新年“諾魯茲節”臨近，該國安全局勢卻日趨緊張。短短24小時內，伊朗三名高官接連遇襲，分別是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里賈尼、巴斯基民兵組織指揮官蘇萊曼尼以及情報部長哈提卜。

襲擊過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社交媒體發布視頻，一邊向伊朗民眾送上“新年祝福”，一邊炫耀稱以軍剛剛“解決了幾名關鍵人物”，并向伊朗政權留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正在從上方注視著你們。”

雙方的軍事行動隨之進入新的階段。3月18日，以色列開始空襲伊朗南部煉油設施及全球最大天然氣田，該氣田承擔著伊朗約七成的國內天然氣供應。伊朗則對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卡塔爾等國的多處石油設施展開打擊，沖突由此迅速外溢，直接沖擊波斯灣能源體系，并在短時間內引發全球市場震蕩。

對于“以色列以某種方式將美國拖入戰爭泥潭”的說法，內塔尼亞胡在3月19日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做出回應。“是否真的有人認為某人可以告訴特朗普總統該怎么做？”他說，“得了吧，特朗普總統總是根據他的決定做出行動。他做他認為對美國有利的事情。那些利益是顯而易見的。”

日漸瘋狂的沖突背后，究竟是誰在主導這場戰爭？各方又如何被一步步拖入其中？

對內塑造公眾情緒

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這都是一場歷史性的轟炸行動。截至3月18日，美軍的打擊目標已超7800個；截至上周末，以軍的打擊目標已達7600個。

這場行動從一開始就是一場針對伊朗國家權力中樞的集中清除。從最高領袖與“事實上的領導人”，到安全、情報與軍事系統的中樞節點，再到支撐政權運轉的動員網絡，一條層級分明、逐步下沉的打擊鏈條正在成形。這一節奏顯示，以色列的目標不止于軍事遏制，而直指伊朗國家權力結構的深層重構。

如此高強度、針對國家核心的行動，其動機究竟是單純安全考量，還是另有更深層政治意圖？對內塔尼亞胡而言，這波對伊行動，與其說是一次完全主動的戰略選擇，不如說是在國內外多重壓力下被不斷推向的結果。

◆3月18日，伊朗南部的煉油設施及天然氣田遭到以軍空襲。（圖源：X平臺的截圖）

今年以來，巴以沖突進入“后人質階段”，隨著最后一批人質遺體被移交，以色列名義上完成了最初戰爭目標之一，但意味著這波被用來獲得國內外支持的核心正當性開始消失。

然而，主要分歧仍存：以色列堅持解除哈馬斯武裝，哈馬斯則要求以軍全面撤出并啟動重建。對于以色列而言，此后戰爭的正當性更多依賴于“徹底消滅哈馬斯”和“防止未來安全威脅”。不過，這類目標難以衡量，也難以徹底達成，從而導致停火協議的第一階段雖然基本完成，但涉及撤軍、重建與治理安排的第二階段談判仍陷僵局。

人質問題解決后，以色列國內的輿論壓力確實有所緩解。此前圍繞“優先營救人質”的強烈社會動員逐漸降溫，政府面臨的道義壓力減輕。然而，這種緩解是有限的，因為戰爭帶來的經濟負擔、社會撕裂和安全焦慮并未消失，反而隨著沖突長期化持續累積。

更關鍵的是，內塔尼亞胡的個人政治危機并未隨人質問題結束而消解。一方面，他長期面臨的腐敗案件與司法審判仍懸而未決；另一方面，戰爭并未恢復其執政合法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外界對其決策動機的質疑，包括是否出于政治生存需要而延長沖突。

◆2023年7月22日，數千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游行，抗議內塔尼亞胡政府的司法改革計劃。（圖源：美聯社）

與此同時，以色列國內的結構性分歧依然尖銳。此前圍繞司法改革的大規模抗議所造成的社會裂痕并未修復，政府與軍方及安全精英之間的分歧時隱時現。

在針對加沙的作戰方案上，以色列軍方高層反對進一步擴大地面行動以及全面控制加沙，強調潛在風險與可持續性問題；政府則傾向推進具有政治和戰略象征意義的強硬目標。

這種背景下，將戰略重心部分轉向伊朗，成為內塔尼亞胡政府的一種現實選擇。早在對伊行動之前，內塔尼亞胡就嘗試將國內政治困境轉化為國家安全議題：加沙戰爭及其引發的國內壓力被塑造成“生存威脅”，伊朗核問題乃至地區活動則被描述為對以色列生存構成的長期戰略挑戰。

這種敘事不僅為政府對外軍事行動提供了正當性，也為轉移國內輿論壓力、重新凝聚政治聯盟創造了空間。通過將國內危機與外部安全威脅掛鉤，內塔尼亞胡得以把原本針對國內政治困境的爭議，重新包裝為國家戰略問題。

對伊行動推進的過程中，內塔尼亞胡成功塑造了一種“國家安全優先”的公眾情緒環境。以色列內部在加沙問題上對“繼續軍事行動”與“優先停火談判”始終存在分歧，但在對伊行動上卻是高度支持。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3月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約82%的以色列公眾支持對伊持續軍事行動，其中猶太裔群體支持率高達93%，阿拉伯裔僅為26%；幾乎所有政治光譜的猶太人都表示支持，右翼為97%，中間派為93%，左翼為76%。

根據民調結果，內塔尼亞胡將戰略重心轉向伊朗的選擇，顯然達到了部分預期效果。這場沖突，至少在短期輿論和政治動員層面，給他帶來了更多好處。

展現區域戰略考量

在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中，內塔尼亞胡展現出明確的區域戰略考量。

在最基礎層面，以色列長期致力于削弱伊朗構成的“生存性威脅”，重點針對其核計劃、彈道導彈能力以及相關軍事工業體系展開打擊。以色列官方多次強調，若不加遏制，伊朗一旦具備核武能力，將根本性改變中東的力量平衡。

以色列外交部長吉德翁·薩爾宣稱，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具有緊迫性，“拖延將使伊朗核計劃獲得事實上的豁免，并推進遠程導彈的大規模生產”。

在此基礎上，戰略進一步延伸至對伊朗政權支撐結構的削弱。打擊目標不再局限于傳統軍事設施，還包括革命衛隊、情報系統以及維持國內控制的安全機構。這表明，以色列的行動邏輯已從“削弱外部威脅”轉向“動搖內部支撐”。通過持續削弱這些關鍵機構的運作能力，伊朗政權在維持統治與應對危機方面的能力將受到侵蝕，從而在結構層面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里賈尼在以軍最新一輪空襲行動中喪生。（圖源：ZUMA Press）

進一步而言，內塔尼亞胡試圖推動一種針對伊朗內部政治變化的“條件塑造”路徑。盡管以色列在官方表述中保持了一定的戰略模糊，強調并非直接以推翻政權為目標，但多次提出“為伊朗人民創造決定自身命運的條件”。

結合針對高層安全與政治人物的定點打擊，以及對關鍵權力節點的持續施壓，可以看出其核心邏輯在于通過外部軍事壓力與內部結構削弱的疊加效應，間接促成伊朗內部的政治演變。因此，這一戰略不同于傳統的直接軍事干預或政權更迭模式，更接近一種通過削弱國家能力與統治結構來“誘發變化”的間接路徑。

此次沖突升級之前，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對抗長期以“影子戰爭”的形式存在，即通過在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也門等地依托代理人力量展開博弈，并輔以有限空襲與情報行動。

這種相對克制的模式在去年出現明顯轉折。去年6月，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空襲，造成多名革命衛隊高層死亡，并引發連鎖報復，這一事件被視為雙方由“間接對抗”邁向“準直接沖突”的關鍵節點。

這一轉變并非偶然，而是地區力量結構重塑的直接結果。首先，在加沙地帶的長期軍事行動中，哈馬斯的組織能力與作戰體系遭到持續削弱，其在伊朗“抵抗軸心”中的功能性角色明顯下降。與此同時，巴沙爾·阿薩德政權的倒臺，使伊朗在敘利亞長期依賴的戰略縱深受到沖擊，其向海灣與地中海方向投射力量的能力隨之收縮。

更為關鍵的是，真主黨在多輪沖突中遭受系統性打擊，其多名核心領導人被定點清除，通信與組織體系亦在“尋呼機爆炸”等事件中受到重創。盡管哈梅內伊死后，真主黨仍在介入沖突，但其整體作戰能力與威懾水平明顯下降。

◆以軍空襲過后，黎巴嫩一家醫療中心淪為廢墟。（圖源：蓋蒂圖片社）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乃至首都貝魯特展開更為激進的軍事行動，包括要求相關區域平民撤離并對目標區域實施高強度持續轟炸，加劇了當地的人道主義與社會壓力。

隨著沖突反復與破壞擴大，黎巴嫩國內部分民眾對真主黨的態度出現波動，其“抵抗合法性”在經濟困境與安全風險疊加的背景下面臨侵蝕。社交平臺上，許多此前緘默的黎巴嫩民眾紛紛轉發一則評論：“一直以來，我都沒有批評過真主黨，因為我知道面對外部侵略不應該將矛頭指向內部。然而，一個所謂‘領袖’的死亡，是否值得以無數黎巴嫩平民的生命作為代價？真主黨沒能真正保護自己的人民。”

一系列結構性變化之下，以色列所面臨的多線威懾壓力驟降，在戰略上獲得了更大的行動空間，直接打擊伊朗的成本與風險也隨之降低——這構成了當前沖突升級的重要前提。

特朗普被拖入戰爭？

僅有區域力量格局的變化，不足以支撐一場針對伊朗本土的高強度軍事行動。對以色列而言，一個更關鍵的變量在于，美國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支持。可以說，美軍的直接下場是影響戰局走向的核心條件。

日前，美國國家反恐中心負責人、同時也是情報總監高級助理的喬·肯特（Joe Kent），成為特朗普政府首位因伊朗戰爭辭職的高級官員。肯特譴責稱，特朗普是在以色列施壓下發動這場戰爭的，而伊朗對美國“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脅”。這番表態凸顯出“美國優先”陣營內部許多人對這場戰爭的抵觸情緒。

◆2025年10月13日，特朗普與內塔尼亞胡在耶路撒冷舉行會晤。（圖源：法新社）

內塔尼亞胡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紐帶，建立在意識形態契合、戰略互利與政治象征的多重基礎之上。

早在特朗普首個任期，兩人便形成高度協同的政策路徑：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退出伊朗核協議并重啟制裁，并推動一系列明顯傾向以色列的中東政策安排。這些舉措不僅為以色列拓展了外交與軍事空間，也強化了內塔尼亞胡在國內的安全敘事。雙方逐漸形成相互支撐的關系——特朗普借支持以色列鞏固國內政治形象，內塔尼亞胡則借美國背書提升了戰略主動性。

這種關系之所以超越傳統同盟，很大程度源于背后的私人關系，其中最關鍵的紐帶是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出身正統派猶太家庭的他，不僅在身份認同上與以色列高度接近，還負責特朗普政府中東政策設計，包括推動“世紀協議”及阿以關系正常化。庫什納家族與內塔尼亞胡長期存在私人往來，使美以互動在關鍵時刻能脫離制度化外交軌道，形成更直接、非正式的溝通模式。這種“家族—政策—戰略”交織結構，使決策更迅速，同時降低了制度約束。

◆2019年5月30日，內塔尼亞胡在耶路撒冷與庫什納會晤時握手。（圖源：路透社）

盡管如此，雙方并非毫無嫌隙。特朗普曾對內塔尼亞胡在拜登當選后立即祝賀表示不滿，并批評其在加沙問題上的若干決策。但在對伊朗與安全政策等核心議題上，兩人始終保持一致。此次沖突中，內塔尼亞胡推動對伊朗采取直接軍事行動，特朗普則通過政策、軍事部署和輿論支持，為行動提供關鍵保障。

不過，特朗普此次介入并非簡單的“主動選擇”，而是在結構性壓力下逐步形成的結果。

首先，以色列迅速制造既成事實：2月28日的首輪大規模空襲在短時間內完成關鍵打擊，改變地區安全格局，迫使白宮迅速表態支持。這種“行動先于共識”的策略，有效壓縮了美國的政策回旋空間。

畢竟沖突升級前，美國已在中東維持廣泛的軍事部署，并在導彈防御、情報共享與軍售體系上與以色列形成深度綁定。

與此同時，以色列持續將伊朗問題與美國自身安全掛鉤，將其塑造為“共同威脅”。隨著伊朗展開報復，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基地、航母戰斗群及盟友設施均受牽連，使其不僅承擔政治壓力，也直接承受安全風險。

不能忽視的還有美國國內政治邏輯的推動。支持以色列在美國具有跨黨派基礎，對依賴保守派選民的特朗普而言尤為重要。親以色列政治力量與輿論網絡，在關鍵時刻能轉化為現實的政治支持。當對伊行動被定義為“防御自由世界”的一部分時，特朗普在政治上更難與這一敘事切割。

這種關系呈現出典型的不對稱特征：以色列獲得了更大的戰略行動空間，美國則要承擔更多的外溢風險，包括能源市場波動、地區安全壓力及國內政治爭議。

尤當以色列將打擊范圍擴大至伊朗能源基礎設施之后，這種不對稱進一步凸顯。據美國媒體報道，特朗普事先已獲悉相關行動并表示支持，將其視為對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的威懾信號；但在襲擊發生并引發能源市場震蕩后，他迅速在社交媒體表態，稱美方對此“毫不知情”。這種前后不一的表態，既反映出美國試圖與沖突后果進行“切割”，也凸顯其難以抽身的處境。

戰爭引發多維影響

沖突升級讓以色列在戰略上獲得了相對主動，也為內塔尼亞胡帶來了短期政治紅利。然而，這種政治鞏固并非無限持續，戰爭正在重塑以色列的內外格局，也在考驗其長期治理能力與社會韌性。

盡管大部分襲擊造成的損失有限，但整場戰事已在伊朗、黎巴嫩、以色列及整個地區造成超2300人死亡。

隨著沖突拖延與損耗擴大，社會不滿必然會在以色列重新浮現。最先受到沖擊的是民眾的安全感——面對導彈威脅、空襲警報和潛在報復，日常生活節奏被迫調整，尤其是邊境及主要城市的中心。民眾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尤其在教育、就業和公共服務方面，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焦慮。

輿論層面，戰爭強化了外部威脅敘事，同時加劇內部裂痕。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和平主義者與主戰派之間的立場差異更加突出，沖突長期化可能引發社會緊張與族群摩擦。

部分以色列政治評論員將對伊朗缺乏長遠戰略的狀況和以色列未能鏟除哈馬斯在加沙、真主黨在黎巴嫩的主導地位相提并論。以色列分析人士、前情報官員邁克爾·米爾斯坦日前在以色列《新消息報》撰文稱：“這套敘事框架下，一幅嚴重夸大的圖景被傳遞給了公眾。按照這套說法，真主黨幾乎‘灰飛煙滅’，伊朗威脅已被清除，哈馬斯即將瓦解，阿拉伯世界正準備和以色列結成戰略同盟。”

事實卻是，戰爭改變了以色列與區域鄰國的關系，打破了過去幾年好不容易獲得的脆弱平衡。通過美國主導的“亞伯拉罕協議”，以色列曾與阿聯酋、巴林、摩洛哥等實現關系正常化，被視為改變中東地緣格局的重要進展。內塔尼亞胡曾預期，伊朗的反擊可能促使以色列與阿拉伯鄰國更緊密捆綁在一起。

◆3月14日，阿聯酋富查伊拉一處石油儲存設施遭到伊朗襲擊，濃煙滾滾。（圖源：美聯社）

然而，當前沖突暴露了海灣國家立場的分化：一方面，它們在能源與國家利益上不愿完全倒向美國和以色列，而強調避免卷入大國對抗；另一方面，伊朗的報復行動觸及波斯灣國家的安全底線，迫使這些國家重新評估與以色列和美國的安全合作。支持后者意味著承擔能源與安全雙重風險，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以色列在波斯灣的戰略影響力。

經濟層面，持續沖突對以色列帶來更為直接的壓力。軍事行動增加軍費開支、破壞基礎設施、擾亂重要城市商業運轉，迫使政府投入大量資源用于人道救援與民防保障。

更廣泛的影響體現在全球能源網絡。霍爾木茲海峽這一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運輸通道，在沖突中成為“風暴中心”。伊朗的封鎖威脅和打擊行動迫使大量油輪停航，航運保險費飆升，航運幾近癱瘓。隨著針對能源基礎設施對攻的升級，此次沖突不再局限于單一國家內部，而外溢至整個海灣能源體系，從上游生產到下游運輸均受到沖擊，全球能源供應的不確定性迅速放大。

◆3月11日，阿聯酋霍爾費坎港，一名男子沿著霍爾木茲海峽岸邊行走，遠處的油輪和貨船排成一列。（圖源：美聯社）

對以色列而言，能源震蕩不僅推高了燃料與生活成本，也迫使其在外交上維持更謹慎的平衡。作為能源進口國，國內能源價格波動、貿易鏈不穩定及金融市場緊張，勢必會使企業投資和消費信心下降，尤其影響高科技和出口導向型產業。

對美國來說，雖然其對霍爾木茲海峽的直接能源依賴有限，但考慮到全球能源體系穩定、對盟友的安全承諾以及海上秩序的主導權，使其難以置身事外。財政與軍力的持續投入，同樣會在國內引發爭論。如今的特朗普，或許更傾向于通過外交斡旋與高壓手段，盡快推動沖突降溫。

排版 /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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