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云南農場干部的回憶：我同“知青”相處的日日夜夜

為了擴大橡膠建設規模，1970年11月，一師六團增建了八、九、十、二十營，當時我被調任八營三連指導員。之前，我在一團二營一連擔任副指導員職務。

來到新建點之后，我們立即投入了緊張、艱苦的營建工作。根據營理布置，我們首先抓緊了房建工作，因為大批知識青年行將到來，住房問題迫在眉睫。

那時“知青”上山下鄉是黨中央“戰略部署”，迎接和安置“知青”是作為一項戰略任務層層下達的；此事不敢含糊茍且，我們認真真一絲不茍地去執行了。在將近兩個月的時間里，參加營建的全體老同志風餐露宿，白天黑夜地干，在極其艱苦的環境條件下，很快地建起了一幢伙房和兩幢住房，雖說是竹包、茅草建構，但總算有了安身之所，而且利利索索地完成了“戰略任務”，因此大家高興，領導們也深感莫大的欣慰。

從1971年1月起，各地“知青”陸續來到農場，首批是上海川沙，繼之四川重慶，第三批上海嘉定；三連前后分來“知青”共80余人。在抽調來參加組建新連的老同志中，也有部分北京、昆明原先來農場的“知青”。這樣，在我們這個基層連隊里，全國各地“知青”匯合，可謂“五湖四海，天涯比鄰”了。

“知青”大批來場，職工規模擴大，領導的工作量也隨之成倍增加了。按那時的提法，我們的責任是對“知青”實行“再教育”。當時我對“再教育”的理解是這樣的：團結、幫助他們，讓他們在實踐中學會勞動，學會生活，并逐步加深與勞動者的感情。“知青”從繁華鬧市來到偏僻邊疆，這種生活環境上的重大轉折不是他們每個人都能一下子接受得了的，因此“知青”剛來的一段時期，我們工作的重點是愛護和關心他們，幫助他們適應環境，適應新的生活。

記得重慶“知青”剛來到農場的那天，車子停在了大山腳下，小青年們剎時一個個愣住了，他們無法想象，一向神往的西雙版納竟然是一片荒涼。一時間，哭的哭，鬧的鬧，一個個耍著脾氣就是不下車。

如此僵局一直過了很長時間，我們輕言絮語，苦口婆心，真正拿出了“哄”孩子的一套套看家本領，終于把他們一個個勸下了車，安撫著他們吃了飯，入了睡，尷尬局面才總算有了個收場。

據護送人員介紹，“知青”們身處社會變革期，大多數人見過世面，因此，他們都是有些“脾氣”的。但是，這些少男少女們對生活充滿著理想和信心，一個個都想要干一番事業而不愿枉為一生。有個知青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人生只有在不倦怠的奮斗中才能閃光，骨氣也只有在艱苦磨煉中才可能鑄就。”我生長在雨前，但志向卻在祖國遙遠的南疆。“廣大知青就是懷著一腔抱負和熾熱情在下鄉報名表上填上自己名字的。當然“知青”中有消極一面，主要表現為：遵守紀律差，義氣用事，喜歡拉“吃吃”；“知青”部落群中不時的紛爭和斗毆就是在這些“吃吃”的背景下形成的。

“知青”來場后，在“再教育”工作上我們的指導思想是：發展其積極面，轉化消極面，要熱情不要冷漠，要關心不要歧視。當時所謂“轉化”，一是轉化“知青”總體上消極一面，二是轉化“知青”中的消極成分。“知青”來場8年，我們“轉”出成績，“轉”出了與“知青”日益深厚的情誼。

組建初期農場的生活境況，可謂苦不堪言；食，不足以飽肚充腸；住，不足以避雨遮風。這種苦頭偏偏“知青”來就碰上了。與“知青”相比較，在對付“苦頭”上我們老同志是多少有些經驗的，所以大家把同情和關心更多地留給了這些未經風雨的“知青”們。

從老單位過來時，我們多少帶來了一些花生、黃豆和菜油等，但大家舍不得吃上點滴，硬是一直留存到了“知青”來到連隊的時候，有一段日子，我們從50公里外的縣城買回了幾罐咸菜，酸甜麻辣五味皆俱，來自天南海北的“知青”們，各對其“味”，吃得大家歡歡喜喜，贊不絕口。

為了從根本上改善連隊生活條件，我們號召全隊職工“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并組織“知青”開荒、備耕，平整菜地，種植農作物。我們未曾料到，這種生產自救活動竟然一下子就把廣大“知青”動員起來了。1971年里，全體職工干得熱火朝天，當豐收季節到來時候，“知青”們一個個臉曬黑了，手掌變粗糙了，與此同時，勞動也熟練了。面對豐收景象，大家笑逐顏開，有位“知青”拔起一窩結滿籽粒的花生，滿懷激情昂首呼喊著：“伙計們，看，這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奇跡！”

有一天一位“知青”沒頭沒腦對我提了一個問題：“指導員，你說什么叫幸福？”我一時咬唇不語，反問他：“你說呢？”這小家笑著回答道：“創造就是幸福，通過創造而有所收獲是幸福中最大的幸福。”你聽，說得多么生動，多么貼切！小青年發表完議論之后，我于感動之中思想上也冒出了“火花”，“知青”們成長了，進步了，這也是一種收獲，一種幸福呀。

第一批“知青”來到連隊的時候，剛跨進我們新建的草房就哇哇哭了起來，一邊哭一邊說：這哪里是什么房子，這哪里是住人的地方。當時我想，小青年們哭得不無道理。在繁華鬧市里，這種四通八亮的竹笆草房。恐怕到歷史博物館里也無法找到。可是房子無論怎樣的寒酸，也是我們在含辛茹苦中建造起來的呀，“知青”們看不起來，而我們住著卻有感情。看來關鍵所在還是一個“感情”問題。

以后，我經常跟“知青”們講述初來連隊時老同志們作風混亂、艱苦奮戰的精神情況，“知青”們聽了后很受感觸。面對困難，新老之間感情上漸漸地貼近了。當時第一批來場的“知青”們提出，他們也要學著建造一幢茅房，以迎接第二批“知青”的到來。

時逢新春佳節，連里拿不出魚肉來供大家分享，于是這個“年”也就只好在繁忙之中草率打發了。那幾天里，“知青”們忙著伐木劈竹、編織草堆，正在忙不迭的時候，附近愛尼族村寨的村民們成群結伴支援我們來了。

建造竹笆茅草房，是愛尼人的拿手活計，你就說打草堆，那手指的輕快利索，真叫你看得兩眼發花。“知青”們一個個看呆了，連聲嘆著：神奇啊，真夠神奇。有個“知青”緊緊握著一個愛尼漢子的手說：“老庚（友好的稱呼）真偉大”。

其實我們的“知青”也是心靈手巧的，沒來幾個回合，他們的十個手指也照樣能在茅草與竹篾之間翩翩起舞了。經過近兩個月的突擊苦戰，第二批住房很快落成。當第二批“知青”來到連隊時，我們這些首批建筑“工匠”們抓緊機會展開了宣傳——這個說“你打過草堆嗎？那非凡功夫夠你學十天半月”，那個說“到底把你們給等來了，但千萬不要忘記，這草屋是誰營造起來的。”“知青”迎“知青”，那氣氛確實是熱烈的，說來也怪，這回除了一片歡聲笑語外，很少聽到“哇哇”的哭鬧聲了。

“知青”來場8年，在他們的手中，從茅草房到土坯房到磚瓦房，不知道筑了多少幢又多少平方，期間不知練出了多少玩泥刀，弄斧鑿的能工巧匠。知識青年來農場僅兩三年后，這里的桌、柜、床、椅等一應家具從結構到款式年年翻新，其中不少是我們的“知青”們設計并制作而成的。從房屋建筑到家具制作，其間樣樣宗親，無不生動地反映了“知青”的成長和進步。

70年代中期，部分“知青”情緒易于激憤，有的甚至專愛惹是生非，因此一段時期打架斗毆事件連續不斷發生，輕者在自己“圍子”里斗，重者跑到“圍子”外邊去斗，如此種種，說得大多數人很不安寧。對于“知青”中的不良表現，我們領導在看法和處理方式上是不盡相同的。例如有的同志提出，對少數尋事生非者，要采取措施整治整治；有的提議各單位采取“封閉”，減少“知青”往來等辦法；更多的則傾向于采取積極措施，做好轉化工作。對于少數“劣跡”青年，要主動接近他們，熱情關心和幫助他們，領導們認識統一后，連、排干部分散到各班組，一方面展開工作局面，同時采取“一對一”的方式重點做好消極成分的轉化工作。

“知青”朱××，經常帶著人去外單位打架鬧事，連隊里拿這個“疙瘩”實在是束手無策了。有一次，朱××把一無辜者當場打得昏死，送進醫院后院方當即下了“病危”通知書。矛盾由此進一步激化，一些單位的“知青”趁機到三連來鬧事。情勢危急之中，我們一方面保護好朱××，一方面耐心規勸外單位“知青”，請他們先回去，朱××打人之事容我們嚴肅認真處理。誠心是能感化人的，這些小家伙握著拳頭氣勢洶洶而來，通過“感化”后搖著手高高興興離去了。朱××因受保護感化尤深，連里趁著“火候”對他進行了大量工作，這個“疙瘩”終于松動了。朱××是“知青”消極面中的核心人物，他的轉變給全連“轉化”工作帶來了積極的影響。

在一次全連大會上，朱××淋漓痛快地向大家作了檢查，并表示愿意接受大家的“批判”。朱××居然愿意接受批判，這是我們未曾料到的，我們沒有批判他，而是更加關心和愛護他了。

1973年冬天里，連里開展梯田會戰，我們連里的“四大金剛”（原來的“疙瘩”人物）在連隊的突擊營中成了全連風云人物。有幾天里，連里發現他們經常去買南瓜、芋頭等來夜里煮吃，不用問，小家伙們一定是糧食不夠吃了。大會上我只作了稍許動員，全連廣大“知青”紛紛支援，一下子，80多斤飯票便送到了他們手中，這次“感化”面遍及全連“知青”，那情景是十分動人的。

事后在一次交談中我問朱××：“索取有兩種辦法，一種是用拳頭威脅，一種是被感動后熱忱相送，你們說哪種方法好？”幾個小青年的回答是十分令人滿意的，“最好是自己用雙手創造。”

1972年以來，在營黨委“白天治坡，晚上治窩”的號召下，我們全連“知青”一個個生龍活虎，許多人歇工了喊死不下山，有的人生病了也不愿離開工地。1974年9月，我調離三連到25營工作，臨行前“知青”們獲連長批準后要殺一頭肥豬來歡送我。感動之余，我耐心對他們進行了說服工作，建議把豬留到國慶那天，大家高高興興地答應了。

為支持我搞好新單位的營建工作，八營三連“知青”全體出動，砍了幾車木料送到25營，我們機關里的辦公桌椅，就是這幾車木料做成的。

1979年，“知青”紛紛回城。“知青”回城后，我們老同志驟然感到了一種寂寞，以后天各一方，我們思念“知青”，“知青”也思念我們。

1985年，我陪愛人到昆明看病，千里外的重慶“知青”娃兒們得知此情后，便立即發電報邀請我們到重慶一聚。到重慶后，熱心的娃兒們早已候在車站了。

重慶一聚，感情是凝重的。“知青”們的帶著我愛人去醫院看病，有的陪著我四處游玩；他們早晚問寒問暖，關心備至，真叫我們兩口子感激不盡。在一次聚會中，大家七言八語，但主題集中，談的都是農場的情況。有的問：我們老營長近來身體好否？有的問：而今馬鹿塘變成啥樣子了？有的問：我親手定值的××山××帶的橡膠樹長得有多高多粗了……

種種詢問中，提得最多的是農場里留下的老同志；從營長、連長到老張、老李，有的甚至問起了“我干爹、干媽”，“我曾經戀愛過的那一位”。聽得出，“知青”們對農場的思念是深沉的，而且思念的也絕非一人一事。

“知青”，不論從工作、生活及其作為上看，都是我們國營農場整個70年代發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我們的農墾事業中，傾注著他們的心血和汗水，正因為如此，我們要永遠永遠地記著他們，懷念他們。 （本文來源知青情緣）

作者：秦本華，系農場工會主席、政工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