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美國冷戰之父對中國做出一個預言：25年后，字字應驗

在現代的國與國關系中，究竟什么起最重要的作用？是價值觀，還是利益，還是共同的目標？為什么在近代以來的敘事中，總會出現那么多的“敵人”？

當我們弱小時，總感覺來自四面八方的欺負和壓迫。我們從最初有意無意，到后來習慣成自然，到最后刻意把自己放在一個受害者的位置，用這種角度來觀察世界。所以我們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看到任何一個成年人的時候，就會下意識地把他們分成好人和壞人兩種狀態：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于是便有了“鐵桿盟友”“歷來交好”或“世代為敵”“亡我之心不死”等等敘事。

可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真的是這樣嗎？

國際體系的復雜，和人與人之間的邏輯用的是同一套邏輯關系嗎？也就是說，只要興趣相同、意氣相投、三觀一致就可以做朋友？反之，三觀不一致、氣質排斥，就互相看不順眼、話不投機半句多？

其實并非如此。

現代國際體系是一套基于理性考量的、非常多元的架構關系。它本質上是一個關于契約的結構關系，或者也可以這樣理解：它是由一系列商業合同編制而成的關系網。國與國之間并非基于好惡相互連接，而是基于利益、規則和互相需要才相互連接的。它代表的不是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多種不同需求的人之間的多元關系。

在這種關系下，所謂的良好合作，并不意味著對方對你完全沒有惡意，而只是求同存異的雙邊關系。另一方面，由于觀念不同，甚至在輿論和媒體上互相攻擊，但也并不妨礙兩國相互利用和合作。

所以在有些看不懂這套運行規則的“二極管”們看來，這種國際關系簡直太逆天了：你們怎么可以這樣玩兒？面子上罵罵咧咧，私底下勾勾搭搭？

那是因為他們不懂現代國際關系的法則。在這些人眼中，要么就是一輩子好基友——一旦兩國交好，那么就要海枯石爛、絕不相負，像一個癡情的女人，到死不能變心，還得是全方位的相互協作，不管什么情況永遠捆綁在一起。這種“戀愛腦”的腦回路，在看待國與國關系時，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出同樣的想法：所有的國家都是負心漢，總是要出軌，總是有奸人想害朕，所有的國家其實都對咱沒安好心，他們總是試圖遏制我們的發展——即便是歷史上幫助過我們的人，也沒安什么好心，他們總是有所企圖。

我們今天解讀一下美國冷戰之父、整個冷戰時期的總設計師——喬治·凱南。他當初對中蘇兩國是怎么設計的？他是如何把這種戰略思想運用到當時的對美對蘇關系上去的？

1999年，凱南在接受采訪時說：他將中國視為地緣上可以犧牲、文化上獨特自洽的存在。他認為中國并非美國的核心戰略利益。他認為中國是“亞洲的法國人”——背景深厚，有深厚的文化傳統，民族性特別強，不喜歡外人對他們干預，更傾向于抱團獨處。

他當時就明確指出：中國絕不會成為蘇聯的仆從，中蘇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矛盾。他們不會因為我們的善意而改變，利益沖突時，則會回歸到正常的國家關系。所以他主張美國應從中國脫身，減少介入——“我們和中國打交道越少越好”。并說對他們要保持最完美的禮節，避免過度依賴或道德綁架。

他認為中美兩國利益不重合，應該各走各的路，和平共處，敬而遠之。

他還這樣描述：中國將最終出于必要而醒悟過來，尋求和美國的交涉。當逆境的紀律完成使命，當興奮的人民受到教訓，當各種對抗的心靈破碎，新的時代便會來臨。美國人也不要把自己的恩主心理強加給中國人，而對方也要放棄傲慢和憎恨的心理。它將在現實中展現出一種巨大的可能性——大家都需要改變，雙方才能達成共識，而這需要水到渠成。

而對蘇聯，其核心戰略卻是長期遏制。因為這一判斷源于歷史的不安全感與意識形態的偏執，視西方世界為天敵。他們就像一具上了發條的玩具車，會一直沿著既定的路徑持續擴張，難以改變——對外一定是擴張擴張再擴張，并試圖以此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凱南的核心策略是：長期、堅定的遏制，但非軍事對抗和打擊，通過政治經濟手段，限制其野心的擴張。

現在看來，大家對他在幾十年前的這一主張有什么感想？他是不是看得很準、很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