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么美：宋韻文化——中華文化的璀璨巔峰

2017年、2024年和2025年總共已三次去過浙江，其實浙么美的背后是浙么強，浙么有文化底蘊！從上山文化、良渚文明，到古越遺風、吳越交融，再到風流宋韻、陽明心學等等，這些跨越時空的文化坐標，共同鑄就了浙江的根脈與底色！

浙江這片被時光與文化浸潤的土地，閃耀著深邃靈動的光芒。從上山的稻種到良渚的玉琮，從古越的堅韌到吳越的融通，宋韻雅致、陽明心學，黃帝傳說、和合智慧，絲瓷茶風雅……這些深植血脈的文化基因，構成了浙江獨特的氣質與活力。

2024年，浙江文化基因激活工程首次提出了上山文化、良渚文化等10大現象級省域文化標識，以此為基礎，逐個文化標識開展專項解碼研究，講清楚“浙江的文化有什么”“這些文化是什么”，繪制文化標識圖譜，初步構成了“何以浙江”的闡釋體系。一起讀懂宋韻文化：中華文化的璀璨巔峰。

浙江人對宋韻文化始終有著深深的情結。宋韻銜接起古與今的浩瀚時空與深厚積淀，正在拼接起“詩畫浙江”推進共同富裕的文化譜系。

其文化內涵主要包括：

1.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

2.經世致用的浙學思想（傳統儒學的新氣象）

3.以三大發明為代表的科技創新

4.典雅的生活美學與豐富的市井生活

5.完備周密的典章制度

6.高度繁榮的經濟與產業

7.獨具一格的文化藝術

在中國歷史的長卷中，宋代無疑是最為璀璨的篇章之一。而浙江，作為南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承載了宋韻文化的精髓。從“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到經世致用的浙學思想；從三大發明的科技創新，到典雅的生活美學與繁榮的市井生活；從完備的典章制度到高度發達的經濟產業，宋韻浙江展現了一幅文明高度發達、精神高度自覺的社會圖景。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士大夫階層最為活躍的時期之一，而浙江更是士大夫文化的核心區域。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在南宋浙江士人身上得到了更深刻的體現。

南宋定都臨安（今杭州）后，浙江士人不僅承擔著治國理政的重任，更在文化、教育、社會公益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如朱熹、呂祖謙等大儒在浙江講學，培養了大批心懷天下的士人；蘇軾疏浚西湖、賑濟災民，留下“欲把西湖比西子”的千古佳話；陸游“位卑未敢忘憂國”，詩詞中貫注著北伐之志與民生關懷。宗澤任東京留守期間整軍抗金，聯絡義軍，培養岳飛等將領，24次上疏力主北伐。臨終仍高呼“渡河”，彰顯了宋代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家國情懷和舍身報國的擔當精神。

浙江士大夫的精神核心在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不僅追求個人道德完善，更關注社會現實，積極參與地方治理，興辦書院、修橋鋪路、賑濟災民，真正踐行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

宋代儒學在浙江呈現出獨特的發展路徑，形成了以“經世致用”為核心的浙學思想。浙學更注重實踐，強調學問要服務于現實社會。呂祖謙的“婺學”、陳亮的“永康學派”以及葉適的“永嘉學派”是浙學的代表。

呂祖謙，婺學（金華學派）創始人。通過麗澤書院講學，培養了大批經世之才，主張“明理躬行”，強調學問須切于實用，提倡兼采朱陸之長，注重史學研究和制度考訂，形成了“泛觀廣接，兼容并蓄”的學術風格。

陳亮，永康學派代表人物，倡導“事功之學”，主張“義利雙行，王霸并用”，反對空談性理，強調務實致用。他在永康方巖五峰書院講學，培養人才，傳播經世濟民的實學思想。其經世致用思想對后世浙東學術、明清實學及近代改革思潮影響深遠，至今仍具借鑒價值。

永嘉學派形成于宋代溫州永嘉縣，主張“六經皆史”，注重“以經制言事功”，為現實政治提供借鑒。該學派善于引經據典，將儒家經典視為研究三代制度的重要史料，在經學研究上成果豐碩。這種立足傳統、服務現實的特點，使其兼具文化根脈與時代適應性，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

溫州博物館館藏的北宋泥活字佛經殘頁，成功入選2025年人教版七年級下冊歷史教科書。該殘頁為《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的一部分，1965年于浙江溫州白象塔內發現。經鑒定，其約在1100年采用膠泥活字技術印刷而成。標志著溫州作為活字印刷術早期實踐地的歷史地位得到國家級權威認可。

浙江瑞安東源村保存的完整木活字譜牒印刷工藝，完整傳承了中國古代活字印刷技藝，嚴格遵循刻字、排版、印刷、裝幀等20道傳統工序，完整再現了這項古代發明的完整工藝流程，堪稱印刷技藝的活化石。

沈括作為“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其《夢溪筆談》系統記錄了北宋天文、數學、地質等領域的創新成果，尤其是對指南針、活字印刷的實證研究，成為科技史的重要文獻。

《夢溪筆談》內頁

造紙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富陽泗洲造紙作坊采用竹纖維為原料，開創了竹紙制造新工藝，極大地促進了文化傳播。

南宋海外貿易繁榮，寧波（明州）、溫州等港口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指南針的應用使遠洋航行更加安全，促進了國際貿易。

在建筑方面，喻皓所著的《木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的木構建筑技術專著，對南宋時期浙江及全國的建筑技術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寧波保國寺是中國長江以南現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構建筑之一。其建筑形制、結構技藝與北宋官方頒布的《營造法式》高度吻合，被建筑學界公認為“《營造法式》唯一現存實例”，具有極高的歷史、科學與藝術價值。

造船業以明州為代表，“福船”采用先進的水密隔艙技術。臨安通江橋太醫局匯集名醫，外科圣手嵇清的醫術被載入《夷堅志》。這些創新不僅推動南宋社會發展，更對世界科技進步產生深遠影響。

嵇清畫像

宋代士大夫將日常生活提升至藝術境界，形成了以“雅”為核心的生活美學體系，精髓體現在對園林意趣、書房陳設等空間雅韻的追求，焚香、點茶、插花、掛畫成為文人雅士的日常，體現了將哲學、藝術與生活熔鑄一體的美學實踐。

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的市井生活在中國古代城市發展中達到巔峰，《夢粱錄》與《武林舊事》對此有生動記載，展現了12-13世紀中國最繁榮的市民社會圖景。

米市、肉市、花市、藥市等“四百十四行”遍布全城，“北關夜市”成為當時世界罕見的夜間經濟區。出現專業化的“四司六局”（帳設司、茶酒司等），反映服務業的精細化分工。走街串巷的“雜貨郎”、沿街叫賣的“盤街”小販，以及“浮鋪”（移動攤位）構成毛細血管般的商業網絡。瓦舍勾欄每日上演雜劇、相撲、傀儡戲等百戲。酒樓茶坊林立，《武林舊事》記載“鵪鶉馉饳兒”“蟹釀橙”等280種小吃，“分茶酒店”首創菜單點菜模式。

南宋時期，浙江作為行在所在，形成了完備周密的典章制度體系。

徐謂禮文書是2005年出土于浙江武義的南宋紙質公文，包含“錄白告身”“錄白敕黃”和“錄白印紙”三部分，完整記錄了官員徐謂禮30年的仕宦履歷，是迄今最系統的宋代“官員檔案”。印證了南宋禮制中“以文書御天下”的特點，揭示了官方禮儀與文書行政的緊密結合。為研究南宋銓選制度、考課體系及基層政務運作提供了原始依據，如“印紙批書”制度，展現了官員監督與晉升的實際操作，填補了《宋史·職官志》的細節空白。

南宋徐謂禮文書圖

在法制方面，以《慶元條法事類》為代表的行政法規在浙江率先實施，臨安府設立專門的司法機構，實行嚴密的案件復核制度。官制上，浙江作為政治中心，集中了尚書省、樞密院等中央機構，地方實行路、州、縣三級管理，設浙西路、浙東路等行政建制，并首創提舉常平司等經濟管理機構。禮制方面，以紹興宋六陵為代表的皇家陵寢制度臻于完善，《思陵錄》詳細記載了宋高宗永思陵的營造規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山陵祭祀禮儀。

南宋時期，浙江地區依托優越的自然條件和區位優勢，形成了高度繁榮的經濟產業體系，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區域之一。

北宋慶歷七年（1047年），26歲的王安石任鄞縣知縣，在此推行了多項改革措施，如組織民眾修治東錢湖，創立“塘長制”管理水利工程，現存《鄞縣經游記》記錄其巡察水利足跡。首創“貸谷于民”制度，春季貸糧、秋收償還，這成為后來全國性青苗法的原型。這些實踐為熙寧變法積累了地方治理經驗，鄞縣因此被稱為“王安石變法的實驗室”。

東錢湖王安石公園 圖源：寧波社科

在產業經濟方面，浙江的瓷器、絲綢和茶葉生產達到歷史高峰。龍泉青瓷以其“粉青釉色”聞名于世，產品遠銷東亞、東南亞乃至中東地區。絲綢產業形成專業化生產，杭嘉湖平原的“湖絲”質量上乘，杭州、紹興等地設有官營織造機構。茶葉種植面積擴大，紹興日鑄茶、杭州龍井茶等名茶開始嶄露頭角。

海外貿易是南宋浙江經濟的突出亮點。杭州市舶司作為最重要的外貿管理機構，負責征收關稅、查驗貨物、發放公憑（貿易許可證）。寧波（明州）、溫州等港口商船云集，與日本、高麗、東南亞各國保持密切貿易往來。進口商品以香料、珍寶為主，出口則以瓷器、絲綢、銅錢為大宗。海外貿易的繁榮使南宋政府獲得了巨額財政收入，也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

朔門古港遺址

南宋時期，浙江成為文化藝術發展的重鎮，在繪畫、詩詞、書法、工藝美術等領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江南文化”風貌。

浙江畫家群體成就斐然。樓璹創作的《耕織圖》系統描繪了農耕紡織全過程，兼具藝術與科技價值；錢塘人劉松年作為南宋四大家之一，其《四景山水圖》展現了精湛的界畫技藝。這些作品體現了宋代院體畫的寫實風格與詩意追求。

宋詞創作達到鼎盛，與浙江關聯密切的詞人群體星光熠熠。周邦彥開創格律詞派，其《清真集》影響深遠；陸游、蘇軾豪放詞風獨樹一幟；李清照南渡后寓居浙江，詞作更顯沉郁；辛棄疾、岳飛等愛國詞人作品慷慨激昂。這些詞人共同鑄就了宋詞的黃金時代。

書法藝術方面，宋高宗趙構創立“南宋體”，影響一代書風；吳琚、張孝祥等浙江書家各具特色；岳飛《出師表》展現武將書法的雄渾氣魄。宋代書法在繼承晉唐傳統基礎上，形成了尚意求趣的新風格。

宋高宗《賜岳飛批札卷》

浙江境內龍泉窯、越窯等窯址生產的青瓷聞名遐邇；富陽竹紙、溫州皮紙等造紙工藝領先全國；湖州羊毫筆制作精良；杭州織染所生產的絲織品工藝精湛。這些工藝品不僅滿足國內需求，更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浙江還是方志編纂的重鎮，《臨安志》等地方志書開創了系統記錄地方文化的傳統。永嘉四靈詩派等文學流派，也展現了浙江文人的創新精神。

南宋咸淳《臨安志》刻本散頁

這些文化藝術成就，既承襲北宋傳統，又融入江南特色，形成了典雅精致、富有生活氣息的獨特風格，對后世影響深遠。

（來源：浙江文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