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解析｜對話鄭永年：中國經濟的“躍遷”，關鍵不僅在技術，更在制度

對話鄭永年：

中國經濟的“躍遷”

關鍵不僅在技術，更在制度

Dialoge 2026.03.17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

從“十四五”到“十五五”，這一棒交接的核心關鍵詞是什么？

如何實現“產學研一體化”？如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如何培育能夠承受風險的“長錢”和“耐心資本”？

如何平衡與發展傳統產業、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

AI時代，我們是否需要一場“新的啟蒙運動”

編者按

2026.03.17

今年兩會，“新質生產力”毫無懸念地成為最高頻熱詞。從“十五五”規劃列出的28項重大工程，到代表委員們熱議的AI大模型、人形機器人，再到街頭巷尾年輕人對“養龍蝦”還是“卸龍蝦”的焦慮——科技創新從未像今天這樣，既承載著大國躍遷的宏大敘事，又如此具體地叩擊著每個人的生活。

從“十四五”收官到“十五五”布局，中國經濟要如何突破從“量”到“質”的躍遷？第四次革命的浪潮下，當人工智能從“替代體力”轉向“替代腦力”，當技術突破的速度快過制度適配的節奏，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在此背景下，大灣區評論與鄭永年教授展開對話。

大灣區對話

邀請嘉賓：鄭永年

本期采編：馮簫凝

大灣區評論：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開篇就提到“十四五”順利收官，并對“十五五”規劃作了說明。從“十四五”“量”的積累到“十五五”“質”的突破，這一棒交接的核心關鍵詞是什么？

鄭永年：

關于“數量型經濟”與“質量型經濟”的討論其實有很多年了。總體上看，轉變從十八大就開始了。十八大之前，中國基本上屬于數量型的高增長，但也導致了能源、環保和社會等方面的瓶頸。十八大之后，我們主動把經濟增速從兩位數降到了7％左右，稱為“經濟新常態”，不再追求高經濟增長率，而是從“數量型經濟”轉向“質量型經濟”。但一個經濟體的結構性轉型，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就可以完成的。

這個轉型前后的區別在哪里？數量型的經濟增長，靠的是簡單的生產要素投入，比如勞動力、土地，或者依靠的是應用西方發達經濟體的成熟技術。質量型的經濟增長則發生了變化，不光要增長，還要實現“躍遷”。

如何實現“躍遷”？最關鍵的就是新質生產力，就是科技引領。就像我在中講到的，通過技術的進步，實現基于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

機械臂在博澤汽車技術企業管理（中國）有限公司車間作業（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評論：

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要建設三大科創中心：京津冀、長三角，還有粵港澳大灣區。這次“十五五”規劃，主題詞除了關于科技創新，同時還強調了制造業、實體經濟、以及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

鄭永年：

從世界經濟史上來看，人類曾長期處于農業社會——當然農業社會也有一些“科技”，比如“犁”的發明，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力。但是真正的經濟起飛是從工業革命以后開始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到現在第四次了，每一次工業革命帶來的都是一次經濟的躍遷。當第一次工業革命后，技術實現了躍遷，再通過慢慢地發展，把科技的能力釋放出來，積累到一定程度，促使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生，然后技術躍遷，再次發展和釋放，以此類推。這種躍遷與發展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當然，經濟發展的規律跟技術發展的規律要配合起來：互相適應，經濟就發展得好；相互不匹配，經濟就會出現問題。

馬克思強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要互相適配。有技術了但你不接受，這個技術就沒用。比如盧德運動把機器毀掉了，這就相當于沒有技術。所以每一次新技術的出現，都會導致一種新的生產關系的發展。所以我們在談科技發展的時候，兩個方面很重要：一個是技術層面，另外一個制度層面。

因此，當我們討論高質量的經濟發展的時候，實際上我們還需要高質量的制度建設，還需要有高質量的開放（或高水平的開放），這是一個完整的發展系統。就像中醫一樣，講究的是整體性。

大灣區評論：

剛才您提到如何實現“經濟躍遷”最關鍵的就是新質生產力。“十五五”規劃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方面列出的28項重大工程，包括智能機器人等。從“新質生產力”的理論提出，到如今寫入規劃成為“施工圖”，您認為在未來五年的落地過程中，重點和難點在哪里？

鄭永年：

無論是這28項重大工程，還是其他的相關任務，都是在不斷變化的。所以我們要面向未來，新的技術在不斷產生，這只是目前的抓手——也許以后不止28項，或者這28項里有幾項最后發現不太可行，都是有可能的，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我們不能過于機械地去理解。

難點在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我們總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到今天不到300年時間的經驗，梳理出了其中的基本邏輯——“新三駕馬車”理論，即三個要素：第一，必須有強大的基礎科研能力去產生原創技術，即科學發現；第二，必須具備應用技術轉化能力；第三，無論是基礎科研還是應用技術，都要有充分的金融支持。“十五五”列出的這28項工程，其實就是“新三駕馬車”的產物。

但是，梳理邏輯容易，真正落實很難。比如在基礎科研層面，如何給有潛力的科學家提供自由和生活條件，讓他們能充分追求自己的科研興趣？還有從去年四中全會到“十五五”規劃一直都在說的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金融強國，但如何把這些都融合在一起構成一個有機的體系則是一個大問題。例如，我們的國家實驗室其實不少，但一直處于相互割裂、部門所有的狀態，互相不開放，整體的系統協調性就體現不出來。還有對人才的定義問題，比如“帽子人才”現象，很多年輕學者不是在追求真正的原始創新思想，而是在追求“帽子”。盡管國家已經提出治理“帽子人才”的問題，但經驗地看，對帽子的追求則是越來越激烈。此外，科研如何轉化？中國早就是論文大國了，西方炒作“中國威脅論”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科研論文發表量超越了美國。但是，這些科研論文很多只是符合發表標準的“八股文”，弄一堆數據、搞一個模型，真正實現轉化的例子非常少。還有基礎科研人才和工程應用人才的評估體系、科研基金的分配方式等等。這些問題大家已經發現了，但真要解決起來是一個系統性工程，想要落實，還需要大量的體制機制改革。

位于天津濱海高新區的天津木牛流馬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對一款具身機器人進行測試驗證（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評論：

想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加強原始創新和核心技術，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在“產學研一體化”層面，我們要做哪些體制機制上的改變？

鄭永年：

“產學研一體化”是我們的一個短板。一方面是我們做得不夠，基礎科研跟應用技術轉化脫節了。剛才也提到，我們早就是論文大國，但轉化率非常低——這表明我們的基礎科研很多不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不是“問題”導向的，而是“發表”導向的。現在的大學和好多科研機構跟社會經濟是脫節的。如何彌合？這一塊的改革特別重要。在這一塊，美國以斯坦福體系為代表的體系本來就比我們做得好，而且現在美國的企業也在做基礎科研。早期美國的貝爾實驗室也是這樣，它作為一個企業在做應用技術時遇到了解決不了的問題，就以問題導向反過去做基礎科研，結果產生了很多重大的原創發現。這就是基礎科研跟應用技術的無縫對接。美國現在很多大廠基本實現了這種無縫對接。為什么現在連最好的大學都留不住頂尖人才了，人才都跑去大廠了？不見得全是為了錢。在大廠里做基礎科研，能直接解決實際問題，很多科學家和工程師對這個非常感興趣。

另一方面，我們又走得過度。比如工程院是做應用轉化的，科學院系統是做基礎科研的。但現在有的部門要求科學院也去搞應用，這就很難了——讓一個科學家既要做基礎科研，又要做應用轉化，還要去籌資，這既困難也不合理。更加符合邏輯的做法就是分工明確，工程院實在地做應用技術轉化，科學院安心地做基礎研究。現在這種基礎科研工程化的趨勢，長遠來看對原創性的產生是不利的。

如何調整？一方面，國家要養一批科學家專攻基礎科研；另一方面，應用技術要實打實地轉化，不能光為了寫論文。同時，國內的大廠也要學習美國企業那樣去做一些基礎性的研究。其實我們的大廠不比大學差，比如深圳，雖然沒有像北大清華這樣集中的高校集群，但有像華為、大疆、騰訊、比亞迪這樣的技術型企業，這些企業加起來的科學家數量，遠遠超過很多大學。這些人在解決實際應用問題時去做基礎科研是完全可以的。這些機制我們需要慢慢梳理。

大灣區評論：

“金融支持”是我們的另一個短板，您曾指出我們缺乏長周期的風投體系。我們應該如何培育能夠承受風險的“長錢”和“耐心資本”？

鄭永年：

金融支持非常重要。但金融成為短板的原因，并不是因為我們的資本不夠。以前我們資本短缺，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沒有過多能力去投入基礎科研或風投。但現在我們人均GDP已經超過1.3萬美金了，接近高收入經濟體門檻了。而且中國還是一個存款大國，老百姓儲蓄還在不斷增加。我們不缺資本，缺的是“耐心資本”。什么是耐心資本？一是必須要“長期”，不能今天投了明天就要收回來；二是必須要能冒風險。

我們提倡要大力改革金融體制。一方面，我們要發展像美國那樣的公益慈善基金來支持科研。這方面我們還沒發展起來，仍需要完善稅收等免稅體系去鼓勵私人捐助大學的基礎科研。

另一方面，要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建立起一套支撐耐心資本的容錯制度和考核體系。為什么現在地方政府明明都有產投、創投基金，但這些國資背景的基金卻往往不敢冒險，無法成為長期的耐心資本？這就是體制機制的問題。風投的周期可能要8到15年甚至更長，但國資委干部的任期可能就3到5年。任期一到人就走了，任期內還要面臨嚴格的審計制度，誰敢去投10年以后的高風險項目？

還有，我們要反對“壞金融”，提倡“好金融”。以前我們在金融領域犯過錯誤，搞了像P2P等各種形式的“割韭菜”亂象。我們要吸取教訓，要把資金投向支撐實體經濟、制造業創新的風險資本。二戰以后美國風投的發展，就是把中產階層以上的過剩資本聚集起來作為風險資本，投資100個項目只要有2到3個成功就不得了——雖然風險大，但回報也大。

我們金融體制的改革迫在眉睫，“金融強國”已經提出來了，它的實現路徑是什么？我們需要結合中國的國情大力研究和推進。你看現在老百姓和企業的存款，以前還可以投資房地產，現在房地產高歌猛進的時代過去了。現在各地儲蓄率非常高，能不能把這一塊資金轉化為風投？我們需要認真考量。

當然，投資不僅是利益計算，也是一種文化，看整個社會有沒有“敢冒險”的精神。一個保守的社會，老百姓是不會去做風投的。這就需要在社會層面培養企業家精神。

數據顯示，大量20歲出頭的中國年輕人包括大學在校生在A股近兩年的上漲中入場（圖源：BBC）

大灣區評論：

“十五五”規劃綱要強調要“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您怎么看待傳統產業、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這三種產業的發展與平衡？

鄭永年：

首先，前面已經強調了科技對產業的重要性。至于資源怎么分配？是不是都要集中到未來新產業去發展新科技？我覺得還是要均衡。

產業升級基本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創造”新產業，今天生產鞋帽，明天生產科技產品；另一種“賦能”老產業，一直生產鞋帽，但通過科技增加它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對于我國來說，我們是世界上工業部門最齊全的國家，這是我們的優勢所在。所以用現在的科技來賦能老產業、改造老產業更加重要。因為這個基本盤是有確定性的，我們要增加它的附加值。

未來產業就算投入再多，也有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遠遠大于提升老產業的附加值。比如未來產業離不開人工智能，美國現在最擔心的就是人工智能泡沫。美國經濟和技術現在發展得不錯，為什么有那么多不確定性？就是因為經過里根革命以后，美國基本把老產業和中低端技術產業都放棄了，一股腦都放在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上。一方面這使得它科技進步特別快，但另一方面它的短板也暴露了。特朗普上臺以來一直要搞“再工業化”，想把以前的產業轉移回去，但很難成功了，因為產業已經轉移走了。所以對于我們這么大一個經濟體，用新技術賦能老產業，比單純面向未來產業更重要。我們要鞏固基本盤，同時也要通過金融支持去冒險、去創造未來產業。如果放棄基本盤，會發生重大危機的。

資源是有限的，有些地方政府很容易犯錯誤，覺得傳統產業不重要了，把資源完全投到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這就偏頗了。傳統產業不是不重要，未來產業也不是一定能成功——技術突破有時需要運氣。所以我們要兩手抓，在鞏固傳統產業基本盤的基礎之上，再去冒險探索未來產業，這是比較保險的路徑。

前面提到的新三駕馬車，創新鏈條包括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總書記在這次兩會上也說，要有“從0到1”的突破，也要把“1”拉長、推進。基礎科研當然很重要，但有些“從0到1”的突破不能只停留在基礎科學和思想層面，比如華為的5G最初就是一篇學術論文。西方可以封殺我們的應用技術，但很難封殺西方科學家產生的科學思想和基礎研究。所以這兩塊我們要分清，真正拿諾貝爾獎的基礎科研我們要重視，從理念轉化為應用技術的“從0到1”更為重要。而且把“1”拉長就是技術的廣泛應用，就是技術的升級和附加值的提高。我們要把這個邏輯講清楚，不能造成資源錯位。

大灣區評論：

現代化既有基于技術、物質層面的現代化，也有制度層面的現代化，但歸根結底，還要有人的現代化。最近掀起一陣“養龍蝦”潮流，后來又有一部分人開始跟風“卸龍蝦”。這背后其實反映了現階段人類對于技術變革的一種恐懼感，擔憂這種生產力的變化會替代人本身。對此，您怎么看？

鄭永年：

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幾次工業革命，所有的新技術從出現到普及，都有個過程。現在的AI也好，“小龍蝦”也好，我們確實應當對它保持審慎。這不是僅僅一種情緒，對新事物保持懷疑和恐懼，也是人類理性內在的一部分。

包括現在的人工智能，先有人工，后有智能，技術的發展是跟人有關系的，同時也是為人服務的。所以人很重要，我們對技術的態度，以及我們如何營造一種新的制度體系去適配生產力，這些最終的落點還要在回歸于人。最重要的還是要看新技術是否是“以人為本”。如果是從整體上能增進人類福利的技術，我們是應當歡迎的；如果是損害人類福利的，我們就要小心甚至排斥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核能。核能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它既可以用來增進人類福利，比如建核電廠；但是也可以毀滅人類。所以后來人類的做法是，我們要張揚技術能造就人類福利的這方面，要限制它毀滅人類的這方面。

巴黎核能峰會呼吁發展安全可負擔核能，2026年3月10日，法國總統馬克龍（中）在巴黎舉行的核能峰會上發言（圖源：新華社）

我們現在所說的人工智能對勞動力的取代，這僅僅是很小的一部分。首先我們也要注意到，第一、第二、第三次工業革命，跟現在以人工智能為主體的第四次產業革命，性質完全不同。以前的三次革命是解放勞動力，把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以前人類當牛馬，后來我們讓機器當牛馬，機器是為我們人服務的。但人工智能現在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東西，因為它想取代我們的智力，產生的是另一類理性。

大灣區評論：

是的，從第一次到第三次工業革命，替代的方式其實是“自下而上”的，先替代的是低端的勞動力。而這一次最大的區分在于，是“自上而下”，替代的是高端的勞動力。

鄭永年：

人工智能也是一種理性的產物，它取代的可能就是科學家、學者這些受過教育的人群的腦力工作。從這個角度來說，它本身就是具有破壞性和顛覆性的產物，所以要特別小心它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人工智能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它在改變傳統的經濟形態，甚至催生全新的經濟形態；它在同時改變著社會形態、政治形態等方方面面，甚至以后連人類的心理形態都會隨之改變。所以對這些東西保持警惕性是絕對有必要的，不能盲目地出現一種新技術我們就接受一種。

我們對人工智能的態度，應當像對核能一樣：它能造就人類福利的這部分，我們盡量接受；損害人類福利的部分，我們要防范起來。比如我之前提到的“人工智殘”，不能因為出現了人工智能，人類自己就退化了、不會思考了，這種負面影響我們就必須要防止。

大灣區評論：

這是否說明未來的人文精神變得更重要？

鄭永年：

是的，未來的人文精神重塑是非常重要的。技術本身只是一個工具。奧本海默發明了核武器，但是決定投原子彈的不是奧本海默。技術產生以后，就已經脫離了它的創造者。技術用于什么地方、如何使用、目的是什么？這是人規定的。

比如對于人工智能的探討已經開始，只是現在的探討有些“一哄而上”。大家都在談AI的應用（Applications），但是我們往往忽視了這些應用對我們的深層影響（Implications）。

無論是寫文章、做PPT，還是制作電影，AI應用的影響是什么？對我們意味著什么？如果AI都替你做了，你以后自己還能思考嗎？你還愿意去思考嗎？實際上我們的生活已經發生變化了，比如以前寫毛筆字、鋼筆字，現在大家都用電腦打字，很多字怎么寫就都忘記了。這就是一種退化。

第一次啟蒙運動發生在歐洲，那是針對宗教的，不是針對技術的。這一次，我們要針對技術本身去重新思考了。人工智能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甚至能取代人了，什么是“人”？如果人工智能比我們聰明了，以前是機器為人服務，現在會不會倒過來，變成人為機器服務？人以后會不會變成“機器的奴隸”呢？

以前的三次工業革命，我們都把機器作為人的奴隸了。最早的奴隸制度是一部分人剝削另一部分人，后來我們依靠機器，實際上是讓機器做了奴隸。以后如果真的有了智能化的機器人，它會不會控制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人應該怎樣去主導，如何對待這個技術？所以我一直提倡要重塑人文精神，我們需要一場“新啟蒙運動”去思考：一個技術的發展到底是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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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為《大灣區評論》編輯組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GBA 新傳媒

對話整理 | 馮簫凝

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覃筱靖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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