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凜冬已至的美國

Welcome to the American Winter

明尼阿波利斯冰封的街道上，正上演著一場意義深遠的變局。

作者：羅伯特·F·沃思

攝影：Jack Califano for The Atlantic

發布時間：2026年1月25日

六輛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車隊驟然停駐，數十人立刻圍攏上來，人人手持手機；附近民居里也涌出不少人——我甚至看到一位女子在零下7攝氏度的天里穿著健身短褲——眾人將從黑色越野車中涌出、面罩遮面且全副武裝的執法探員團團圍住。人群的怒火仿佛化作一股有形的力量，與此起彼伏的哨聲、汽車鳴笛和憤怒的口號一樣真切：“驅逐移民局！滾蛋！回家去！”

警員將一名抗議者摔在泥濘的柏油路上，一擁而上將其按倒，隨后銬住他拖離現場。人群的尖叫愈發刺耳。由于撤離路線被抗議者和車輛封堵，探員們投擲出催淚瓦斯罐，白色的煙霧在冬日的空氣中翻涌升騰。一名受傷的男子踉蹌著從我身邊走過，在雪地里反復嘔吐。

上周三下午，我站在距離混亂現場數碼遠的地方，眼前的畫面，充其量是美國國內分裂的一幅寫照：一邊是野蠻的執法人員，用槍口要求他人屈服；另一邊是憤怒的抗議者，嘶吼著尋求正義。

但近幾周，無數令人心驚的照片記錄下了明尼阿波利斯的暴力沖突，而沖突背后，是另一種現實：一場精心策劃、如同城市編舞般的公民抗議行動。從抗議者手中同款的哨子、整齊的口號、統一的策略，到他們雖緊跟移民局探員，卻從未真正阻撓其逮捕行動的舉動，都能窺見這場行動的章法。過去一年，數千名明尼蘇達人接受了法律觀察員的專業培訓，參與了長時間的角色扮演演練，而我親眼所見的這一幕，正是他們反復排練的場景。他們日夜徒步巡邏各個社區，通過“信號”等加密通訊軟件保持聯系，這些聯絡網絡，最早便在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遇害后形成。

我一次次聽到人們說，他們不是抗議者，而是守護者——守護自己的社區，守護心中的價值觀，守護憲法。副總統萬斯將這些抗議斥責為“左翼激進分子與地方當局勾結制造的蓄意混亂”，但當地的實際情況，遠比這一說法更離奇，也更耐人尋味。尤其是1月7日勒妮·古德遇害后，這場運動的規模早已遠超電視新聞里出現的核心激進分子群體，且它并不存在萬斯等政府官員臆想中的核心指揮層。

有時，明尼阿波利斯的景象會讓我想起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抗議者與警方的街頭沖突，迅速升級為一場大規模抗爭。如同開羅的解放廣場，明尼阿波利斯的公民反抗也呈現出層層遞進的態勢：抗議先鋒的力量不斷壯大，許多并非持進步派立場的民眾，即便未親身參與，也心生共鳴。在一個富裕的郊區，父母、牧師、教師和老年居民口中，我聽到了同樣的憤怒。幾周前，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官員還因警務、加沙問題和財政預算爭論不休，如今，為了反對移民局，人們已然團結一致，過往的分歧煙消云散。

“總的來說，這個社區已經展現出了極大的克制。”萊克街協會執行董事艾莉森·沙基對我說。該協會代表著眾多受移民局突擊檢查重創的少數族裔企業，“但我們被步步緊逼，這恐怕是蓄意為之，目的就是挑起內亂。”

與阿拉伯之春一樣，人們對這場運動的走向深感不安——尤其是如今，已有兩人在類似我目睹的沖突中遭槍擊身亡；但與此同時，一股希望的暗流也在涌動：人們期待明尼蘇達能為全美樹立一個民主反抗的典范。

配圖說明：杰克·卡利法諾為《大西洋月刊》拍攝——抗議人群拍攝移民局探員，吹響哨子抗議

過去一年，明尼阿波利斯南部一棟三層磚砌建筑，成了無數人的聚集地——他們感到自己和鄰居，需要獲得保護以阻止本國政府的侵害。運營該建筑培訓課程的非營利組織要求我不得透露其具體位置。我到訪時，熱情洋溢的勞工組織者埃米莉亞·岡薩雷斯·阿瓦洛斯正站在座無虛席的禮堂舞臺上，講述移民局探員使用的面部識別技術——這些探員常會對著抗議者拍照。“現在，每個人都身處險境。”她說。她身后的屏幕上，列著幾條觀察移民局突擊檢查的法律要點。

阿瓦洛斯告訴我，已有6.5萬人接受了相關培訓，其中大部分人是12月后參與的。“我們最初的基調完全不同，只是預防性的宣傳。”她說。而如今，古德遇害后，“人們對這場斗爭的利害關系，有了全新的認知。”

我走上樓，看到分組培訓的現場，人們正在接受與移民局正面對抗的訓練。一間教室里，數十名年齡從14歲到70歲左右的參與者，與三名扮演移民局探員的培訓師對峙，激烈的沖突模擬持續了數分鐘。演練結束后，培訓師為志愿者們進行點評。一位頭發花白的女士說，這場演練讓她倍感艱難，“我本就不是會說‘滾蛋’的人。”其他人則得到了實用技巧：如何更穩地站穩身形，讓探員難以將其推倒。

離開前，我看到培訓師又讓眾人進行了兩場模擬演練：一場是移民局突然突襲鄰居家，另一場是在移民局用于驅逐出境的機場舉行有計劃的抗議。幾天后，第二場模擬的場景竟成了現實：約100名神職人員因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羅國際機場抗議而被捕。

與我交談的參與者，看起來并非典型的抗議者形象。其中一位駕校教練要求我僅以戴夫相稱，他說：“我一點也不喜歡沖突，這也是我來參加培訓顯得很反常的原因。”但看著身邊發生的一切，他覺得自己需要培訓師傳授的這些技能。和他一同參加培訓的14歲女兒告訴我：“這場培訓讓人有些難以承受，但我覺得這些訓練都很有必要，因為他們只是在還原現實。”

運營這些培訓的非營利組織，并未組織或指揮雙子城的反移民局抗議活動——事實上，這場運動本就無人指揮。這是一場如同阿拉伯之春般的無領袖運動，自發形成，且帶有極強的本地性。跟蹤移民局車隊的人（他們自稱“通勤者”，這個稱呼半是玩笑，半是為了躲避政府監控）以社區為單位，通過“信號”群組組織行動。開車帶我前往抗議現場、見證移民局突擊檢查的威爾·斯坦西爾，是一名律師、活動家，也是社交媒體博主。他的汽車擋風玻璃上方固定著一部手機，我能聽到“信號”的語音聊天室里，人們實時追蹤著移民局車隊穿過各個社區的位置。那感覺，仿佛置身于一輛通過電臺接收調度員最新消息的警車中。

即便未被催淚瓦斯波及，你也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頭，看到這場全民自發的組織行動。一個酷寒的清晨，我走近一名站在小學對面街道的男子，他的脖子上掛著一只藍色的哨子。他告訴我他叫丹尼爾（因妻子是移民，要求我不透露更多信息），他每天早上都會值守一小時，確保孩子們安全入校。當地的其他志愿者會定期過來，給他送咖啡、點心，或是互通消息。這樣的社區值守，遍布雙子城的各所學校、餐館、日托中心，以及所有有移民居住，或有人可能被誤認成移民的地方。

“這算是一種無組織的有序狀態。”當我問及學校值守的運作方式時，丹尼爾說，“是喬治·弗洛伊德事件，讓所有人聯結在了一起。”

弗洛伊德遇害后形成的本地聯絡網絡，初衷并非只有反種族主義。2020年五六月，那段情緒激昂的日子里，街頭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搶劫者和挑事者，民眾對警方的憤怒達到頂峰，警方也因此撤出了城市的部分區域。許多社區為了自保，紛紛組織起本地的值守隊伍。

配圖說明：杰克·卡利法諾為《大西洋月刊》拍攝——一位抱著嬰兒的女子站在擺滿移民局抗議哨的桌子前；禮堂的舞臺上，一人站在滿座的觀眾面前

我與丹尼爾交談不過幾分鐘，一名高個子男子走了過來，自稱是這所小學的家長觀察員，并要求我表明身份。當我出示記者證后，他的態度變得友善了些，但仍帶著警惕。他解釋說，有消息稱，移民局探員會冒充記者。我向他詢問家長巡邏隊的情況，他卻致歉表示，不能透露任何信息。

學校內部，許多管理人員在過去一年里，也做好了各自的準備。阿曼達·鮑爾是明尼阿波利斯一所小學的教師，該校有大量移民學生。她告訴我，去年秋天，校方通過電話或面對面的方式，將移民局突擊檢查的應急方案告知家長——因為他們早已擔心，郵件記錄可能會被懷有敵意的政府利用。

49歲的鮑爾在描述本月初移民局大批探員出現在學校門口的那天時，幾度難以保持鎮定。自12月起，探員們便一直在學校周邊徘徊，似乎在摸清學校的日常作息，甚至在寒假前逮捕了幾名家長。而這一次，探員們身著防暴裝備突然沖出，闖入學校正對面的公寓樓——許多學生就住在那里。

“我們不得不啟動校園封鎖，讓孩子們待在室內，家長們手挽手堵住學校入口。”鮑爾說，“有個學生從窗戶望出去，看到他們闖入自己的家，失聲哭著說：‘那是我的房子，是我的家。’我們趕緊拉上百葉窗，但一切都太晚了。”

鮑爾已教書25年，這段時間里，校園槍擊案頻發，為防范此類事件的演練也成了常態。“但我從未想過，我們要保護孩子免受的，竟是本國政府的傷害。”她說，“我們護住了孩子們的身體安全，可他們還是看到了這一切。”

說話時，鮑爾的雙手止不住地顫抖。她抬起手，勉強笑了笑：“這兩周，我的手就沒停過顫抖。”

孩子，成了我在雙子城遇到的許多人的道德底線——不僅是移民的孩子，他們面臨著失去父母或自己被驅逐的風險；還有他們在學校、日托中心的白人同學。

我遇到了一對70多歲的老夫婦，他們說，在移民局來到這座城市前，他們從未想過參加政治抗議，直到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孫女僅僅是去上學，就可能目睹一場暴力的移民突擊檢查。丹和簡（和許多人一樣，他們要求我隱去全名）住在一個舒適的郊區，住著寬敞的房子，他們用茶和餅干招待了我。

“孩子目睹暴力或犯罪，與成年人的感受截然不同。”丹說，“這會留下一輩子的傷疤。”

丹和簡不愿承認自己變得“政治化”。簡說，用“人文主義者”來形容他們，更為貼切。談及特朗普政府違背基本的基督教原則時，他們的憤怒溢于言表。“我們很快意識到，移民局就是驕傲男孩、布加洛男孩之流的化身。政府給了他們制服，任他們肆意妄為。”丹說。他參加了一場法律觀察員培訓——而這場培訓，恰巧在古德遇害的那天舉行。如今，這對老夫婦會定期為明尼阿波利斯的移民家庭送去食品雜貨。上周五，丹加入了數千人的抗議隊伍，在零下23攝氏度的嚴寒中，他的手指被凍傷了。

配圖說明：杰克·卡利法諾為《大西洋月刊》拍攝——一名女子戴著口罩，站在煙霧之中；大批民眾聚集在尼科萊特大道，抗議移民局

我抵達明尼阿波利斯時，距移民局探員槍擊古德面部已過去11天。她的照片如圣像一般，張貼在整座城市的窗戶和墻壁上。對許多此前從未參與過抗議的人來說，她的死，成了行動的號召。

查德·克努森就是其中一位后加入的抗議者，這位46歲的紀錄片導演，在古德遇害后的第二天早上，正和家里的兩只獵犬待在一起，觀看移民局總部惠普爾大樓的現場直播——這棟樓離他家只有五分鐘車程。一名抗議者在古德的臨時紀念處放下了一朵玫瑰，而克努森看著屏幕，竟看到一名移民局探員拿起玫瑰別在翻領上，隨后又戲謔地遞給另一名女探員，兩人相視大笑。

克努森說，他以前從未參加過抗議，覺得那毫無意義，不過是人們排解愧疚感的方式。但當他看到那些移民局探員的笑容時，內心的某根弦徹底斷了。

“我抓起鑰匙，披上外套，開車就往那邊去。”克努森說，“車還沒停穩，我就沖了下去，哭喊著：‘你們從一個死去的女人身上偷走了一朵花。你們還是人嗎？’”

他的聲音因情緒翻涌而哽咽，那模樣，仿佛在講述一場宗教皈依的經歷。這又讓我想起了2011年的解放廣場抗議——彼時，無數人似乎都迎來了道德與政治的轉折點。

如今，克努森幾乎每天都會去惠普爾大樓，為那些舉著標語、對著進出的移民局探員和車隊高聲抗議的人，送去一壺壺熱咖啡。他說，自己被催淚瓦斯熏了太多次，嗓子已經沙啞。我在他圣保羅的家中見到他時，廚房臺面上擺著一排擴音器，他會和咖啡一起分發給抗議者。他甚至還把冰釣用的便攜帳篷搬到了惠普爾大樓外，幫抗議者抵御零下的嚴寒。

克努森隨口提起，他的鄰居“有個收養的混血女兒，昨天把孩子藏在了地下室”。這樣的事，在如今的明尼阿波利斯，早已不足為奇。許多人都躲在家里，人數之多，以至于在這個少數族裔人口眾多的城市，我幾乎沒在街上看到黑人或拉丁裔的面孔。

大規模的閉門不出，釀成了一場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萊克街協會的艾莉森·沙基表示，許多移民經營的企業，銷售額暴跌了80%之多，不少企業因擔心自身和員工的安全，直接關門歇業。沙基將這稱為“對我們整條主街的公然沖擊”。

卡梅爾購物中心是雙子城數萬東非移民的核心購物區，這里巷道交錯，平日里總是人頭攢動，燉山羊肉、咖啡和三角炸餃的香氣吸引著絡繹不絕的顧客。但我到訪時，這里一片死寂，大部分攤位都空著。在商場最深處，我看到還有幾家店鋪在營業，零星坐著幾位顧客。當我試圖上前詢問時，幾個人面露懼色，要么說自己英語不好，要么說店主一小時后才回來。

一名42歲的男子愿意和我交談，他叫齊亞德，正獨自喝著咖啡。他立刻向我出示了護照卡，說自己幾十年前從索馬里來到美國，擁有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原本在一家社區中心工作，而如今，中心已經關閉。“沒人能領到薪水，所有人都活在恐懼中。”他說。他的孩子和新冠疫情期間一樣，在家上網課，妻子幾乎從不出門。去清真寺做禮拜、走親訪友——這些支撐著他們精神生活的事，全都停了。

但他說：“唐納德·特朗普總會下臺，而我們會一直留在這里。我們索馬里人懂得如何生存，我們經歷了太多——內戰、難民營。”

配圖說明：杰克·卡利法諾為《大西洋月刊》拍攝——人們站在街頭的警戒線前；暮色中，大批悼念者聚集在一起舉行守夜活動

上世紀90年代初，索馬里難民開始涌入雙子城，彼時，宗教組織和教堂為他們提供了幫助，尤其是路德教會和天主教堂——這些教派素來有接納躲避戰亂與饑荒者的傳統。如今，這些組織成了反移民局行動的先鋒，部分領袖也在提出一些艱難的問題：抗議何時會越過底線，演變成暴力？在何種道德前提下，違法才是可取的？如何贏得那些不愿違抗當局者的信任？

“我們必須學會直面這種不安——因為我們的行動，也讓他人感到了不安。”圣三一路德教會的首席牧師英格麗德·拉斯穆森對我說。她是這座城市中，最敢直言的神職人員之一。

去年6月，聯邦探員突襲了她教堂附近的一家墨西哥卷餅店。她趕到現場時，看到抗議人群正與全副武裝的探員對峙，而探員們由當地警方保護。拉斯穆森身著牧師袍，卻被一名便衣警長推倒在地。據當地新聞報道，人群中有人向聯邦探員投擲垃圾、瓶子和輪胎。一段視頻在網上流傳開來：拉斯穆森對著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長怒吼：“你曾站在我的教堂里……你向我承諾過，我們會建立更好的關系。”

“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拉斯穆森說。

這番話令人唏噓，因為她的教堂，就位于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遇害后爆發騷亂的核心區域附近。“我們教堂以西的一切，都化為了灰燼。”她說。那段時間，她的教堂成了受傷者的醫療點，她和教眾們花了數年時間，助力社區重建。

而新一輪的移民局突擊檢查，讓這座教堂遭受了更直接的沖擊——教堂的教眾中，有大量移民。拉斯穆森自己也有年幼的孩子，卻依舊一次次將自己置于險境。1月15日，120名神職人員在塔吉特公司總部靜坐抗議，要求該公司更堅定地反對聯邦政府的突擊檢查，她便是其中一員；1月23日，她又因在明尼阿波利斯機場抗議而被捕。

1月24日清晨，拉斯穆森得知一名男子被移民局探員槍擊，她穿上最厚的冬裝，趕往尼科萊特大道與西26街的事發地，心想自己可能要在外面待上好幾個小時。

等她趕到時，重癥監護室護士亞歷克斯·普雷蒂已經身亡。將他按倒在地并開槍射殺他的聯邦探員，正對著高呼“可恥！”的憤怒抗議人群，投擲催淚瓦斯和震撼彈。

當天下午，拉斯穆森又參加了一場抗議。幾小時后，我與她通話時，她的聲音滿是疲憊，仿佛不確定這些反抗的舉動，最終能帶來什么。她說，日復一日看著本國政府的殘暴行徑，讓她“幾乎難以承受”；而聽到掌權者聲稱，他們的所作所為是為了捍衛自由，更讓她感到無比憤慨。彼時的街頭，依舊如同戰場，震撼彈不斷爆炸，催淚瓦斯的煙霧彌漫在空氣中。

作者簡介：羅伯特·F·沃思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約撰稿人。他曾任《紐約時報》分社社長，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報道中東、歐洲和亞洲的新聞。他著有《秩序的渴望：動蕩中的中東，從解放廣場到ISIS》，該書榮獲2017年萊昂內爾·格爾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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