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龐萊臣后人狀告南京博物院說起（上）

最近較火的新聞就是收藏家龐萊臣后人捐給南京博物院的畫作出現在北京的藝術拍賣中，從而引起的爭議事件。

從頭到尾的先把這件事的前因后果說清楚，再說文物統銷制度。因為內容比較多，分成上下兩個部分。

先說下龐萊臣是什么人物。

1864年，龐萊臣生于浙江省湖州府烏程縣南潯鎮，原名龐元濟，字萊臣，號虛齋。是南潯巨商龐云曾次子。龐云曾是晚清南潯 “四象”之一（指家產在千萬兩白銀之上劉張龐顧四家），當年有劉家的銀子、張家的才、龐家的面子、顧家的房的說法，這四家類似于紅樓夢里的四大家族，相互間彼此通婚，所以張家的后人、國民黨元老、蔣介石的關鍵資金支持者張靜江就是龐萊臣的外甥。

龐萊臣投身商業在發展家族原先的生絲和醬園生意外，又曾代理德國藥品的進口和銷售，在上海開辦龍章造紙廠和潯震電燈有限公司、浙江興業銀行等數十家近代民族企業，被譽為“浙江民族工業的開創者”。

龐萊臣

龐萊臣的個人愛好就是搞收藏，“每遇名跡，不惜重資購求”，憑借自己的財力，以 “虛齋” 為號，收藏了書畫、銅瓷、玉器等數千件，涵蓋唐至清代大師精品，且是成體系的收藏，當年有 “江南收藏甲天下，虛齋收藏甲江南” 之譽，尤其喜歡收藏書畫作品，中國著名的收藏家和鑒定大師王季遷曾評價他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國書畫收藏家，擁有書畫名跡數千件。”

龐萊臣在1949年2月以85歲高齡去世，他有二子，但長子在31歲時病故，只留下兩個兒子龐增和與龐增祥還未成年；另有一繼子龐維謹（秉禮）是從弟弟龐青臣那里過繼來的。所以龐萊臣去世前將自己的家產和藏品分為四份，分別留給了小自己30多歲的繼室夫人龐賀明彤和兩個孫輩及嗣子，并由繼室代為保管。解放前江浙各大豪門家族均安排逃往臺灣，而嗣子龐秉禮是當時臺灣陸軍司令孫立人的秘書，已經安排好轉運事宜。但龐家當時主家的是老夫人龐賀氏，她舍不得放棄偌大的家產，決定留在大陸。

1949 年解放后國家成立文化部文物局，鄭振鐸任首任局長，統籌文物征集、保護工作，制定《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等法規，堵截文物通過私人外流渠道。同時建國初期文博機構藏品匱乏、文物大量流散在民間。于是政府出面宣傳國家能更好地保管與研究文物，避免外流或損毀，組織開展了“獻寶運動”，核心就是 “化私藏為公有”。并在1956 年公私合營與 1959 年建國十周年前后形成兩次集中捐贈高峰。

而虛齋名聲在外，自然引起了國家的注意，將其列為重點征集的對象。

早在1950年上海文管會便開始到龐家征集古畫。當時上海文管會的負責人徐森玉與龐萊臣有舊交，而謝稚柳先生對龐萊臣的收藏情況也不陌生，所以征集龐萊臣遺藏的任務就落在了這兩人的身上。

他們先后三次到龐家看畫，并連續征購了兩批書畫（有董其昌的《山水冊》、《西湖圖卷》、仇英的《柳下眠禽圖》、唐寅的《古槎鴝鵒圖》、文徵明的《石湖清勝圖》等）并支付了約7萬元舊幣（按當時的物價可買約 34 公斤大米）。

1952年秋天，徐森玉又來龐家看畫。并把龐家的藏品約600件運到上海，最后選擇了其中的一些精品收購，這次的采購價格為16萬余元。同年12月份龐秉禮、龐增和、龐增祥三人聯名將這批藏品中的一部分捐獻給了上海博物館。

1953年，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看到了龐萊臣的遺藏目錄后，立即表示北京要征集龐萊臣舊藏中的23件藏品，并注明“非要不可”。而文物局的這次“強行征集”，引起了上海方面的不滿。以至鄭振鐸不得不致信徐森玉，表示安慰，答應說“上海，圖書館和博物館的成立是必要的，且是全國性的。故必須大力幫助其發展也，將來文物局撥發的東西會陸續不絕。”

而北京方面征集到的“虛齋”的藏品其質量相當可觀，有：趙孟頫《秀石疏林圖》、曹知白《疏松幽岫》、柯九思《清秘閣墨竹圖軸》、姚綬《秋江漁隱》、李士達《三駝圖》、董其昌《贈稼軒山水圖軸》、陳洪綬《梅石蛺蝶圖卷》、楊文聰《仙人村塢》、王時敏《為吳世睿繪山水冊》、髡殘《層巖疊壑圖》、龔賢《清涼還翠圖》、吳歷《擬吳鎮夏山雨霽圖》、文點《為于藩作山水圖軸》、石濤《山水花卉冊》等名跡，征收后均入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接下來南京博物院和蘇州博物館也開始和龐家接觸，開始征集工作。當時省文化局長鄭薄來家作動員工作，講的話很簡單：解放前夕，國民黨拿走了南博的國寶，尤其是書畫大部分都被帶去臺灣了，現在院內已無好的藏品，我們很尊重龐萊臣先生的為人，現在國家有困難，你們龐家是否能鼎力相助？

其后雙方進行了長達六年的磋商，最終龐家在1959年和1962年分兩次將家中還剩余的古代書畫絕大部分獻出，共計137件257幅。這次捐獻的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引起了全國博物館界矚目。對于龐氏家族捐獻之舉，江蘇省政府和相關單位為龐增和先生頒發了獎狀，《新華日報》也刊文予以表彰，充分肯定了龐增和先生的這一愛國行為。

此后從1962年12月至1963年11月之間，南博又向龐家征集了11件“虛齋舊藏”古畫。

所以當年曾經富甲天下的“虛齋”收藏，目前在國內主要落戶在四個地方，即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和蘇州博物館。

而此后龐家和南京博物院的沖突分別有兩個事件。

一次180年代末龐家與南博在兩幅古畫的所有權之爭上。1988年龐增和向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希望確認兩件“虛齋舊藏”古畫的所有權。因為這兩幅是1963年南京博物院以開畫展為由向龐增和借的。當時稱展期結束三個月后就歸還，但此后一直未還，而借據在文革中遺失。最終法院判決兩幅畫系南博從龐增和處征購，但未付畫款，因此判決南博支付龐增和2.6萬元畫款以及2.8萬元的利息。

另一次是南京博物院關于書畫捐贈的文字描述。

先是2005年南博時任院長徐湖平為《龐萊臣舊藏·龐增和捐贈古代繪畫選》所撰寫的序言上提到“1956年賀明彤女士希望能夠將家中舊藏古畫捐賣……，在鄭山尊局長與龐家長達八年的友好磋商下，龐增和先生最終分別在1958年至1968年間將家中所藏古代書畫陸續獻出，共計135件作品。”和“由于龐家作出的貢獻，江蘇省委也一直關注他們的處境，關心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狀況。早在上世紀50年代末，就特意安排20余歲的龐增和先生在蘇州滄浪區房管局工作;1959年又安排龐增和先生赴上海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10周年大慶觀禮。”

但龐家認為首先是135件的件數有縮水，其次不存在“賀明彤希望捐賣……“和”長達八年的友好磋商……”的說法。另外龐增和在房管局的工作并非南博安排，也不存在觀禮一事。

其次是2014年舉辦“龐萊臣先生誕辰150周年”紀念展中。南博策展人龐鷗在配套文章中寫道：“龐萊臣也想不到，他的子孫會敗落到賣畫為生。”

龐萊臣后人看到文章后提出異議，并提起名譽權訴訟。他們認為家族藏品早年已全部捐贈國家，“賣畫為生”的說法毫無事實依據。這是對捐贈義舉的肆意踐踏和對龐萊臣子孫社會評價嚴重降低。

而南博認為征集和賣畫，只是表示不同，含義一樣。在庭審中，南京博物院為證明“龐家后代賣畫”，提交的關鍵證據是一份2010年8月底的新聞報道《江南春圖》出現在拍賣行。而這一證據一出，龐家后人徹底炸鍋。在他們看來，這幅畫本就屬于當年捐給國家的藏品，如今卻被博物院方面轉入市場拍賣，反過來又成了指控后人“賣畫”的證據。“捐給國家的藏品，被你們轉賣到拍賣行，還要誣賴我們賣畫為生。”

2016年7月，蘇州吳中區法院一審判決南博與龐鷗侵害龐增和名譽權，需承擔侵權責任并賠禮道歉。但南博與龐鷗不服判決上訴。此后十年，龐萊臣后人持續通過訴訟維權，直到此次輿論發酵，南京博物院才發布聲明稱：將對相關情況展開調查。

當然現在這幅畫真偽還不好說，等待調查的結果。只是南博的回復讓我聯想起了馬伯庸小說《古董局中局》里的橋段，雖然不見得和南博的事相關，但“藝術源于生活”這句話確實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