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1935年夏天，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走進高爾基在莫斯科的別墅，幾乎覺得自己進入了沙皇行宮——四五十個仆人在伺候晚餐，銀餐具閃爍著枝形吊燈的光，而窗外普通市民正為黑面包配額發愁。撰寫《莫斯科日記》的他當時沒有想到，三十年后在勃列日涅夫的狩獵別墅這種反差再次出現，而且更為荒誕：蘇聯主婦們排三個小時的隊爭搶香腸，總書記女兒加琳娜正在把魚子醬涂抹在專門空運而來的法國面包上。
若談及特權制度的根源，需從斯大林那個神秘的“錢袋”說起。戰后斯大林突然向高干們發放按官職遞增厚度的加薪信封，最高的額外收入能夠抵得上普通工人十年的工資，這裝在牛皮紙袋里的秘密津貼不納稅、不記檔，連黨費都免交，使得國家金庫變成了領導人私人的錢包一般。還有更為絕妙的“特供系統”，莫斯科格拉諾夫斯基大街特供商店里有法國香水、瑞士手表等各類物品，柜臺前顧客名單按照官職排名單進行劃分，連政治局委員家屬都有專屬的購物代號。
我認為斯大林時期很多特權里最為顯眼的是隱蔽性。他所居住的孔策沃別墅看起來頗為樸素，但是警衛瓦西里耶夫事后透露，每次野餐都得從外地運送鍍金餐具過來，烤全羊的篝火能夠將半個湖面都映照得通紅。這種“低調的奢華”哪里是節儉，分明是精心設計的形象工程。如同他讓人民委員們兼職獲取報酬，明明領取三份工資卻宣稱“和工人同酬”。
勃列日涅夫搞特權好似玩藝術，其擴建黑海別墅還增設直升機坪，僅僅是為了閨女能夠便捷地坐飛機前往基輔做頭發；他收藏超過百把獵槍足以武裝一個連，但是卻唯獨鐘愛阿塞拜疆進貢的黃金獵槍，該槍槍托上鑲嵌的鉆石能夠購置下明斯克整個農機廠。但與他女婿丘爾巴諾夫的貪腐情況相比，這些都不值一提。這位從警衛升任至內務部第一副部長的駙馬爺，七年時間受賄65萬盧布，相當于普通工人三個世紀的收入。最為諷刺的是案發之后，調查員在地窖中發現貼滿標簽的禮品山，就連捷克斯洛伐克水晶杯都標注著“某年某月某次會議贈送”。
特權制度可怕之處在于其自我復制性，勃列日涅夫在擺放了阿利耶夫所送的純金半身像于辦公室后，立即提拔其擔任政治局委員；戈爾巴喬夫一邊宣稱反對特權，一邊卻花費8.5億盧布在克里米亞修建福羅斯別墅，該別墅的大理石墻面能夠照見人影；如此這般效仿的貪腐鏈條，使得“職務名冊”變成了世襲爵位榜，高級學院專門招收權貴子女，肥缺崗位明碼標價，甚至阿塞拜疆的一個區委書記職位都敢標價20萬盧布。
1980年塔什干地鐵站運用200萬盧布來鑲嵌壁畫的時候，當地50萬居民還居住在沒有自來水的土坯房之中。這特權與民生之間的致命反差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后那一根稻草，老百姓將這一割裂之感編成政治笑話進行傳述。如同“勃列日涅夫帶領母親參觀別墅，老太太憂心忡忡地問：‘孩子，共產黨回來了可怎么辦？’”
那么或許如此來看，蘇聯特權制度崩潰早已有跡象。葉利欽闖入特供商店看到眾多進口貨時所說的“共產主義為少數人實現”成為了很有力的利器，1991 1991年《西伯利亞報》民調顯示85%民眾覺得蘇共就代表官僚利益，這數字比任何軍隊都更快地將超級大國弄沒了。
回看泛黃的檔案，最驚心的并非黃金獵槍或者鉆石勛章，而是特權如同酸性液體腐蝕制度根基的模樣。就像雷日科夫所說的“權力應當是負擔而非樂趣”，當勃列日涅夫們將權杖當作享樂的通行證的時候，克里姆林宮的紅星從燈塔變為了墓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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