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歲，我經歷了母親的整個死亡

哀傷其實是來不及給出的愛。為什么我們會感到哀傷？因為我們還想要繼續愛這個人。

死亡是不平等的。當一個人在20歲時經歷父母離世，他的哀痛會與中年、老年喪親者不同。如果說預期自然死亡是“好死”，父母的早逝對活著的子女來說，幾乎是一種“壞死”（援用Abramovitch在2000年的研究）。在“生老病死”的秩序中，他們還沒來得及“老”，甚至有時都沒有“病”。死亡在軌道外發生。

年輕的喪親者也因而有更強烈的哀傷和更執著的追問：為何是她/他？為什么不是更老的人，或者是壞人？為何是我？為什么被剝奪親人的是我？

李昀鋆在21歲時經歷了母親去世。她看似平緩地接受了母親離世的事實：繼續讀研究生，考雅思，順利申請到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生，外表看起來一如從前。但哀傷卻沒有一刻“過去”。

在中大讀博士時，李昀鋆原本準備專注從前的學術研究。在選擇導師時，她看到一位老師的研究列表里出現了一個詞：bereavement。她不認識這個單詞，搜出來，發現譯作“喪親”。

毫無征兆地，她在辦公室大哭。這是母親離世后她第一次失控地在公共場合哭泣。她的經歷原來有名字，而不是身邊人支支吾吾的“那件事情”；她的情緒也不是家人和朋友含糊其詞的“難過”，而有一個專屬的名字，被稱為 grief(哀傷)。

李昀鋆改變了博士論文的方向，開始關于哀傷的研究。她訪談了44位經歷了父親或者母親去世的年輕子女，在經歷喪親時，他們的平均年齡為19歲，其中絕大多數是獨生子女。

學術研究里有一個概念叫“成人初顯期”（emerging adulthood），指的是大約介于18到29歲之間的年輕人，雖然在生理上已是成年人，但在社會角色上還未完全承擔起傳統意義上的“成人責任”，比如經濟獨立、婚育穩定等。在這個階段失去父母，不僅意味著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連結，更失去了他們通往“成為大人”過程中最重要的情感支柱。

我們的社會沒有給年輕人哀傷的空間。喪親的年輕人常被期待“快點走出來”，不該沉浸其中，否則就是“不成熟”“不夠堅強”。“隱藏的哀傷”，也由此成為年輕子女哀傷的首要主題。他們不僅主動隱藏自己的哀傷，身邊的家人、同輩、傳統的喪葬文化和性別觀念，也都在對他們的哀傷作出“干涉”，避免哀傷的公開表達。

“這是一個自私的研究。”李昀鋆說。“我想知道死亡、喪親和哀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知道我的母親現在究竟在哪里，過得好不好。我無法忘記她，也不知道什么叫放下她，也不知道該怎么獨自一人繼續活下去。我也想知道，那些和我一樣經歷了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他們之后的經歷是怎樣的？”

今年，李昀鋆的博士論文《與哀傷共處：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出版。以下內容由李昀鋆的自述和論文整理而成：

“為什么好人不長命？”

21歲那年，我媽媽因為中風入院，當我匆忙趕到醫院時，母親已被送進了重癥監護病房。母親始終處在昏迷之中，而我每天只有十幾分鐘的時間被允許守在她的病床旁。我守在醫院，晚上就睡在醫院的長椅上。

四天后的早晨，媽媽的心跳慢慢停止。

當死亡真的發生時，我很鎮定，好像軀體有意志，知道該怎么行動。我默默用木梳子給她梳好頭發，綁好辮子。和她說再見，像往常一樣在她臉上親了四下。打印了她的照片，選擇了相框和骨灰盒。

醫院處理遺體的大叔要幫我把木梳子折斷，我不同意，而是把它放進了口袋。同時被我保留的還有護士給媽媽打完針讓我幫她止血的棉花、一張她以往寫了字的便簽。

我自本科開始修讀的就是社會工作專業，身邊充滿了各樣的社工資源，但是面對失去媽媽的傷痛，我卻感受到了深深的無力感和孤立感。

媽媽過世那晚，我接到輔導員的電話，我在電話里啜泣著問他：“我做了那么多義工，我的媽媽是一個那么好的人。為什么好人沒有好報？”這樣的發問在喪親的年輕子女中廣泛存在。我們想要理解死亡為什么會發生在自己中年的父母身上？為什么他們這么年輕就去世了？為什么好人不一定會有好報，反而好人有可能會早死？當時，研究臨終關懷的輔導員沒有回答我。

媽媽去世后的兩年，我拼命地想要訴說我的哀傷，想要哪怕多一點了解媽媽。我哭著問舅舅們，問我媽媽的好朋友：在成為妻子，成為母親前，她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他們拒絕回答我的問題，對我說的話也是翻來覆去的：不要談了，問這些細節已經沒有意義了，人已經走了，時間已經過去很久了，放下吧。他們勸我更專注在自己身上，讀博士，或者趕快結婚。沒有人告訴我甘瑞珍（我媽媽的名字），她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樣的。

我感受到那種無形的規則：年輕的我有未來和希望，我不應該沉溺于一個去世了的人，不應該再沉溺于哀傷。

我感到分裂：母親的離世明明把我推進了爬不出來的痛苦深淵，為什么我的人生在表面上卻依然風平浪靜? 我的哀傷仿佛把我困在了一個有隱形功能的巨型透明氣球里，氣球就那樣明晃晃地放置在馬路中央，周圍的人來來往往，但無論我在里面怎樣哀痛、發狂，嘶吼，他們即使看到氣球，也看不見我，更沒有人會撕破氣球來救我。

我的研究參與者大多經歷過和我相似的體驗。“刻意避開哀傷”，是喪親家庭的首要規則。家庭在配合、引導、甚至教導著年輕子女將他們的哀傷“鎖在柜子里”。盡管許多子女在父母離世時即將或已經成年，但家庭卻從一開始就隱瞞消息，甚至有些子女是在葬禮結束后才被突然告知父母已經離世。這樣的隱瞞氛圍，讓很多子女在家里避諱表達負面的情緒，而決定隱藏哀傷，獨自面對。

喪親者也會在無形中內化這一規訓。有一位訪談對象在我們的對話過程中從頭到尾沒有使用過一次“死”字，只是分別提過兩次“去世”和“離開”，卻說過77次“事情”。

年輕子女的哀傷是隱藏的，但卻從不缺席。人們很難理解為什么這么長時間哀傷還在繼續，大家往往以為自己恢復到正常的生活節奏了，可其實這場“余震”從未過去，就像其中一位形容的那樣：“這是一場永恒發生的余震。”

為什么我們不能共享同一種哀傷？

西方的理論強調，家庭是一個治愈哀傷的資源（healing resources），因為家庭成員共享相同的失去，有相似的記憶與痛感，可以共同講述逝者的故事，互相支持對方的哀傷表達。有學者指出家庭“共享哀傷”的能力（shared grieving）對個體的情緒調節與長遠復原非常重要。愿意一起紀念、一同哭泣、但也一同前行的家庭，是哀傷的“治愈土壤”。

可在我的研究案例里，幾乎看不到家庭對年輕子女的哀傷的治愈功能。

我媽媽是七月底去世的，爸爸在十月份左右就開始相親了，春節時，他迫切地想要把新女友介紹給我。

我感到一種背叛和對媽媽的不公。媽媽去世后，爸爸曾經拍過一些照片，在其中一張照片上，他寫了“我想她”。這件事讓我從側面感知到爸爸也在哀傷，原來世界上有人和我在一起懷念媽媽。也因為感念這個時刻，我把原本屬于媽媽的那一份愛都給了爸爸，我非常地關照他，關心他，帶著他旅行。我并不知道他在10月份后就開始相親，并且很快確立了新的關系。

這讓我意識到家庭里的哀傷如此復雜。明明我們失去了同一個家人，為什么我們的哀傷卻不一樣？

一個家庭成員的死亡也意味著一次家庭危機，甚至某些時候也代表著一個家庭的死亡。我在研究里發現，當離世的是年輕子女的母親時，父親通常會在很短的時間內開始相親，甚至很快再婚；相反，如果去世的是父親，母親則很少愿意再次尋找伴侶，或者需要等很長時間才愿意嘗試。

當尚存父母進入一段新的親密關系時，年輕子女需要面對的是被進一步加深的“失去家”的感覺。與我的經歷相似，一位訪談對象的父親也是在她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很快找了新女友。與此同時，她感覺到母親在家里存在過的痕跡正加速消失：父親再也沒有提到過母親，也開始計劃賣掉家里的房子，甚至還無意間告訴她：不能讓買家知道房子里曾經病死過一個人。意識到父親原來是用“病死的人”來看待母親，這對她傷害很大，更何況，媽媽并不是在這間房子里去世的。

父親很快開始相親后，子女也就被迫經歷另一種類型的父母喪失：僅有的父親成為了另一個阿姨的丈夫、另一個同齡人的叔叔（甚至爸爸），這不僅可能讓年輕子女替離世的母親感到深深的不值得、不公平，也很可能會加深他們生活分崩離析的體驗。

年輕人常常不得不孤獨地

面對父母死亡和承擔家庭責任

當一個人去世，受影響的是整個家庭。處于成人初期的年輕子女身份發展的核心任務原本應當是尋找生命的目的和探索人生意義，但當父母離世成為“人生底色”，他們被動地卷入了家庭責任的再次分工中。一種可能是子女去補位，充當更多的家庭角色。

一個訪談對象很直接地說，自從她高三時父親因病去世后，她就頂替了父親，成為母親和家庭的“主心骨”。家里的事務，母親事無巨細都要問她，連生活里的牢騷也要向她傾訴；而反過來，她的事情，包括高考填志愿、升學和就業選擇，都由她做出決定后再告知母親。

另一個訪談對象回憶起父親在醫院搶救無效去世時，母親哭到崩潰，她卻沒有反應。當看到接到消息的親戚們陸陸續續趕到醫院時，她只是給了自己兩分鐘哭泣的時間。

在籌辦葬禮的過程中，因為擔心母親去到這些地方情緒崩潰，當時還在讀大學的她辦理了選墓地、火化等一系列事情。

一個在18歲經歷父親離世的女兒，在選修了心理學課程后，鼓起勇氣和媽媽聊起爸爸逝世的傷痛，“想告訴（母親），我這些年過得并不好，想把自己千瘡百孔的內心給她看”。母親給她的答復是：“我比你更痛苦。你不苦，因為你有我；而我很苦，我沒有男人了。”

當離世的是父親，則可能會給年輕子女帶來另一個被污名化的身份。一位研究對象的母親因為寡婦的身份，在家鄉覺得 “低人一等”“很自卑”。年近三十的哥哥尚未結婚的現實情況，也被母親解讀為是因為父親去世的緣故：“沒有父親在身邊，那他的選擇就會少很多，就覺得別人看不起我們家呀。”這再一次加深了母親低人一等的自我認知。

有的母親擔心其他人會以不一樣的眼光看待女兒，便告訴女兒，不要在學校里說這件事。女兒認為母親是在保護自己，“如果在北方的話，可能覺得你們家里的支撐，或家里的依靠不在了，怕我可能會受到別人的歧視，或者其他一些不公正的對待。”

也有母親提醒自己的女兒，在認識新的異性的時候，不要主動告知父親已去世的情況。因為現在的相親市場常有諸如“不要單親家庭”的擇偶要求，母親希望她不要因為喪父的身份，在相親市場被視為劣勢。

當年輕子女決定擔起更多家庭責任時，他們絕非僅僅把盡責停留在口頭言語上，而是付諸行動，把家庭放在人生優先序第一位。十分普遍的一種現象是，考慮到照顧核心家庭的責任，許多人改變了原本的人生選擇，包括放棄繼續讀研究生的機會、選擇就業，甚至是暫緩面對家人的“出柜”計劃。

一個訪談對象為了照顧母親，放棄了出國讀研究生的計劃；同時為了“養這個家”，他選擇提前開始實習。他的實習目標非常明確，就是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盡快穩定下來。在我們第一次訪談時，當我問及父親去世帶來的影響時，他回答我：這讓他在母親面前更難“出柜”，更不容易做真實的自己了。

除了增加的家庭責任給年輕子女帶來的顯性的、直接的適應壓力之外，中國年輕子女實際上還在經歷著另一重隱性的、本可回避的壓力：這些家庭責任，原本不需要他們一個人承擔。自從 1979 年大陸推出獨生子女政策之后，中國家庭結構也發生了巨變，在這一政策中長大的年輕子女擁有的親緣，要遠遠少于成長于大家庭的父母一輩。他們不得不孤獨地面對父母死亡和承擔家庭責任這類沉重人生課題。這些不得不獨自承擔的家庭責任，無疑也會給年輕子女如何與哀傷共處多添加額外壓力。

葬禮不再撫慰年輕人

我經歷了媽媽的整個死亡，它是一個非常快速的“被處理”的過程。媽媽確認死亡后，很快有類似于護工的人過來，他迅速幫媽媽換掉了病服，我沒有機會跟她再說說話，她就被推到停尸房冷凍。第二天，冷凍完送到殯儀館正式火化前，我匆匆看了她一眼。一切都很迅速，好像人死掉了之后，尸體要趕緊處理掉，要趕緊從這個社會上消失。

日本講殯葬禮儀的電影《入殮師》里面有很多關于逝者遺體的處理，包括給化妝、給逝者換上喜歡的衣服，一些遺物可以隨遺體一起火化等。電影《破·地獄》里一些處理遺體的情節，也讓我發現死者其實可以得到更好的對待。每次看到這些電影畫面都會讓我崩潰，因為我媽媽的遺體沒有被好好對待。

葬禮儀式原本是幫助喪親者更好地適應哀傷、完成哀悼。但葬禮常常無法給予中國年輕子女足夠的時間宣泄哀傷。中國的儒家文化中，喪禮所強調的重點并非橫向的夫妻關系，而是縱向的父子關系。提到葬禮時，或許最容易聯想到的詞語就是披麻戴孝，“孝”字恰恰說明了中國喪葬儀節的主要功能在于：報答父母的生養之恩，盡哀報恩之孝。

承擔繁雜治喪任務責任，便落在了年輕子女的肩上。拿我的經歷來說，我爸爸在籌備葬禮的全程中基本上都沒出現，幾乎是隱身了，所有的事情也都是我和哥哥在做。這很大程度上促使年輕子女選擇壓抑自己的哀傷，以更好地“送親人最后一程”。也就是說，在葬禮上，個體的哀傷讓位給了傳統文化中“孝”的實踐。

我的不少研究對象都在葬禮上聽到過“你是家里的頂梁柱了，你要扛起家庭的責任”的勸告，但對于處于哀傷狀態的年輕子女來說，這些話會讓他們有一些受傷。

許多地區的葬禮習俗，也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允許宣泄哀傷，而是保留著抑制哀悼的老舊習俗。一個訪談對象告訴我，當父親突然離世后，她立刻趕回家奔喪，卻被姑姑們攔阻說開棺時不可哭，也不可以摸父親，甚至直到第二年，仍然說不能在新墳邊上哭。因為在中國傳統觀念看來，葬禮上的哭泣會讓逝者無法放下對生者的牽掛，阻礙他們安心離開和投胎轉世。

傳統的喪葬文化和性別觀念，有時會剝奪女性的哀傷權利。一個來自農村的訪談對象告訴我，當地對女性的要求十分嚴苛，比如頭七不能去祭拜。

在我媽媽的葬禮，有人用鄉下的方言唱悼詞，我仔細聽了悼詞的內容，似乎很模式化地套用了模板，說她如何為一個家庭付出，歌頌她作為女性的美好品德。我覺得這個人不是我媽媽。

小時候，外公外婆去世后，他們的墓碑上不能刻外孫女的名字。因為當地的規則是：墓碑上不能刻外孫子和外孫女的名字。我很不解，因為在墓碑上刻字代表著我們的親密程度，我們感情這么好，他們也很喜歡我。為什么墓碑上不能寫我的名字？而關系沒有那么親近的人的名字卻被刻在了上面？

披麻戴孝時，我不能走上前去，反倒是舅舅剛出生的小兒子可以走到更前面。別人告訴我，因為我是外人，我媽媽是嫁出去了的人。

媽媽沒有在我面前表現出難過，在她去世后，其他人才告訴我，其實媽媽在那之后一直很傷心。我只記得媽媽對外婆的一些遺物很執著，她希望把外婆的戒指留下，舅舅們卻以她是嫁出去的女兒為由，不讓她帶走，甚至起了沖突，最后媽媽也沒能拿到外婆的遺物。回過頭來看，我和媽媽的哀傷權利被剝奪了。一旦哀傷權利被剝奪，對我來說，意味著自己跟逝者的情感關系不被認可，痛苦也會加深。

可以成為祥林嫂

當一個人逝世后，我們常說“節哀順變”。這句話其實包含了我們對哀傷的理解。“節”解釋為節制，“順” 則是順應的意思，“節哀順變”的意思是勸喪親者不要過度哀傷，應當節制哀傷，順應變化。

這句話擁有著強大的文化權力。年輕的喪親者會在無形中內化這一規訓。我們的高中課本里有收錄魯迅的短篇小說《祝福》，我們這一代人對“祥林嫂”特別敏感。我訪談的很多研究對象都提到，他們不想變成別人眼中的“祥林嫂”。

在與他們對話的過程中，不論他們本人是男性還是女性，不論離世的是父親還是母親，不論具體的死亡方式為何，幾乎所有的子女都敘說了一個極其相似的經驗，那就是這份哀傷幾乎從未和其他人分享過，從未把這份哀傷告知另一位父母或其他家人，面對身邊的朋友也是閉口不談。在訪談結束時，絕大多數子女會告訴我，我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聽到這些故事的人。

喪親的年輕人大多在外地上學、實習、工作。父母逝世，可能會給他們帶來更強烈的“遺憾感”：“為什么我當時不在？”“我是不是沒有盡孝？”“如果我能早點發現，是不是能避免？” 這種遺憾經常會轉化成深深的自責，也會讓哀傷的處理更加復雜。有些喪親者無法回到家鄉送別親人，他們更難真正“接受”死亡的事實。

在當下，年輕人面對的社會結構也更復雜，他們要兼顧學業、職業發展，還要面對情緒壓抑、社會期待、在社交媒體維持“正常人設”……這些重壓下，喪親者很少有空間真正談論自己的哀傷。很多人會選擇隱藏，假裝一切如常。相比之下，從前的年輕人，多數都留在了家鄉。他們雖然也經歷痛苦，但在相對更穩定的社會關系里，周圍的人其實都知道他的喪親事實，也可能有一些實際的幫助，也有更多表達哀傷的“生活出口”。

社交關系的“輕量化”趨勢，也讓喪親的年輕人更難找到可以真正傾訴的對象。在“搭子文化”盛行的環境下，關系更強調即時的情緒價值，而非長期的深度陪伴。當哀傷發生時，身邊人往往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可能只是一句“節哀”，甚至回避話題，讓喪親者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不合群的”。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社會對哀傷的不接納，以及喪親身份的污名化。喪親的年輕人常被期待“快點走出來”，不該沉浸其中，否則就是“不成熟”“不夠堅強”。因此，許多人選擇隱藏哀傷，擔心一旦流露情緒，就會讓自己在社交圈里顯得“太沉重”，甚至被孤立。

其實分享是好的，喪親者需要把情緒傾訴出去，需要在一個表現出支持的社會網絡里面去講這些事情。但在我們的文化里面，相應的資源或者空間不多，社會約定俗成的規則是：不要去談，哀傷會自我療愈，你會慢慢恢復正常，變成一個繼續有生產力的人，繼續好好工作，成家立業。

在這樣的環境下，喪親者不僅失去了至親，也失去了訴說哀傷的空間。而哀傷本身并不會因為被壓抑就消失，它只是被迫沉默，等待某個時刻再次涌上心頭。真正的支持，不是簡單的安慰，而是給予喪親者存在的空間，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哀傷是被允許的

他們失去了更多

在“成人初顯期”失去父母，會給年輕人帶來極大的沖擊。因為這不只是失去了一位家人，更是失去了他們在通往“成為大人”的過程中一個最重要的情感支柱。這種失去，往往不僅引發悲傷，也會觸動他們對“我是誰”“我該往哪里走”的深層不安。

父母的死亡直接、毫不留情地讓年輕的子女變成“沒有父/母的孩子”。他們失去了最親密、最緊密的關系。年輕子女依靠父母的存在來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父母離世，他們也失去了一個很重要的身份。

我的一個輔導對象曾經照顧患病的母親兩年。母親離世后，一個很困住她的問題是：她沒有媽媽了。她是一個男人的妻子，是婆婆的兒媳婦，是父親的女兒，但這些身份對她來說都無法獲得無條件的愛，這些被建構的關系也都是可以被替代的。哪怕母親在病床上無法說話，母親的存在對她來說都至關重要，這意味著有一個人會無條件地呵護她，這個呵護是曾經真實存在過的。

中國人常說“生老病死”，這也是我們認同的生命應有的秩序。但是在年輕子女的經驗里，離世父母還沒有來得及“老”，甚至有些時候連“病”都缺少了，就直接跳到“死” 了。根據中國文化的傳統觀念，當父母將年幼的兒女撫養成人，而后逐漸退出工作，就是年老的父母開始享清福的生命階段。但父母在孩子尚未成家立業時就猝然離世，甚至沒有機會親眼看到孩子養育下一代，這些父母錯過了的身后事， 讓年輕子女感到既遺憾又不公平。 “享受不到了。覺得劃不來，是一種所有的東西都落空了的感覺。”

一位訪談者這樣描述父親去世對他人生意義感造成的沖擊：當他看到父親從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一小盒骨灰時，“所有的東西都帶不走， 你愛的人也帶不走。對，到最后就只剩了一堆灰。那一刻會覺得，人這一輩子有什么意義?”

他們還經常承受著一種自我定罪的愧疚感。一位訪談對象告訴我，自五年前父親在籃球場倒下后，她就不再看籃球了。當她的男朋友熱情邀請她來看自己打籃球時，她最開始感受到強烈的身體不適，而當她逐漸發現自己享受看打籃球時，立刻產生了強烈的愧疚感。“我應該要做到所有事情都沒有忘記他。我感覺自己沉迷自己的生活，想念他的次數比以前少很多……覺得很對不起他。”

喪親的年輕人會表現出高親密恐懼，與非喪親的同齡人相比，他們的親密關系之路會走得更加漫長和辛苦。一位母親因海難離世的喪親者告訴我，母親的離世讓她一下子經歷了巨大的無助感。這一可怕體驗讓她恐懼再次經歷失去。當我問她對親密關系的態度上時，她說她不會找一個她很喜歡的人。她要選擇一個更喜歡她多一點的人。這樣那個人死掉了的時候，她就不會太難過了。

哀傷是來不及給出的愛

我有很多方法紀念我媽媽，每一年她的忌日那天，我都會發朋友圈去表達我對她的想念，我特意把博士論文開題答辯的那一天選為她去世的那一天，我和我先生在教堂舉辦婚禮的日子也是那一天。

很多人很驚訝，不明白為什么要挑她去世的日子辦婚禮，因為這一天對我來說是最有意義的一天，我雖然不喜歡她的死亡，但是她的死亡跟我的生命分不開，我想豐富這一天的意義，這也是我去對抗社會不斷讓喪親者“放下”的方式。

我一直把媽媽的遺照放在身邊，去香港讀博士就一直把遺照放在香港，去英國做交換生的時候，也把它背過去，我的家里也放著另外一張媽媽笑瞇瞇的照片。在婚禮那天，我把遺照拎到了教堂。我的先生從來沒有見過我媽媽，有一天他突然給我說，覺得我的鼻子像媽媽，眼睛像爸爸，我聽了還挺開心的。

當經歷了一個人的去世，哀傷就會慢慢變成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生命里的一部分，它不會消失。西方的研究理論強調“Living with grief”，我們要怎么樣學習跟哀傷共處。它可能是一份禮物，雖然這份禮物是很痛苦的，但它可能是一個生命的轉機，會引發我們對生命的反思，啟發我們如何在漫長人生里做出下一個選擇。

近年來，西方的相關理論研究開始把哀傷和病態化聯系在一起。比如，西方的診斷系統將“延長哀傷障礙”（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PGD）列入心理疾病范疇，意指個體在經歷重大喪失后，若在六個月或一年以上仍持續出現強烈的哀傷、功能受損等癥狀，可能被認為患有此障礙。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國內也受到影響，漸漸開始重視哀傷；但消極的一面是，越來越多的喪親者把哀傷當成了一種病，害怕它會導致精神狀況出問題。

人們不希望自己一輩子都有這個“病”，要醫好它。那什么樣子才叫醫好？可能是生活恢復到從前那樣。可實際上，喪親就是意味著你的整個世界都不一樣了，就像一個高樓，父母原來是一個支柱，失去它，樓一定會塌陷甚至是全塌，喪親者要做的只能是重建。

哀傷并不一定要與“病”相連，哀傷也可以和“愛”相連。《釋名·釋言語》對于“哀”的解釋是：哀，愛也。愛乃思念之也。哀傷其實是來不及給出的愛，為什么我們會感到哀傷？因為我們還想要繼續愛這個人。

博士畢業后，為了了解哀傷輔導的相關實踐，我讀了本校相關專業的碩士，接受訪談時正在香港一間開了30多年的哀傷輔導機構實習。

在疫情之后，來申請接受輔導的人多了很多。根據一些來訪者的描述，疫情發生以后，家中的長者在感染新冠肺炎后離世，甚至連尸體也沒有好好地被處理。他們在網絡上找哀傷輔導的服務，才發現了這間機構。我聽到至少三個來訪者說過：只有來了這里，好像才覺得自己可以聊哀傷。

哀傷教育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該怎么處理遺物？我不建議很快地把遺物全部處理掉，其實很多年輕子女一開始會想這么做，或者猶豫是保留還是扔掉，不知道哪一種對自己的精神狀態會更好一點。我建議在喪親半年后，再去決定，也可以只保留紀念意義的物品。

關于生死教育，從兒童時期，我們就可以用植物的生長過程，即開花、結果、死亡等自然現象去說明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然后再去探討不同地域、不同的宗教背景下，看待死亡的方式，比如現代人普遍看待死亡的方式是：死亡是一切事情的終結。

死亡教育的方式也可以多元化，比如上海有一家死亡咖啡館，經常做破除死亡禁忌和啟蒙死亡教育的沙龍活動。針對長者，我們也可以做預設醫療指示，去詢問他們的意愿：到重病需要被搶救的時刻，你愿意做心肺復蘇嗎？你愿意接受何種程度的治療？

去年我寫了一封遺書，我先生看到的第一眼是困惑。我說這是留給你的，他開始好像很不當回事，不愿意談論太多，但后來，我看到他很鄭重地把它收在家里放重要證件的地方。我也立了遺囑，還時不時的和他討論喪禮，如果是患有長期疾病，我希望在死之前參加自己的喪禮，做一個告別。還有我不希望我的骨灰被放在墓地里，可以放在家里陪著他。他也會愿意跟我談他對喪禮的想法。慢慢地，好像這就變成了我們家里的一個正常話題。

哀傷教育也包括我們該如何去回應別人的哀傷。其實認真去聽就好，也可以去問一問逝者是一個怎么樣的人。沒有相關經歷的也可以去回應：“我沒有辦法想象你現在的情緒是什么樣子的，但是我很愿意聽。你現在不想說也沒有關系，如果你有一天想分享，可以來找我。”我曾問過一個喪親者，希望得到什么樣的安慰？對方說：“偶爾把我約出來跟我聊一聊，表現出來你關心這件事情就已經很好了。”

與哀傷共處

按照常理推斷，學校老師、社區、非營利組織、專業人士等多方應義不容辭地成為哀傷教育的提供方和實踐者，政策法規也應考慮將哀傷輔導納入醫院臨終關懷的服務架構中。然而，國內目前少有實務機構專門針對年輕人提供哀傷教育，也少有學校有計劃地針對在校學生開展生死教育。

針對這一現實困境，我為青少年時期和成年初期經歷父母離世、此時仍處于成人初顯期的年輕子女寫了一份《針對年輕子女自助的實踐建議》：

父母離世會強烈沖擊著我們，分崩離析地拆毀著我們的世界，不論我們的父母是因長期生病，還是因突發性疾病而離世，不論是因暴力意外離世，還是選擇了自殺。我們的哀傷因此是“事出有因”的，并不是病態、奇怪、甚至瘋狂的個人反應。 所以，請記住：

1、你所感覺到的都是正常的，你的哀傷是對失去至親的正常反應，因為她 / 他對你來說是不可替代的，失去了她 / 他讓你很痛苦。

2、我們的哀傷是隱藏的，幾乎所有人在很多年里都不曾將這份哀傷告訴過任何人。如果用比喻來說明的話，我們的哀傷就像計算器運算中的循環代碼，雖然只出現一次，但會連續運行，大致包括三個時期：哀傷初顯期、強烈哀傷期、后哀傷期。

從父母臨終到葬禮結束的哀傷初顯期，類似于崩潰的反應并不會立刻出現，我們更多是在消化父母過世的消息并進行葬禮。

強烈哀傷期可能要等到葬禮結束過了一個多月后才出現。這一時期，哀傷反應集中爆發，我們開始體驗情緒失控，其中既包括與抑郁癥類似的反應：食欲減退、喪失精力、自殘或自殺念頭等，也包括與喪親有關的特定反應：自責或責怪他人、無法接受父母已過世、軀體癥狀、社交退縮、無心學業/工作等。

后哀傷時期的哀傷可能更平緩，出現頻率也沒有那么密集。然而因為我們不可能放下她/他，也因為各種環境的刺激，這份哀傷不會結束，而是會無限循環。

3、如果情況允許，當這些哀傷情緒出現時，可以用清晰的概念稱呼它，譬如“我感到自責”，而不是寬泛地說“我很難過”， 讓大腦去認識這份哀傷，并嘗試了解它會出現的原因。再次提醒自己，無論此刻的哀傷情緒是怎樣的，這都是正常的。請允許自己哀傷，盡可能慢慢地學會接納它成為接下來生命的一部分。

4、無論導致父母離開的死因具體為何，我們都想不通死亡怎么就發生在她 / 他和我們自己身上了，不明白為什么上天這么不公平，對我們這么殘忍。因此，我們會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思考為什么她 / 他會過世，為什么人世間會有苦難。請允許自己想不通、不接受。你有權利去尋找一個解釋， 盡可能慢慢地學會接納這些想法和疑問成為接下來生命的一部分。

請記住，所經歷的一切既不是因為你犯了錯，也不是你的父母犯了錯。也請記住，所經歷的一切對你來說很不公平，對于你的父母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當你覺察到自己陷入鉆牛角尖的死循環時，可以試試暫時封存想不通的方法。雖然這么說很不公平，但的確只有我們自己需要對接下來的人生負責了。

5、不知道(也不愿意)將喪親和哀傷告訴別人，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許多人在很多年里都從未和別人說起過。如果有一天你想要和別人傾訴了，請記住，什么時候開始都不算晚，你可以不用一個人面對哀傷，你能夠獲得支持。

年輕子女的哀傷可能和其他類型的哀傷不一樣(譬如配偶離世的哀傷、子女離世的哀傷)，不過如果你經歷了親友的離世（包括寵物的離世)，也可以閱讀。因為經歷他者的死亡，所受到的沖擊有其共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