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怎么拍才能讓觀眾共鳴？

《生存之民工》開拍前，導演管虎帶著各位主演與40多個民工，在吉林松原的工棚里同吃同住了兩個月。

體驗生活的結果是，籌備一年多的劇本被推翻了。

“假，完全像是在扯淡！”說起推翻原有劇本的原因，管虎說：“在我們的心中，對于民工的認識其實都是淺薄的，表面化的，當我們真正和他們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才發現他們的生活竟然和我們的想象差距是如此之大！”

通過和民工兄弟的朝夕相處，管虎改變了自己之前的固有印象：“通常我們都會覺得民工很臟，可實際上他們非常愛干凈，每天都洗澡，我們都認為民工沒文化，可是他們也上網，每個人都有手機，和我們一樣躺在床上發短信。”

管虎覺得之前寫好的劇本，過于強調戲劇沖突，強調環環相扣，而且創作思路是想要做一個民工偶像，但如此表現出來的東西并不是民工最真實的生活狀態。

然后，主創們重新構思了五個主要人物，尋找母親的楊志剛、陪伴妹妹的王家才、不放心妻子的陸長有、懷揣夢想的薛六以及兒子患病的包工頭謝老大。

再結合那時頻繁出現的農民工討薪等社會關注的事件，這些人物都豐滿起來，讓整個故事都變得更加接近現實。

《生存之民工》除了要表現對民工的關注和同情，扭轉當時某些社會輿論對民工的歧視，同時也要客觀地展現出存在這個群體之中的問題。

比如民工的犯罪、民工的小格局、民工的性壓抑，而這些問題，都需要用平視的角度去觀察和闡述。

這部劇想要做的，并不只是想讓觀眾木然地被輸入，而是跟著民工走，跟著他到住所，跟著他回家，讓觀眾真正走進他們的生活中去。

同樣是管虎的作品，《外鄉人》也是一部深刻反映社會現實的民生題材電視劇。

管虎在《外鄉人》的導演闡述中這樣寫到：“如果你有機會，停下來看看你周圍的人，猜測一下他們的身份，毫無疑問，他們大都來自異鄉。而我們自己呢？父輩們也一定和你談起過他的家鄉，那么，我們也應該算是外鄉人了。”

劇中的人物來自四面八方，地域遍及東北、山東、河南、陜西、上海、四川、江蘇、浙江、湖南、內蒙等等。

他們當中有為掙錢養家靠揀垃圾為生善良東北女人大徐；有為給妻子治病來上海的河南小包工頭謝長發；有一心想謀得一個上海戶口卻屢屢碰壁的江蘇籍裁縫陸文昌；

有為了女兒受到更好教育從湖南小城市來上海的孤傲父親王冬至；有為愛情為理想來上海拼搏的山東小伙蛐蛐；

有為尋找母親從內蒙奔赴上海的帥氣小伙輪子；有為供弟弟讀書給母親治病來上海打工的四川姑娘葉子；也有如李寶根這樣，打著自己小算盤，同時又透著善良和熱情的上海本地人。

他們操著不同的口音，來自不同的生活背景，背負著各自不同的壓力和夢想，匯聚到上海南潯街134號。

他們在異鄉經歷著十年社會變遷，歷經坎坷，屢遭磨難，為了實現自我、實現夢想，倔強而堅強地打拼著，生活著。

在《外鄉人》這部劇中，為了還原生活，打造真實自然的拍攝效果，整部電視劇全部肩扛跟拍，不用搖臂，不用軌道。

管虎給演員們提出最基本要求是“別裝”，專業演員需要舍棄以往積累起來的表演經驗，本色出演，發自內心的演出。

《生存之民工》和《外鄉人》，成為當我們討論現實主義題材影視劇時，不能繞過的兩部作品。

每當提及現實主義，總有引起共鳴、共情的聲音出現，然而并不是所有觀眾都是民工，都是外鄉人。

現實主義的首要要求和最根本的意義，在于真實客觀地再現社會現實。

對于影視劇來說，為觀眾呈現另外一種真實的生活，似乎比刻意地追求共鳴更為難得。

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偷自行車的人》籌拍之時，曾有過著名的選角風波。

有人愿意出資贊助電影拍攝，前提是要讓大名鼎鼎的加里·格蘭特來擔任主演。

導演德西卡實在無法想象優雅的英國紳士如何演得失業的勞工，遂放棄投資機會，換了制片人后找來真正的工人馬喬拉尼飾演安東尼奧。

而這位馬喬拉尼，在影片拍攝之后，真的失業了。

優秀的現實主義電影，常在劇情片和紀錄片的兩種類型之間無意識地徘徊。

2005年，《生存之民工》播出，大部分觀眾對該劇都評價極高，但也有一些觀眾認為，該劇存在兩個缺點：

一是結尾過于倉促，故事結局沒表現清楚；

二是整部戲都在表現民工善良、樸實的一面，但“對民工素質低下和對社會的破壞性表現不夠”。

關于第一點，該劇最初版本的結局的確沒有表現清楚，并沒有說明民工在工作一年后是否拿到了工錢。

對此，管虎稱該劇最關鍵的是表現民工的生命力，表現他們在生存、在工作這個“過程”，而不是拿沒拿到工錢這個“結果”。

管虎自然也有苦衷，如果把結果表現清楚，他將會面臨很多問題，包括審查問題，包括怎么去解釋“三角債”問題等。

這跟《偷自行車的人》結尾異曲同工，父子二人經歷風波之后，牽手走進了人群。

沒人知道他們是否還能找到丟失的自行車，或者還有什么辦法再買一輛自行車。

針對觀眾“對民工素質低下、破壞性表現不夠”的觀點，管虎說：“我拍的不是紀錄片，表現的真實也是相對的，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如果增加表現素質低下、破壞性的一面，那該劇的文化品位就會打折。”

現實主義不全是臟亂丑惡差，克制悲憫的同時，盡量去發掘真善美，會更加討人喜歡。

賈樟柯的作品中，有被手銬鎖在電線桿的小武，有苦苦尋找幺妹兒的韓三明，也有雪中獨舞的趙濤。

在這方面，現實主義先驅者黃建新的愛徒楊亞洲，更為甚者。

他們都肩負著不定額的歷史使命感，用強烈的社會關注度、準確的定位和非凡的勇氣，給某一個時代賦予烙印。

2013年4月，《生存之民工》時隔八年終于上星，在各大衛視播出，并改名《春天里》，《春天里》的靈感應該是來源于當年走紅的旭日陽剛組合。

在這個經過再次剪輯的版本中，結尾處出現了大結局的字幕。

管虎的做法，既是一種妥協，同時也是現實主義創作的一次客觀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