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傅一波
從第一次見面到結婚領證,李金只用了四天,以至于他對四目相對的那一幕印象深刻。
“我叫李金,江西撫州人,干工程的。”
“我叫湯妍,2001年出生,貴州人,書讀得不多,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了,能吃苦。”
各自介紹完,紅娘往沙發上一靠:“李金,你條件怎么樣?車房都有嗎?”
“有三套房,有點存款。”李金回答。
見面談話時間不到15分鐘,話題是房子、存款以及婚后安排。沒人問對方的喜好,也沒人提起過去的情感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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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園內的婚介機構
那是2024年12月14日,貴陽市花果園寫字樓一間掛著“相親室”牌子的房間,李金和湯妍面對面坐著,三名紅娘圍坐在邊上。
花果園因占地6000余畝,常住人口超40萬而被稱作“亞洲最大社區”。這里有數百家婚介機構,單身男女從全國各地趕來,用幾天時間相遇、相識。他們來不及相愛,只要條件合適就簽協議、領證結婚,完成人生一件大事。
47歲的徐亮在此經營婚介機構多年。他說這些單身男女來這的原因有很多,但目的只有一個:找到合適的人,盡快結婚。
抱著這種明確的目的,每一場相親就像講求效率的交易。一條閃婚產業鏈,將那些急于改變命運的人,推向失控的深淵。
25天的婚姻
李金被父母催婚好多年。在父母眼里,男人的使命是成家、立業。李金早些年做工程賺到點錢,算是立了業,接下來他想要成家。
他在老家江西相親過幾次,均以失敗告終。他說,女方通常覺得他常年混跡工地,不算體面。而且,老家的彩禮實在太高。
2024年末,他在工地刷視頻時看到一條信息:貴陽,介紹優質對象,7天領證,騙婚包賠。既然是無損模式,他隨即花了五百多塊錢車費,從江西來到貴陽花果園尋找未來。
這一年,他31歲。
彼時,是花果園婚戀產業興旺時期。時代周報記者在天眼查以“婚戀”為關鍵詞搜索,結果顯示,花果園所在的貴陽南明區有287家婚戀機構,2024年新成立的就有8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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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雙方需填寫的資料表
李金選了一家婚介公司,工作人員遞來幾份表格,要填的內容包括房產、存款等,只有聯系方式不需要寫明。
后來他才知道,那是為了防止男女雙方繞開婚介公司私下聯系。婚介公司甚至貼著提示牌:“禁止互加微信,違者罰款一萬元。”
填完表拍過照片,李金的信息迅速出現在數個相親群里。沒過幾天,紅娘通知李金相親,把他和湯妍送進相親室,理由是“對方是會過日子的女孩,老實人”。
李金不知道對方是怎么選中自己,但他直言見面時就有觸電的感覺。看起來話不多,是個內向的人,李金認為這種性格跟自己很合。
紅娘認為雙方眼緣契合,開始推進婚事。李金在婚介公司簽了一堆協議,包括婚介服務協議、婚約,以及補充協議等。
協議的名頭各不相同,但都有一項相同的保障:女方不會無理由輕易離開(婚),否則退還彩禮并承擔相應賠償責任;如果存在隱瞞婚史、借婚姻牟利等情況,則退還全部費用甚至額外賠償。
婚介公司還許諾:如果婚姻一年內出現問題,可以協助追回彩禮,或繼續安排新的相親對象。李金看著這一紙承諾,相信自己得到充分的保障,于是爽快地支付了16萬元彩禮、6萬元紅娘費、5萬元婚介費等,共計30.8萬元。
見面第四天,李金和湯妍出現在婚姻登記處,辦好結婚證。
既然是合法夫妻,他決定帶湯妍回江西老家,讓父母看看媳婦。但這段婚姻維持了25天,湯妍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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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妍與李金辦理結婚證之前,先行辦理了離婚
在那25天里,他們因為回老家發生過數次分歧,第一次她要求先回自己家,第二次她要求拿錢,第三次她消失了。李金聯系了她的父母、朋友后發現始終找不到她,于是選擇報警,理由是湯妍騙婚。
2025年3月,警方以詐騙為由立案調查。同年6月,湯妍被捕。再后來,檢方的起訴書為李金揭開了真實的湯妍:因為債務纏身,她串通紅娘隱瞞婚史,通過閃婚、閃離的方式騙取彩禮,多次閃婚后迅速消失。
湯妍的前夫也是江西人,離李金的老家只有10公里。與自己領結婚證的同一天,湯妍領了離婚證。而湯妍離開李金后回到花果園繼續相親,騙取彩禮。
李金自認倒霉,他從婚介公司要回了服務費。至于彩禮、紅娘費,并沒有如協議所說的退還。
婚戀市場的“包裝術”
李金的遭遇在花果園不是孤例。
過去兩年,因為閃婚引發的騙婚、彩禮糾紛、離婚訴訟會成為社交平臺上的熱點。徐亮是常年駐扎于此的婚介從業者,他直言,大部分人的目的確是結婚,而非行騙。但在婚戀市場,只要沾上了錢,就會變成生意。
包裝是花果園婚戀市場工業化流水線模式第一步。
比如隱瞞債務情況。25歲的邢西雅在相親前,因為美容和買奢侈品欠下數萬元網貸。她告訴時代周報記者,紅娘提醒她,如果男方知道這些,相親可能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于是,在填寫資料時,她沒按真實情況寫。
再如工作經歷。邢西雅曾在KTV做酒水銷售,但在相親資料中,這段經歷被優化成“美容公司銷售”。
總之,所有灰色甚至不堪的過往,都可以包裝優化。更重要的是,沒人核實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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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收到服務費的紅娘
徐亮說,包裝很重要。“很多紅娘都會提醒女生,第一次見面不要背奢侈品,不要化太濃的妝,盡量表現得樸素一些。”他說,因為男方普遍更在意對方是不是會過日子。
李金對此深有感觸。他和湯妍第一次見面時,對方拿著一部屏幕碎裂的小米手機。紅娘特意強調,這說明她不虛榮、懂得節儉,是個適合過日子的女孩。后來他才知道,那臺小米手機是“包裝”的一部分,湯妍日常使用的是一臺新款iPhone。
男方也會包裝自己的資料。
徐亮說,男方通常更主動修改自己的經濟條件。“身高、體重、學歷這些,不用別人提醒,他們自己就會改。”他說,“一個月工資五六千,可能會寫成年收入十萬元;村里的自建房,會說成縣城里的商品房。”
一些不容易察覺的健康問題,也會被刻意淡化。徐亮接觸的案例中,有男性患有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擔心影響相親結果,曾詢問是否可以在婚檢報告上做文章,或者干脆不做婚檢。
有需求,就有市場。在花果園,滿足上述需求的包裝有相應的配套服務。紅娘和部分婚介從業者介紹,一份征信報告收費約1200元,一份婚檢證明價格不超過1000元;至于學歷證明,從數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甚至還能雇人扮演家屬。徐亮曾經接觸過一個案例:男方瞞著父母閃婚,但女方堅持要求見家長。為了能盡快領證,男方委托婚介機構在當地尋找演員扮演自己的父親。
在他看來,這些修飾行為的本質就是“騙”。但徐亮說:“如果所有資料都百分之百真實,很多婚姻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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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已經關閉的婚介機構
他也承認,自己扮演了助推者的角色,“畢竟我們是公司,需要促成交易的成功,否則吃什么呢?”
2025年春節前的一個月,徐亮促成了26對新人領證。為了慶祝當月業績,他買了臺全新的路虎越野車,燒油的,以此捍衛“傳統”“可靠”的婚介印象。
只是,當這種修飾越過邊界,原本為了促成婚姻而存在的服務為日后的糾紛埋下伏筆。
明碼標價的婚姻
在這套婚戀流水線里,有一套公開而穩定的定價體系。
“閃婚的總費用在20萬-30萬”。徐亮說,其中50%-60%是彩禮,女方紅娘的費用在5萬-10萬不等,婚介機構服務費大抵在3萬-5萬。
價格高低以女方的情況為依據,如已婚帶孩子、已婚未孕或未婚的,男方所需要支付的介紹費不一樣。未婚未孕的費用最高。
徐亮介紹,通常情況下,女方已婚帶孩子的服務費大約在三萬,彩禮不超過12萬。已婚未孕的則會在前述的基礎上增加1萬左右服務費與彩禮。未婚女性則根據年齡、長相來劃定,“年輕的,彩禮15萬起,服務費也會高一些,但婚介費一般不會超過5萬,紅娘費不會超過10萬。”徐亮解釋。
婚介公司提供的服務包含提供相親場地、雙方資料匹配、勘驗,以及與男女雙方、紅娘簽訂三方合同,提供一年的婚后擔保。
在花果園混跡多年的紅娘龍曉曉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在服務流程里,紅娘和婚介機構并不直接產生利益聯系。紅娘像是一家專屬女方的個體經紀公司,手中握有大量女性資料。因此,紅娘在大部分情況下不會和一家婚介機構獨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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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圍聚著不少人的婚介機構大廳
婚介公司設置一個能容納30人左右的大廳,擺滿沙發。每天上午11點前后,這里聚集不少男男女女,紅娘會主動上前攀談,尋找合適的客戶。這算線下的生意。
線上,紅娘會在婚介機構刊出男性資料時,給出手中的資源讓婚介進行匹配,以此獲取介紹費用。
為了盡快促成婚姻、保證女方能獲取最大利益,紅娘會在談判中以女方條件為基礎,作為彩禮談判的籌碼。雙方領證后,女方會給紅娘感謝費,金額在5千至1萬不等。
紅娘不只要撮合談判,還有長期積累女方資源。
龍曉曉說,大部分紅娘會與一些娛樂場所工作人員保持聯系,對方會定期介紹有結婚意愿的女性。與此同時,她們也會與全國各地的婚介機構、美容機構合作,花錢購買女性資料。
社交媒體也是紅娘的重要渠道。她們會在發帖區、評論區尋找那些表達過婚戀焦慮、憧憬穩定關系的女性,主動私信,稱自己手中有“條件不錯、誠心結婚”的男性資源。
龍曉曉覺得,愿意進入花果園婚戀市場的女方,并非所有人都是為了錢,也有希望通過婚姻擺脫眼前的困境:有人想離開原生家庭,有人希望減輕債務壓力,也有人期待獲得穩定的生活。
邢西雅就是其中之一。她來自遵義,家里的資源向兩個弟弟傾斜。高中畢業后,她去廣州打工,在KTV從事酒水銷售。兩年前,父親因病做手術,她回到貴州,希望離家近一些。
長期在大城市生活,她養成了大手大腳的消費習慣,她不止存不下錢,還背上數萬元網貸。朋友勸她早點結婚,找個“靠譜的人家”,于是通過朋友介紹,她認識了花果園的紅娘。
她喜歡看言情類的短視頻,也相信婚姻能夠帶來感情與物質的雙重滿足。在她看來,既然有人愿意支付十幾萬元彩禮與自己結婚,那么幫忙償還債務、給予陪伴和照顧,也應當是婚姻的一部分。填完資料時,她覺得,幸福已經離自己不遠了。
來了花果園后她才發現,確實有人將閃婚當作“交易”。有人跟她說因為欠債,生活過不下去了,“得去‘閃個婚’賺點快錢。”
相比女方對婚姻的憧憬與想象,男方來到花果園的考慮得更加現實。
時代周報記者在花果園接觸到的十余名閃婚男性,大多來自江西、安徽、湖北、河南等中部省份,年齡集中在25歲至40歲之間。在家鄉,他們不少人已被貼上“大齡男青年”甚至“光棍”的標簽。
更重要的是,花果園的結婚成本往往低于家鄉。以李金所在的江西為例,一場婚姻僅彩禮支出就可能超過30萬元。而在花果園,包含彩禮、紅娘費和婚介費在內的總費用,大多在20萬至30萬元之間。
“如果不是被騙的話,到花果園來討老婆,其實是個實在的辦法,或者說性價比很高。”一名經歷過閃婚的男性說。
徐亮的經驗是,花果園之所以會形成這樣密集的婚戀市場,本質上與這里的環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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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樓林立的花果園社區
它是一個由大量外來務工者構成的大型社區,吸引了來自貴州本地及廣西、云南等西南地區的年輕人聚集于此。他們生活尚未完全扎根、沒有太多積蓄,但已經進入婚戀年齡。
在這種結構中,婚姻的構建不是依賴情感積累,更多的是現實匹配:收入、房產、年齡、是否離異,成為最直接的篩選標準。
與此同時,持續的人口流入與多元的婚戀需求,使得婚介機構得以在此生存。在此基礎上,信息流動和生活節奏變快,以及省去戀愛的過程,使得閃婚成為可能。
難以破解的循環
2025年開始,那些經歷過短暫婚姻的閃婚男性,開始聚集在一起,要求女方退全部彩禮,說紅娘、婚介機構是詐騙。
李金是最早站出來的那一個。他對自己的定義是:被騙婚的受害者。
貴州瀛黔律師事務所穆河麗律師,長期接觸婚姻家庭、婚戀服務合同糾紛領域,近兩年累計經辦幾十起閃婚解體引發的彩禮返還、婚介服務退費、涉嫌婚戀詐騙的相關案件。
最初,她傾向于同情這些男性,認為他們被騙了。但隨著經辦案件數量增多,她的看法發生轉變,她發現男方口中的“騙婚”不能一概而論。
她說到,實務中部分案件確屬惡意“騙婚”,但多數矛盾源于雙方認知偏差、婚前了解匱乏、婚后磨合失敗,男方自身也可能存在問題。
多數參與閃婚的男性,在參加閃婚前已知曉高額服務費、彩禮標準及閃婚模式,不少男方也抱有 “花錢買婚姻” 的心態,且明知閃婚風險仍抱有僥幸。
女方身份信息可核驗,但女方參加閃婚的初衷與內心想法,無法事前完全核實、絕對預判,這是閃婚糾紛高發的核心原因之一,也是騙婚類案件刑事立案難的主要原因。
“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無獨立的‘騙婚罪’罪名”。穆河麗說,類似行為通常以詐騙罪或民事糾紛處理,其關鍵在于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以及是否存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
因此,閃婚失敗,不一定就是刑事詐騙,需要結合實際情況進行判斷,既要依法打擊真實的婚戀詐騙行為,也要厘清正常婚戀風險。
同時,男方通常在支付彩禮時簽訂的是贈予協議,給紅娘的費用又是現金,導致證據鏈不全,案件偵辦進展緩慢,或是案件不予受理。
花果園轄區派出所一名民警向時代周報記者解釋:很多糾紛在這些男方口中是詐騙,但背后往往混雜復雜的合同問題,家庭問題,很多時候都是民事糾紛。“如果不是非常明確符合詐騙條件,我們很難立案。”
換句話說,是否構成詐騙罪,不取決于雙方關系是否破裂,而取決于結婚的動機是否是以騙取錢財為目的。
穆河麗的觀察是,在絕大多數案件中,男方往往默認自己是花錢“購買”婚姻,因此對這段感情有絕對的主導權;而女方則在婚前對浪漫生活有所幻想,一旦預期落差過大,婚姻迅速瓦解。
邢西雅在男方家中居住了不到半年便選擇退了一半彩禮回歸自由。她告訴時代周報記者,結婚后她很快發現,和她的征信證明一樣,男方的收入也作假了。真相是在江西萍鄉幫父母經營煙酒店,被虛構成了開廠,月收入過萬;市區有房,實際上是一棟連外賣都送不到的“自建房”。
除了客觀條件之外,邢西雅還發現對方在重大決策上沒有自己的主張。“什么都聽媽媽的”。她提出離婚,同意退還彩禮換取自由,但男方在媽媽的主張下提出必須額外退還婚介費與紅娘費用。
隨著閃婚糾紛不斷被曝光,花果園的婚戀市場也開始發生變化。
貴陽南明區市場監管部門工作人員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針對花果園的婚介亂象,南明區已由區委政法委、民政局牽頭,成立多部門聯合工作組,進行專項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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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區婚姻登記處的大廳內,關于警惕閃婚的提示牌
但婚戀市場格局未變、高額利益誘惑持續、監管權限邊界模糊、法律認定與取證存在客觀困難等多重因素,綜合治理道阻且長。
徐亮說,的確有婚介公司被查處,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費。但在婚戀機構交流群里,相親資料仍然不分晝夜地流動。紅娘們在朋友圈不斷更新進展:“又成了一對。”
沒人在意真實性,但作為生意人,他知道這行有些灰色空間,“但有單身男女,就會有生意。”
今年6月16日,在湯妍被捕一年后,李金得知案件有新的進展。
湯妍被檢察院提起公訴,案件進入法院程序,但開庭時間尚未確定。他期盼法院能讓湯妍退還彩禮,再回到花果園找一個人相親。
花果園的寫字樓里,相親仍在繼續。紅娘打開資料夾,重復問出那句熟悉的話:“車房都有嗎?”
(文中李金、湯妍、徐亮、邢西雅、龍曉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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