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之父”與兩位中國學者的數十年交往

撰文 | 葉水送 周晨

與年輕時的意氣風發、聲名遠播不一樣的是，晚年的詹姆斯·沃森不被美國科學界待見，日子過得比較苦悶。在回憶一生的貢獻時，沃森將自己幫助中國發展生命科學與當年領導人類基因組計劃并列在一起，足見他對這件事情的重視。

1953年，年僅25歲的沃森便與克里克共同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由此開啟了分子生物學時代。他也被譽為"DNA 之父”。后來他長期擔任冷泉港實驗室主任，推動全球生命科學研究，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生物學家之一。

盛名之下，沃森并未看低積貧積弱的中國，他竭盡全力對中國生命科學予以無私幫助。他曾先后與兩位中國生命科學奠基人——談家楨和王應睞，保持著跨越數十年的書信往來。本文通過當年信件還原了沃森如何持續向中國寄贈最新書籍、邀請他們參加國際會議、幫助研究人員赴美學習。這些書信折射出沃森超越國界與時代的學術友誼與情懷。

01 沃森與談家楨往來

作為中美兩國享有極高知名度的科學巨匠，沃森和談家楨之間一直保持著緊密的聯系，他們的交往成為了中美生命科學之間的重要紐帶。遺傳學家談家楨被后人譽為中國的“摩爾根”，對中國生命科學的發展可謂是鞠躬盡瘁，他不僅第一次將“基因”一詞引入中文語境，當年在“反右傾思潮”中冒著極大的風險向中國學者介紹沃森的“DNA雙螺旋結構”模型。兩位科學巨人之間的往來，如今被視為科學界的美談。

事實上，沃森首次訪華后，就與談家楨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沃森時不時地會將美國冷泉港出版社最新的書籍和刊物寄給談家楨。1982年10月25日，談家楨收到了沃森從美國冷泉港寄來的包裹，其中便有《冷泉港定量生物學研討會期刊》（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um on Quant）。在這本期刊中，包含了“DNA腫瘤病毒、線粒體基因、RNA 聚合酶、RNA噬菌體、真核病毒載體、雜種細胞技術”等熱門研究話題。收到這些禮物后，談家楨滿懷感激地給沃森寫了一份感謝信。信的內容是這樣寫的：

“尊敬的沃森博士：

我謹代表我校（復旦大學）遺傳學研究所，衷心感謝您為我們提供的書籍清單。這些書籍是李載平博士最近從您的實驗室回來時好意贈送給我們的，我們對此深感感激。

書單中包括了冷泉港定量生物學研討會43、44卷的內容，包括DNA腫瘤病毒、線粒體基因、RNA聚合酶、RNA噬菌體、真核病毒載體、雜種細胞技術等方面。這些資料對于我們的研究工作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同時，我很高興地告知您，我們有機會使用世界銀行貸款資金，邀請一些杰出的科學家到中國進行為期一到三個月的訪問和演講。我借此機會邀請您成為我們大學的客座教授。如果您能考慮接受我們的邀請，在1983年至1984年期間，不論時間長短，只要您方便。如果能收到您的來信，我將非常感激，以便我們能正式安排相關事宜。”

通過這封信，談家楨除了感謝沃森慷慨贈書以外，還向沃森再一次發出了訪華邀請。當時沃森聲名在外，站在生命科學前沿，被譽為“分子生物學時代的鼓手”，如果能夠邀請沃森來華做講座，一定能夠讓中國學者“長長見識”。

談家楨給沃森寄的信

時隔一個月后，沃森給談家楨回了一封回信：

“親愛的談教授:

我很高興您已經收到了冷泉港實驗室寄過去的書。我們剛出版了幾本新書，我將轉交給復旦大學遺傳研究所。我其實很想接受您最真摯的邀請到上海做一系列講座。由于我和我的家人已經計劃好在1983-84學年期間在倫敦休假，因此我不可能在同一期間安排對中國的廣泛訪問。

不過，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能再次訪問中國，并在貴學院講學”。

盡管沃森翻看了他當時的日程安排，發現無法抽出時間前來中國訪問，然而他對首次中國之行印象深刻，充滿了好感。我們可以通過他收藏的有關中國雜志以及游玩的景點門票，可略知一二。

沃森給談家楨寄的信

在之后的日子里，談家楨和沃森兩位學者之間保持著密切的交流。談家楨常常慷慨邀請沃森參加中國的學術會議。1989年，談家楨寄了一封信，邀請沃森參加上海即將于9月舉行的會議。然而，當時沃森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忙人。盡管他非常渴望參加這個會議，但沃森表示他的“日程安排不允許”，沃森去信婉拒了談家楨的邀請，為了不讓談家楨感覺他和他的妻子利茲對邀請“無動于衷”，因此非常用心地解釋了自己的情況。此時，沃森正在負責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重要項目“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沃森是這項計劃的主要負責人，擔負著極為重要的責任。這項工作讓他十分充實，但也壓榨了他所有的精力，這段時間的沃森“幾乎沒有多余的時間參加與該項目無關的會議”。很顯然，沃森對于老友的回復非常坦誠，他的回信也讓中國學者敏銳地嗅到了美國科學界正在謀劃一個大的科學計劃。事實也印證了這一點，此后談老先生在報紙雜志上呼吁中國重視基因組研究，要謀劃中國的人類基因組計劃。

圖片來源：文匯報/金昊

2006年，當沃森再次訪華來到上海時，第一時間抽空在醫院看望病重的談家楨，昔日的老友談家楨已年近百歲，平時躺臥在病床上，但沃森的到來讓談家楨非常開心，他“坐著輪椅在病房會客室門口早早地迎候沃森”。根據《文匯報》記者江世亮當時記錄，“當二人坐定后，談先生拿出一本記錄他科研生涯的畫冊贈給沃森，” 畫冊中記錄了談老先生上世紀40年代在冷泉港研學的畫面，這令沃森饒有興致，以至于拿起放大鏡細看起來。此次探訪延續了當年的書信往來保留下來的友誼，也留下了一張珍貴的照片。

02 沃森與王應睞的書信往來

除了和談家楨互動外，王應睞也是沃森書信往來中經常出現的中國知名學者。對于從事生物化學研究的人來說，王應睞絕對是響當當的人物。他不僅是中國近代生物化學科研事業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的首任所長。沃森的首次訪華之旅，也正是受到王應睞的邀請。

王應睞同沃森一樣，有著在英國從事生命科學研究的經歷。作為我國生命科學界的巨匠，他為中國生命科學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成就不僅體現在學術研究上，還體現在對中國生命科學人才的培養上。1907年，王應睞出生于福建省金門縣的一個華僑家庭，在那樣一個動蕩的年代，年幼的王應睞早早失去了雙親，這樣的遭遇鍛造了他堅韌的性格和對自身要求極高的精神。1925年后，成績優異的王應睞先后進入福建協和大學和南京金陵大學攻讀化學，并在畢業那年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學校頒發的“金鑰匙獎”。

1938年，王應睞考取庚款留英遠赴英國劍橋大學深造。在劍橋這段時間，王應睞在L J·海里斯博士（L J. Harris）指導下從事當時最前沿的維生素研究。建國后，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成立，王應睞擔任該所的所長。這個研究所可謂是人才輩出，出現了一批像鄒承魯、曹天欽這樣的科學大家。由于這批科學家許多都畢業于劍橋大學，因此當時的生化研究所也被稱為“小劍橋”。在王應睞的帶領下，這樣一個人才聚集的場所更是在當時貧瘠落后的中國生命土壤創造了不少的奇跡，其中尤為大眾津津樂道的就是結晶牛胰島素的合成。王應睞是當時這個工作小組的組長，曹天欽為副組長，當諾貝爾獎委員會得知中國人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時，想辦法讓這項工作的研究者申請諾貝爾獎。很遺憾的是，由于各種原因這項有望沖擊諾貝爾獎的科學工作，最終未能折桂。

除此之外，王應睞領導完成了“確定酶法合成與化學合成的關系”、“世界上第一個人工合成的轉移核糖核酸”等重要工作，這些都是彪炳科學史冊的工作。2001年5月5日，王應睞辭世。王應睞的學生用“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來形容他，這句話反映了他一生的品質：不喜爭名逐利，卻像水一樣滋養了一代又一代中國生命科學的后輩。

王應睞的這一理念和舉動與沃森不謀而合。跟沃森一樣，如果學生發表論文，王應睞從來不介意是否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和貢獻。或許正是有著這樣的共通之處，自上世紀70年代初見過面后，王應睞與沃森始終是惺惺相惜的好友，這超越了國界和文化的差異，二人因科學而得以相聚。

1981年，當王應睞提前得知沃森年底將去鄰國日本開會（注：王應睞與沃森同時受日本學者邀請，參與亞太分子生物學組織：AMBO，由此得知沃森將前往日本開會），于是邀請沃森在會議結束后順道訪華。1981年2月12日，也就是沃森正式訪華前10個月，王應睞就向沃森發出訪華邀請。二人來回進行了數次交流和溝通，沃森表露愿意在日本參加完會議后訪華的意向。由此，王應睞和中國科學院取得聯系，承諾給沃森安排2到3周的訪華之旅，在沃森訪華期間，費用由中國科學院承擔。

王應睞在信中這樣寫道：

“親愛的沃森博士:

從我們上次在東京會晤已過來近一年的時光，我希望今年晚些時候還能在京都再次會晤。我記得您告訴我，你希望下次來日本時能夠有機會訪問中國，在那之后我就與中國科學院取得聯系，商量你訪問中國的事宜。我很高興地告訴你，我們將熱烈歡迎你在京都召開AMBO會議后來中國，為期2- 3周。在華期間的費用由中國科學院承擔。如果方便的話，請你盡早告訴我你是否能接受我們的邀請以及你的特殊需求，我將不勝感激。我將為你的訪問擬定一個初步的日程安排。期間你可能需要在上海和北京做幾次講座”。

沃森收到王應睞的邀請后，欣然答應了。同年3月13日，沃森給王應睞寄了封回信：

“親愛的王教授：

非常感謝您邀請我在京都會議后訪問中國。冒昧問一下你（在訪華期間）幫忙照拂我的妻子和兩個兒子（9歲和11歲）嗎?他們將會陪我前往日本，也十分渴望能夠與我一同踏上你的國土。兩周的訪問時間（12月7日至20日）聽起來剛剛好。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希望首先造訪北京，并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安排行程，以便順利地前往香港，再經香港取道前往澳大利亞，與曾在冷泉港的親朋好友一同度過圣誕佳節。另外，我也將準備好有關當前正在進行的腫瘤病毒和細胞結構生物學研究的專題演講。我非常期待能夠聽取關于詳細行程的具體安排”。

沃森答應了王應睞的邀請，并承諾在日本參加完AMBO會議后，將帶上自己的家眷在中國展開為期兩個禮拜的訪問。此前，貝時璋、談家楨等人先后邀請了沃森，但因時間安排不開而被婉拒。

此后，他們又進行了一次書信聯系。沃森寄信的時候，王應睞因為膽囊手術住進了醫院，在醫院住了幾個月，出院后王應睞才有精力回復沃森。1981年11月12日，沃森將自己具體的訪華行程告知了王應睞。其中，沃森還特意提到希望能夠去桂林游覽美麗的山水風光。

“親愛的王教授，

我恨不得我的中國之旅現在就開始了。不過我之前已經答應過在AMBO會議后在日本停留幾天，所以我和我的家人現已計劃在12月10日（星期四）的晚上抵達北京（我們將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第15次航班）。在我們離開中國后，我們計劃于12月28日從香港直飛回紐約。預計我們將于12月24日抵達香港。除了計劃前往北京、上海和杭州，我們還在考慮是否有可能在離開香港之前，抽出時間前往桂林一游。我們聽聞中國這片地區的美景，深感向往，因此愿意縮短在香港的停留時間，以便能夠探訪這個地區。在這將會成為我們一生中難忘記憶的重要時刻，感謝您的幫助與支持，為我們安排行程。我迫不及待地期待著在京都會晤您”。

1981年12月，沃森終于首次踏上中國土地，首站他拜訪了北京的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之后他攜家眷來到上海。12月19日，王應睞在320號大院熱情地接待了沃森及其家人。作為東道主，王應睞對這次會面非常重視，當天他頭發梳得一絲不茍，身穿黑色尼大衣，里面襯有現在看起來也非常時尚的圍巾，整潔而大氣，頗具英倫風，或許與他當年在英國留學有關。盡管當天陽光灑滿整個院子，但可能氣溫較低，王應睞手里拿著一頂黑色的氈帽。沃森也戴著一頂灰色帽子，與衣服顏色接近，那時候他留著一小撮胡子，露出他標志性的微笑。

二人身后的哥特式建筑大樓則印有那個年代特有的標語：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這是1872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序言和跋中寫的內容。

首次訪華，沃森震撼于中國在設施、教材以及研究領域的落后，當時美國生命科學得益于近百年的科研積淀和龐大經費支持，在全球生命科學領域中獨占鰲頭。不過，這種差距并沒有使沃森心生傲慢，反而激發了他內心深處對中國生命科學的幫扶熱忱。

結束首次訪華后，他與王應睞有密切的書信互動。1982年1月中下旬，剛從風寒中恢復過來的沃森抽出時間給王應睞寫了一封感謝信，感謝王應睞及其同事在訪華期間的盛情款待。沃森在信中提到，希望通過這次訪問，加強冷泉港實驗室與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之間的合作。

另外，沃森還提到，“已經寫信給李載平博士，邀請他參加我們即將舉行的春季會議，特別是我們6月份的“DNA結構”（Structures of DNA）研討會”。此外，沃森表示還會盡快寫信給曹教授（曹天欽），主動出資讓一名生化所的研究員“加入計算機二維蛋白質凝膠分析（computerized Two Dimensional Protein Gel Analysis）”研究。

時隔一年，1983年2月22日，王應睞寫了一份書信交給曹天欽，彼時曹天欽正好要去美國冷泉港實驗室交流，王應睞讓曹天欽把這封書信帶到了冷泉港。這是一封感謝信，不久前，沃森剛給上海生化所寄來了大量生命科學相關圖書和一些研究必須的細菌菌株。為了表示感謝，王應睞特意寫了一份信表達感謝。

王應睞在信件中如此寫道：

“親愛的沃森博士，

這封信帶著我對你的深情厚意，希望能盡快傳達到你的手中。曹博士（曹天欽）正在訪問冷泉港（CSH），因此我相信這封信很快就會送達。回想起你寄給我的圣誕卡上Delbruck實驗室的美景，我仿佛又回到了在CSH度過的美好時光。去年你寄來的圖書給了我們莫大的幫助，共計72箱77冊。我代表所有受益者向你表達衷心的感激之情。除了我們實驗室保留一套外，我已經把剩下的圖書分發給以下機構：

中國科學院上海圖書館、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圖書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復旦大學遺傳研究所。

最近，我剛剛收到了所有這些細菌菌株。在我轉到‘高級細菌遺傳學’的課題組后，我將把它們送到中國的五所大學和五個研究所。我深信這些菌株將會極大地推動中國分子遺傳學的研究進展。

在我的實驗室里，一切都順利進行。HBV adr亞型的完整序列已經接近完成，蠶NPV-DNA文庫也接近尾聲。我們希望能獲得其多面蛋白基因，并利用其強啟動子。同時，我們正致力于建設一間先進的細胞培養實驗室，為更深入地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

對于你的新書《細胞分子生物學》，我很期待它的進展。我希望能盡快閱讀和翻譯你的手稿。我深信，這樣的書籍必將帶來前所未有的啟發和知識。”

當年中國生命科學研究材料匱乏、教材落后，同時面臨著人才培養不足的困境，沃森毫不猶豫地伸出了援手，將一個又一個寄托著“生命科學期望”的包裹從冷泉港寄到中國，他的一系列舉動無疑加速了中國生命科學融入世界生命科學的腳步。值得一提的是，沃森幫扶中國生命科學這一行為，是出于對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人道主義關懷，對于沃森本人而言，沒有任何收益可言。

實際上，在管理冷泉港實驗室時，沃森也常常面臨經費不足的壓力，他雷厲風行的籌款方式、時常為金錢苦惱的言論，給人留下了不好的的印象，但在幫助中國生命科學發展這件事上，沃森一直表現得十分慷慨大度，光是給中國學者寄送書籍這件事，就堅持了十余年。

沃森不僅僅是向中國傳遞了生命科學的知識和資源，更是將世界前沿的生命科學火種傳遞到中國，點燃了中國年輕學子內心的火焰，激勵他們積極投身于生命科學研究中來。沃森對中國生命科學的無私奉獻和持之以恒也成為了沃森在中國生命科學領域極具號召力的憑證，以至于他每次來華正式訪問，都會受到如同巨星一樣被中國學子擁戴，這與他在美國的境遇完全不同，因此晚年的沃森，將更多的目光投射到東方大國，除了支持冷泉港亞洲建設之外，沃森生命科學中心差一點也在中國落地。

注：文章書信圖片除非有特殊標注，其他均來自冷泉港實驗室。感謝冷泉港亞洲季茂業博士予以的支持和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