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對華政策的七年之癢，癢到骨子里了

6月18日晚，布魯塞爾歐盟總部，一場晚宴從華燈初上吃到了次日凌晨。
馮德萊恩在桌上甩出了一組讓所有人倒吸冷氣的數字——歐盟對華貨物貿易逆差，每天10億歐元。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當場補了一刀：“完全不可持續。”
27個領導人的表情，大概跟得知自己信用卡賬單時差不多。
可等第二天太陽升起來，峰會開完了，什么新工具都沒推出來。一名歐盟官員說得特別坦白：“我們離新貿易工具的協議還很遠。”另一名高級外交官補了一句更扎心的：“去年11月就討論過，現在又在重復。”
這就是2026年歐盟對華政策的真實寫照：喊得震天響，動起來像蝸牛。
這場尷尬不是一天造成的。要想看懂歐盟今天為什么左右為難，得回到七年前。
2019年3月，歐盟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叫《歐中戰略展望》的文件。就是在這份文件里，歐盟第一次用了一種極其擰巴的方式來定義中國——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經濟競爭者”，還是“制度性對手”。
“三重定義”看起來很學術，翻譯成人話就是：我不知道該拿你怎么辦。
彼時的歐盟，正處于一個尷尬的歷史節點。此前十幾年，歐盟一直抱著“以貿促變”的幻想，認為中國會在融入全球市場的過程中逐漸向西方模式靠攏。但到了2010年代中后期，歐盟越來越發現，中國的路數跟它想的完全不一樣。2016年美的收購德國機器人巨頭庫卡，在德國政界和工業界引發了一場地震。圍繞華為5G的爭論，又進一步把“國家安全”和“戰略依賴”塞進了歐盟的對華認知框架。
更重要的是，中美關系開始繃緊，歐盟被迫重新掂量自己的位置。它既不想像美國那樣全面走向對抗——因為中國還是它第二大貿易伙伴——又越來越難繼續把中國僅僅當成一個傳統合作對象。
于是就有了那個著名的“三重定義”——既合作、又競爭、又對抗，全在一句話里。
這七個字成了歐盟此后七年對華政策的“基本法”。但問題在于，這套框架從一開始就埋著一個巨大的邏輯裂縫——你一邊說中國是合作伙伴，一邊又說它是制度性對手，這到底是什么關系？
這種擰巴在政策層面表現得淋漓盡致：一會兒推出外國投資審查機制，一會兒又簽署中歐投資協定；一會兒喊“去風險”，一會兒又擔心得罪中國影響出口。歐盟就像一個既想分手又舍不得對方錢包的糾結伴侶，拖了七年，既沒徹底分開，也沒真正過到一起。
到了2024年，德拉吉那份《歐盟競爭力的未來》報告，把這種焦慮推到了頂點。報告里白紙黑字寫著：歐盟在生產率增長、創新成果轉化、培育全球性龍頭企業方面，已經系統性落后于中美。報告多處提及中國帶來的挑戰，認為歐盟需要一個真正的對外經濟政策。
報告出來后的一年多里，歐盟確實做了一些事——對中國電動車加征了最高35.3%的關稅，推出了反補貼調查工具，開始討論“歐版301條款”。
但到了2026年6月的這場峰會上，所有老問題又全回來了。
馮德萊恩在峰會上說要推新法，要求企業實現關鍵供應來源多元化。德國、法國、意大利、波蘭和荷蘭呼吁推出新的貿易工具。法國更積極，力推“歐版301條款”。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公開說中國是“潛在盟友”。德國總理默茨在晚宴上“表現得更加謹慎”。德國怕報復，西班牙想吸引投資。芬蘭要求先做脆弱性評估再考慮工具。奧地利總理施托克爾倒是說了句大實話：“我們讓自己陷入了這樣的局面，也許是因為天真，也許是因為我們太過安于現狀。”
27個國家，意見比布魯塞爾的街道還亂。
這種分裂的背后，是一個讓歐盟如坐針氈的客觀現實——它發現自己既離不開中國的市場，又打不過中國的產業。
2025年歐盟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約3610億歐元。可同一張賬本的另一面，2025年中國對歐服務貿易逆差483億美元，僅知識產權使用費一項，中國就向歐盟支付上百億美元。中歐貿易很大一部分是歐洲在華企業實現的，“順差在中方、獲利在歐方”。
想跟中國打貿易戰？德國第一個不答應。想學美國搞“脫鉤”？稀土依賴度98%。想保持現狀？每天10億歐元的逆差又讓政客們睡不著覺。
于是歐盟只能做一件事——開會、吵架、發聲明、然后下次再開會。奧地利總理那句話，某種程度上總結了歐盟的困境：“每一個行動都會引發反應，歐盟必須確保自身有能力應對這些反應。”
問題是，歐盟有能力嗎？
答案寫在布魯塞爾峰會凌晨散場的疲憊里，寫在“去年11月討論過的話題現在又重復”的無奈里，寫在27國領導人連一份像樣的聯合聲明都湊不出來的尷尬里。
七年了。從“三重定義”到“天天開會沒結果”，歐盟對華政策走出了一條華麗的原地踏步曲線。喊了七年“去風險”，到頭來發現自己就是最大的風險——分裂的風險、猶豫的風險、在關鍵時刻什么都做不了的風險。
而中國，正坐在會場之外，安靜地看著這場永無止境的自導自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