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
1955年初，軍內外都在談論一件大事：人民解放軍即將實行軍銜制。大家都心情復雜。有人期待，有人平靜，也有人暗自忐忑。畢竟，這軍銜不是一塊普通的牌子，背后牽扯著幾十年槍林彈雨里的功過成敗。
在授銜名單公布后，有人笑逐顏開，有人心里堵得慌。更有甚者，公開表示不滿，認為自己應該評定更高的軍銜。毛主席為此不乏諷喻地說：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授銜時。”
不過，依然有人表示出高風亮節。他就是開國中將徐立清。
徐立清
當時，徐立清是正兵團級干部，理應被授予上將軍銜。但他主動向上級提出，授予中將軍銜。最終，在36位理應被授予上將軍銜的正兵團級干部中，徐立清是唯一一位最終戴著中將軍銜接受檢閱的將軍。
徐立清，1910年出生于安徽金寨縣。1929年投身紅軍，他并非只是“筆桿子”，更是“槍桿子”里闖出來的戰將。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利，被迫向西轉移。部隊一路慘烈征戰，到達鄂豫陜交界的南化塘時，遭敵人重兵包圍，形勢萬分危急。此時，徐立清臨危受命，組織帶領100多名干部和黨員骨干組成一支“共產黨員先鋒隊”為全軍開路。
紅四方面軍
這支先鋒隊戰斗力強且不怕犧牲。徐立清帶隊與敵人拼殺兩天，以犧牲30多人的慘痛代價，成功為后續部隊撕開了一道口子，殺出了一條血路。
抗戰時期，徐立清作為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新四旅政委，在爺臺山反擊戰中建議佯裝怯敵誤導對方，為收復陣地立下大功。
1947年5月攻打蟠龍鎮時，守敵是胡宗南裝備最好的嫡系部隊，號稱一顆“難拔的硬釘子”。由于我軍缺乏火炮，前幾次攻擊都失利了。
當時敵人逼近彭德懷的指揮所，炮彈就在周圍爆炸。徐立清親自率領警衛連，冒著炮火沖進指揮所，堅持讓彭老總先撤，自己則留下指揮掩護。
面對困境，徐立清仔細觀察敵我態勢后，向彭德懷獻上一計：暫停攻擊，采取塹壕作業逼近敵工事，再用部隊輪番佯攻來消耗敵人的火力。彭德懷采納后調整部署，果然奏效，全殲敵軍六千七百余人。
彭德懷
到1950年，他已是一兵團政委，1952年被評為正兵團級。
1955年授銜工作啟動時，徐立清擔任總干部部副部長，正是具體負責評銜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一。當看到自己的名字在上將名單中時，他毫不猶豫劃掉，添到了中將一欄里。
總干部部部長羅榮桓發現后，親自找他談話，用帶著批評的口吻說：
“這是中央軍委定的，正兵團級一般都授上將，你的名字怎么能隨便劃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貢獻的，是夠資格的嘛。”
說完，羅榮桓又把他的名字加回了上將名單。
羅榮桓
但徐立清沒有就此罷休。他給中央軍委和羅榮桓寫信，誠懇地寫道：
“我出身于一個貧苦家庭，從小給地主家放牛，是黨把我培養成一個革命軍人，可我與黨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出的成績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將軍銜心里很不安。”
除了個人謙遜，他更有通盤考慮。
當時紅四方面軍是“大山頭”，資格老的干部太多，上將比例不能過高。徐立清覺得把自己減下來，既能平衡各“山頭”，也便于他做那些覺得軍銜評低了而“鬧銜”同志的工作。他曾坦言：
“如果只考慮個人待遇，不考慮大局，就不會得到信任。”
彭德懷得知后，三次找徐立清談話。徐立清對彭德懷說：
“按照評銜條件，我該授上將，可我是主管授銜工作的，不能在上將的名額中和別人去爭，如果把別人減下去顯然不合適，把自己減下去比較符合實際。”
彭德懷始終沒有答應，還在軍委會議上感慨地說：
“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沒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行，行必果。”
事情最后報到了周總理那里。周總理親自找徐立清談話做工作，沒想到徐立清反而做通了總理的工作：
“有些人‘鬧銜’兩眼只盯著干部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他們的工作。”
周總理最終被他說服。
授銜儀式前一天，周總理專門請他來中南海，動情地說：
“主席說許光達是一面鏡子，我說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鏡子，是難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徐立清不僅讓軍銜，早在評級時就想把正兵團級降為副兵團級；后來還因病請求讓出職位給年輕人。他一生“三讓”——讓級別、讓軍銜、讓職位，被譽為“三讓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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