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科技高管陷爭議，預言白領就業末日，又推全民基本收入

隨著人工智能威脅到大量崗位，向所有人無條件發放基本收入的想法再次浮出水面。但科技公司掌門人推動這一主張時，動機是否與曾為其辯護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相同？

2026年春天，在人工智能時代，美國一部分年輕人開始公開對它發出噓聲。確實如此。在畢業典禮上，學生們把流蘇帽拋向空中之前，往往會對那些膽敢贊美這場技術革命的演講者報以噓聲。5月15日，在亞利桑那大學，谷歌前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就遭遇了這種反應。類似情況也已在佛羅里達州、田納西州等多個州的校園里出現。

美國Z世代經常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但他們對這項技術的不滿也在加深。蓋洛普4月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14歲至29歲人群中，接近三分之一表示這項技術讓他們感到憤怒。

他們有多重理由產生這種情緒。對畢業生而言，由于人工智能代理的競爭，進入就業市場變得困難得多。而開發這些系統的公司負責人，又總是不失時機地預言一場“就業末日”——白領崗位將被大規模摧毀——仿佛這正是其產品有效性的終極證明。

這些高管也在加倍推銷一種與他們出售的社會“毒藥”同樣驚人的“解藥”：全民基本收入。按照這種說法，既然算法和機器人將迅速消滅數百萬個崗位，同時帶來驚人的財富增長，那么，只有向所有人無條件發放基本收入，社會才不至于崩潰。

埃隆·馬斯克——旗下涉及特斯拉、Grok、X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等業務——十年來一直在鼓吹這一理念，但他如今把標準提得更高了：不只是全民基本收入。在他看來，人工智能釋放出的超高生產率，將使建立一種全民“高收入”成為可能。

隨著“超級智能”被認為越來越接近，這些科技領袖愈發頻繁地呼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否則，“你們會看到干草叉出現”，帕蘭提爾技術公司負責人亞歷克斯·卡普在3月預測說，“到時候人們會喊，‘把富人吊起來?！?/strong>

上一次全民基本收入在全球范圍內引發如此高關注，還是10年前。2016年，瑞士曾就引入“無條件基本收入”舉行公投，結果77%的投票者表示反對。芬蘭也曾大規模測試這一理念，但沒有繼續推進。在法國，這一主張曾在反對勞動法改革的“徹夜站立”運動集會上引發熱烈討論，隨后又成為社會黨2017年總統候選人伯努瓦·阿蒙的核心政見。

這樣一個顯然帶有左翼色彩、且頗為激進的理念，究竟如何成了舊金山灣區億萬富豪的口頭禪？已經退出政壇的阿蒙對此并不意外：“硅谷長期以來就對這個問題感興趣。”他說，“至少，他們明白人工智能崛起可能帶來的社會災難，其中一些人，比如薩姆·奧爾特曼，也在尋找根本性的解決方案。但他們中很多人把自己視為造物主。而這種再分配基金的設想，風險在于，它可能把團結變成私有化的東西?！?/strong>

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領導者是否意識到，自己其實置身于一段漫長而豐厚的思想史之中？這段跨越數百年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516年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在那座想象中的島嶼上，犯罪之所以被消除，是因為收入與勞動脫鉤。

兩個世紀后，另一位英國人、另一位托馬斯——同時也是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重要人物——接續了這條思想線索。1795年至1796年冬天，托馬斯·潘恩在恐怖統治時期險些被送上斷頭臺，幸存后寫下了一篇關于土地正義的小冊子，以反駁某些布道中“貧富分化是自然現象”的說法。在他看來，每個國家都應設立一個基金，向所有年滿21歲的青年男女發放15英鎊，幫助他們進入社會；50歲以后，每年再發放10英鎊。

奧爾特曼提出的基金，與這一設想并不算相去甚遠。昂熱大學公法教授馬蒂娜·隆并不對此感到意外。她是2022年出版的《全民收入：21世紀的烏托邦？》一書的聯合主編之一。她說：“兩者的目標，都是為少數所有者占有財富而向公眾提供補償?！?/strong>

在潘恩所處的時代，被占有的是土地財富；今天，則是人工智能所需的數據。但在潘恩那里，這種賦予是一種權利，因為土地屬于全人類共同繼承的財產；而這一點，如今似乎已經消失了。

西蒙弗雷澤大學倫理學教授讓-克里斯托夫·貝利勒-皮蓬說：“如果硅谷真的認真對待潘恩，那么邏輯上的結果應當是把人工智能本身變成一種公共財富?！痹谒磥?，“谷地之王”關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說辭帶有一種象征性的暴力，因為這種說辭實際上只是為它聲稱要糾正的局面賦予正當性。

他說：“他們把自己塑造成施惠者，把全民基本收入的領取者變成一個他們無法控制的體系中的被動受益人。更重要的是，他們轉移了焦點：本來應該追問資本和權力為何如此集中，最后卻變成爭論補貼金額該是多少?！?/strong>

進入20世紀后，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多次進入公共討論，支持者來自不同思想背景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無論是傾向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哲學家伯特蘭·羅素、自由派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如工人主義者托尼·奈格里，甚至教皇方濟各，都曾為這一理念發聲。

全民基本收入的思想譜系極其混雜，名稱也不斷變化，包括無條件收入、普遍津貼、生存收入、公民收入等。但支持者大體共享同一定義：它是社會向個人發放的一筆無條件津貼，可以與有償工作并存，而且假以時日，人們會像看待空氣一樣，認為它理所當然。

主要分歧在于金額，而金額會從根本上改變它的性質。大致有兩條路徑：左翼烏托邦主義者希望借此終結勞動異化；右翼自由派則試圖簡化繁復的福利體系。對一些人來說，這是超越資本主義的方式；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拯救資本主義的工具。硅谷那些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屬于哪一邊，答案并不難猜。

對左翼烏托邦主義者而言，全民基本收入的意義不只是消除貧困，確保每個人都擁有食物、住所、衣物和醫療等基本所需。它更是一種改造制度本身的工具，甚至借用比利時哲學家、經濟學家菲利普·范·帕里斯的話說，是一條“從資本主義通向自由王國的道路”。范·帕里斯是當今仍在世的全民基本收入最重要思想家之一。

烏托邦團體的立場，與安德烈·高茲的思想一脈相承。高茲在結束自己生命前不久加入了這一運動，并為其第一份宣言作序。高茲關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思想變化頗具啟發性，也折射出左翼內部圍繞這一議題的分歧。

但從1997年起，他改變了看法，開始把“足夠的無條件收入”視為幫助個人擺脫資本主義控制的有效工具。他認為，借助這一工具，商業部門可以為非商業活動提供資金，比如園藝、藝術、互助、3D打印等。

強硬派馬克思主義者則始終堅持認為，階級關系是圍繞勞動組織起來的，而勞動是唯一的價值來源。因此，在他們看來，全民基本收入“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想”。2021年1月《先鋒》雜志就曾如此表述。它不過是貼在資本主義矛盾上的一塊創可貼。

但“勞動”究竟意味著什么？意大利“新工人主義”思想家試圖調和馬克思主義與全民收入。他們指出，如今的“認知資本主義”利用的是集體知識，剝削已經超出有償工作時間的邊界，因此，全民收入就是對一種已經徹底社會化的價值創造所作的公平補償。

意大利帕維亞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安德烈亞·富馬加利解釋說：“在平臺資本主義和人工智能資本主義中，我們通過自己的行為、交換和生活方式，始終都在生產價值。因此，無條件基本收入之所以迫切，是因為它是一種報酬工具，承認了這種目前正被資本攫取的生產性?！?/strong>

至少在歐洲，這些爭論至今仍貫穿工會、左翼政黨和各類組織。而在意識形態光譜的另一端，經濟自由派的討論則完全不同。他們關注的重點，是這種制度是否會鼓勵懶惰。對一些人來說，全民基本收入是鞏固自由主義的點金石；對另一些人來說，它不過是一種削弱勞動價值的時髦觀念。

右翼中最熱烈的全民基本收入支持者，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作為貨幣主義學派領袖和極端自由主義者，弗里德曼一生都在反對凱恩斯主義，更廣泛地說，也反對左翼思想。在1962年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中，他提出了“負所得稅”方案：取消各種零散、定向的福利——按收入、職業、年齡層、消費類別等劃分——改為建立一個不會扭曲市場的單一制度。

負所得稅的想法并非始于弗里德曼。20世紀40年代，英國自由派人士朱麗葉·里斯-威廉斯就已提出相關理論，后來卻遭遇許多女性知識分子共同的命運：被遺忘。弗里德曼主張，富人和窮人都應填寫所得稅申報表。高于某一門檻的人按累進稅率納稅；低于門檻的人則領取補貼。在他看來，這一制度維護了“個人尊嚴”，與他所推崇的自由主義相一致。

他的目標，是讓福利國家變得“中性”。但在他的設想中，“中性”與“最小化”高度重合。其底層邏輯是，逐步用一項金額較低的單一補貼，取代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包括失業保險、醫療保障、養老金等。

負所得稅的想法也傳到了大西洋彼岸。在法國，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總統的顧問，如利奧內爾·斯托萊呂和克里斯蒂安·斯托法埃斯，都曾為其辯護。20世紀70年代末，當時對新自由主義產生興趣的哲學家米歇爾·?？?，也曾在法蘭西公學院的一次講座中饒有興趣地分析這一概念。

?？滦蕾p這種不帶官僚色彩、也不對人作價值判斷的制度。對于那些“跌出社會游戲水平線以下的人——無論他是藥物依賴者，還是自愿失業者，都完全無關緊要”，他曾這樣感嘆。

此后，自由派經濟學家馬克·德·巴斯基亞和哲學家加斯帕爾·克尼希提出了“Liber”理論，這是一種負所得稅模式，后來啟發了法國共和黨2016年初選候選人娜塔莉·科西尤斯科-莫里澤。不過，除少數例外——如克里斯蒂娜·布坦和多米尼克·德維爾潘——法國右翼絕大多數人仍把全民基本收入視為鼓勵不工作的荒唐想法。

在舊金山灣區，弗里德曼至今仍在科技巨頭的思想譜系中占據重要位置。他是馬斯克以及網景聯合創始人馬克·安德森推崇的人物之一。安德森在2023年自行發表的《技術樂觀主義宣言》中就引用了弗里德曼。

3年前，奧爾特曼、馬斯克和推特創始人杰克·多西等科技界人士，還曾在民主黨初選期間資助企業家安德魯·楊的競選。楊承諾發放每月1000美元的“自由紅利”。盡管競選失敗，他至今仍與馬斯克以及部分當年的富有支持者——“楊幫”——保持聯系。

硅谷對全民基本收入的興趣，也受到一些暢銷書推動，例如馬丁·福特的《機器人崛起》、埃里克·布林約爾松與安德魯·麥卡菲合著的《第二次機器革命》，以及尼克·斯爾尼切克和亞歷克斯·威廉姆斯的《加速》。

他說，真正的問題不在于人工智能是否會迫使社會引入全民基本收入，而在于“誰來決定、資助和控制這一制度，以及它服務于怎樣的社會愿景”。把這些問題從當前討論的盲區中拉出來，才能“讓全民基本收入重新回到它原有的政治傳統和民主審議之中”。他指出，這也正是這一理念歷來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