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蜀漢滅亡后鐘會為何悍然發(fā)動叛亂，他失敗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根本無法成功嗎？
263年冬月初五，成都府口艷陽濃烈，灶煙剛散，街角墻壁上還貼著新?lián)Q的魏國告示。百姓們抬頭張望，一身戎裝的鐘會快步走過，鎧甲磕碰間發(fā)出清脆聲響，仿佛在提醒眾人：蜀漢已經(jīng)翻篇。
此時距劉禪綿竹出降不過十余日。鄧艾自陰平奇襲而下，先一步進城受降；劍閣一線的姜維見大勢已去，只能偕眾將歸于鐘會旗下一再嘆息。外界都在稱頌鐘會“正面牽制”“縱橫有謀”，可他心里打著另一套算盤——既然蜀川已定，為何不索性據(jù)此為根，改寫格局？
魏國為什么敢孤注一擲？從曹魏立國至司馬氏攝政，二十余年間內(nèi)部禍亂漸平，東吳暫歇，朝廷財力兵力都能抽調(diào)出來。伐蜀三路之中，沓中、褒斜兩線皆為牽制，真正的殺招是鄧艾那條“飛渡陰平”的險路。然而誰都看得出，正面主帥的名望最大，功勞卻最難量化。鐘會在劍閣前拼命折沖，心里卻隱隱覺得，勞苦功高不如奇功一件，這是后患的源頭。
戰(zhàn)后數(shù)日，洛陽來的信抵達。詔書里當然少不了稱頌：“卿功冠諸軍，可歸朝受賞。”但字里行間亦藏著一層暗示——班師回營，切莫稽留。鐘會讀罷瞇眼，心知司馬昭的性子：領(lǐng)兵在外一日，便多一日猜忌。
問題在于，這支“鐘公”號令的大軍，其實拼湊得稀碎。先鋒是關(guān)中老部曲，后隨的是荊揚新附，連原蜀兵也被大量收編。衣甲花花綠綠，口音南腔北調(diào)，士卒心思各異。要把他們變成自己的基業(yè)，沒幾個月根本捏合不起來。
“咱們真要跟著將軍東下？”一名校尉低聲問。偏將答得干脆：“家小都在許昌，誰愿意陪他賭命？”三言兩語，道出最大隱患——忠誠在洛陽，不在成都。
鐘會卻執(zhí)意向前。他先動手的是鄧艾。提筆上表時，他字字鏗鏘，指斥鄧艾“擅殺制命，有異圖”。衛(wèi)瓘奉命入蜀拘押，胡烈率兵押送回洛陽。鄧艾父子被拖走時還在辯解，木籠滾至城外，再無回聲。成都軍府從此只剩鐘會一人獨掌。
有意思的是，這位新主公卻對舊敵大加禮遇。他為姜維松綁，賜宴高談。燈下，鐘會探問：“若我舉兵東向，可有勝算？”姜維輕啜一口濁酒，眼神微亮：“斜谷天險，易守難攻；若能先發(fā)，長安可得。”一番話正合鐘會心意——蜀人要復(fù)國，他要裂土，雙方動機并不相同，卻暫時同路。
可計劃剛起步，就被各部將領(lǐng)的冷眼潑了冷水。鐘會召集諸軍統(tǒng)帥，言辭恍惚，既不明言所謀，也不敢放手一搏。擔心走漏風(fēng)聲，他索性將眾人軟禁，待機再議。形同囚禁的“保護”，反把疑云撒得滿城都是。
消息傳開，營中騷動。那些在西境奔波多月的將士惦念家鄉(xiāng)，本就人心浮動。一夜之間，刀光火起，嘩然震天。有人砸開囚室，失控的士兵涌向府門。鐘會倉促披甲，姜維急道：“速斬為威！”他卻遲疑片刻。就在這遲疑里，亂兵已破門而入，“鐘將軍誤我等！”一句怒吼之后，亂刃紛飛，鐘會與姜維同殞。叛亂自此化為泡影。
為何結(jié)局來得如此之快？一是根基空泛。鐘會手中無地方鄉(xiāng)兵，靠的是中央撥來的雜糅之眾，只要洛陽下旨，旗號瞬間失色。二是名分羸弱。武力奪城易，收人心難。成都甫降，地方士族與百姓仍心向故國，難以把性命壓在陌生主帥的孤注上。三是遠程用兵的窘迫。斜谷以東是關(guān)中腹地，任何風(fēng)吹草動，司馬昭只需封鎖關(guān)口，鐘會便成甕中之鱉。
更深一層，是三國末年的權(quán)力格局。自高平陵之后，司馬氏將中央兵權(quán)緊攬不放。外放大將再有才華，也離不開朝廷賞格、糧道供給與將領(lǐng)任免。地方坐大，在制度上已被堵死。鐘會自恃文章武略，加之家世顯赫，忽視了這個硬杠桿，終究難逃被反噬的命運。
成都街市很快恢復(fù)平靜，魏軍接管驛站、倉廒，百姓仍要生計。264年初雪未消，蜀地官吏奉詔赴洛陽述職，沿途再無烽火。鐘會的一腔豪賭，化作史書數(shù)行。有人感嘆，也有人冷眼：大勢之下，個人鋒芒再亮，也敵不過結(jié)構(gòu)縫隙里那一點點裂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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