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擔任中央辦公廳代主任，大肆迫害年邁的彭老總，后被判刑18年

1984年10月，北京的秋風已有涼意。中級法院里人頭攢動，一名五十出頭、頭發花白的男子在法警押解下走進被告席。閃光燈連成一片，他的名字再次刺痛許多老同志的記憶——戚本禹。誰都想不到，17年前那個在中南海指點江山、自稱“筆桿子里出政權”的年輕干將，如今成了階下囚。

要理解他為何跌成這般田地，還得將時針撥回到上世紀50年代末。1931年9月，戚本禹出生于上海一個普通家庭，早年成績優異，善寫得獎，老師口中的“筆尖能開花”的學生。1950年進北大歷史系旁聽，彼時的北大正是學潮、論戰的熔爐，他迅速成為活躍分子，擅長在墻報上寫出火辣辣的評論。一次辯論后，地下黨員找上門，“愿不愿意為革命寫些文章？”一句話把他推向另一條路。

1958年，他調入中南海辦公廳，當時年方27歲。從為領導抄寫材料起步，不到兩年就因文筆清勁、記性極好而成為秘書處的骨干。有意思的是，保密文件里常見他的批注，字跡飛揚，卻從不涂改。毛主席偶爾過目，點頭道：“小戚寫得快，也敢說。”這句夸獎，成了他步步高升的敲門磚。

1963年秋，他在《歷史研究》上發出《評李秀成自述》，刀光劍影直指太平天國史學圈的公論。老資格的史學家沈默良在茶館里嘀咕：“小戚這是要立旗啊。”不料，毛主席批示：“值得重視。”那一枚批示，讓戚本禹從“小秘書”一躍成為“理論筆桿”。靠這篇文章，他接連獲得《紅旗》雜志編委、中央文獻研究室核心成員的身份。1965年底，中央決定由他代理中央辦公廳主任，年僅34歲。

權力突如其來，他的性情急轉。會場上，老部長向他點頭致意，他往往目不斜視；地方干部送文件，常吃閉門羹。“先給我看，再給主席。”這句冷冰冰的規定不久成了潛規則。1966年5月，他列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隨即被納入文化革命小組，排名甚至在姚文元之上。風口之上，他的話語像鋼鞭，一下下抽向曾經的戰友。

劉少奇首當其沖。戚本禹翻出早年《清宮秘史》，借“皇帝與宰輔”暗喻，連續撰寫社論，把劉少奇貼上“叛徒”、“內奸”的標簽。大字報滿天飛，“必須打倒”成了最醒目的口號。部分年輕人信以為真，簇擁著他沖進各個機關抄家批斗。

更慘痛的，是彭老總的遭際。1966年8月的一場風波中，他帶頭組織人群涌到彭德懷住所，門板被撬，玻璃碎了一地。已經年逾七旬、身體羸弱的彭老總被推搡質問，“還不快滾出中南海”的叫囂震人耳膜。彭老總沉默不語，只在混亂中跌坐在廊下，一聲長嘆。這一幕，令不少在場的老戰士至今不忍回憶。

戚本禹自認立場“最左”，卻未料風向會驟變。1967年底，造反派內斗，矛頭很快指向這位“中央首長”。1968年1月，他接到通知，要在中央專門會議上作檢查。會議室里靜得可怕，老同事的目光像冰一樣。周總理平靜提出問題：“小戚，你自己講講，對黨內同志是否過于粗暴？”他支支吾吾，第一次發現“筆墨殺人”的鋒刃可以反噬自身。

調查持續多年。粉墨散場后，新中國重回法治軌道。1980年代初，對林彪、“四人幫”案件相關人員的清理提上日程。1981年冬，他被檢方以反革命宣傳煽動、陷害無辜等罪名起訴。庭審期間，他偶有辯解，卻再難復當年咄咄逼人的氣焰。最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宣判時，他低頭不語，只有一聲微弱的“我服從”。

入獄后的戚本禹在秦城監獄度過漫長歲月。據看守日記，最初他仍習慣手不釋卷，后期卻常常怔坐窗前，望著遠處梧桐發呆。獄友回憶：“他愛翻《史記》，可每次翻到《鞠躬盡瘁》那一篇，總是闔上書，不言不語。”或許，他終于明白文字的分量。

1986年春節前夕，依據全國人大通過的特赦決定，戚本禹被提前釋放。走出監獄大門，他步伐遲緩，手里只提著一本磨舊的魯迅文集和幾件換洗衣物。昔日的光環早已散盡，往昔的鋒利話語，成為銹跡斑斑的枷鎖。街頭行人擦肩而過，無人識得昔日“紅人”，只有風聲掠過。

回顧戚本禹的軌跡，幾個節點格外醒目：1931年出生，1958年入中南海，1963年一文成名，1965年高位出任，1966年至1968年疾風驟雨般的“批斗潮”，1981年受審定罪，1986年刑滿出獄。短短半生，起落如戲，卻真金白銀地撕裂了許多老同志的晚年光陰。

有人說，他是時代的“急先鋒”，也有人說，他只是一枚自炫的棋子。但事實頗為殘酷：當紙筆成了武器，寫作一旦脫離基本的史實與人情，傷到的首先是無辜，其次就是寫作者自己。歷史不會健忘，卷宗里每一行字都在等待清算。試想一下，若當年那位意氣風發的青年能守住學者的分寸，也許結局不會如此冰冷。

1960年代那場風暴給共和國留下的教訓早已刻入記憶。樹欲靜而風不止，個體隨浪起伏，卻也承擔后果。戚本禹的遭遇，再次印證了那句老話：筆下千鈞重，一字可傷人。無論身處何位，敬畏事實，敬畏歷史，方不至于在榮光背后埋下悔恨的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