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學堂】土地革命時期黨校如何培養干部

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央黨校）在瑞金葉坪洋溪村創辦（資料圖片）。

對每個黨員來說，思想錘煉永無止境。黨校是黨員理論學習的重要陣地和黨性鍛煉的熔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重視發揮黨校作用，用馬克思主義教育武裝干部，教育和培養了一批早期優秀革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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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建中央黨校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很關注組織成員的教育問題。因為早期的動員對象主要是工人，所以，中共一大就計劃組織工人學校，如“運輸工人預備學校”和“紡織工人預備學校”等。思想先行是中共革命的一個特色，早期工人學校的構想就是其體現。

從1922年起，上海第一工人補習學校、長辛店工人補習學校、唐山工人夜校、安源工人補習學校等相繼開辦。早期黨校正是在工人學校繁榮的基礎上應運而生。1924年5月，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設立黨校問題，目的在于“養成指導人才”。

按中央當時的規劃，黨校可分為兩種形式開辦：一、地委之下的普通黨校，主要培養一般干部。二、區委之下的高級黨校，主要培養政治素養較高的同志和已經有工作經驗的同志。方案確定后，雖然中央多次發文督促，但各地進展遲緩。資金與人才匱乏是主要原因。因此，只有個別地方成立了黨校，實際運行效果也不盡如人意——很多未如期開班，“或開辦后成效有限”。

中共五大上，陳獨秀再次提到黨校問題。鑒于地方力量弱，師資不健全，陳獨秀認為應該集中力量謀發展，即設立可供500人學習的中央黨校。就規模來說，這相當宏大；可援引對比的是，當時最好的地方黨校——上海區委黨校計劃招生40人。

按陳獨秀的設想，應立即在武漢成立中央黨校。然而，這個規劃很快夭折。7月中旬汪精衛全面“分共”后，中共在大城市幾乎難以公開活動，建立中央黨校的計劃自然也成為泡影。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轉向武裝斗爭。倉促間，有兩個困境擺在眼前：其一，干部缺乏；其二，既有干部的理論素質參差不齊。為克服弊病，毛澤東初上井岡山，就在軍委、師委、團委各支部開設黨的訓練班。與此同時，中央也要求紅四軍在占領區“經常的開辦黨的訓練班”，最好每個支部都能訓練出一二十個干部。

1928年，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見中共六大代表時建議“要多注意發展黨員的覺悟”，尤其要注重“對工人及斗爭的農民的教育”。六大結束后，中共中央立即通告全黨：“必要時，斟酌情形，開辦中下級干部的小規模黨校或短期訓練班。”黨校的創辦，終于再次被提上日程。1931年8月，中共中央專門下發“關于干部問題的決議”，要求各地大規模開辦黨校、培訓干部。在中央的統籌下，地方黨校首先興起，如閩浙贛共產主義學校、湘鄂贛省委黨校等迅速開辦。中央黨校的籌建也很快提上日程。1933年1月，中央人民委員會決定與蘇區中央局、全總執行局合辦蘇維埃黨校。當時，為了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就把中央黨校定名為“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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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內容各有側重

據擔任過教務處長的羅明回憶，中央黨校開辦之初，教學宗旨有三：其一，培養工農干部；其二，學習馬列主義，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其三，鍛煉思想意識，“洗掉舊社會帶來的臟東西”。很顯然，黨校培訓不同層次的干部，各有輕重——基層干部側重業務學習，高級干部側重思想錘煉。

黨校學員分班，一般先按照工作性質劃分為黨班、團班、工會班、婦女班、新蘇區班和白區工作班；再按文化程度分為高級班和初級班。學制為4個月到8個月不等，高級班學習時間更長。開設課程主要有：馬列主義原理、政治常識、黨的建設、蘇維埃建設、自然常識和數學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也都到黨校講過課。肖鋒曾講，當時黨校有11門課程，以中共黨史和蘇維埃運動史為主。教員請中央首長兼任，蘇維埃運動史由毛主席講授，軍事課由朱總司令講授，地理常識由徐特立講授。他還特別提到：聽到毛澤東和朱德要上課，“高興得差點蹦起來”。

除常規性課程外，黨校還經常舉辦學術講演，演講者都是重量級人物。例如，1933年3月18日，第一次學術講演，是副校長董必武講《巴黎公社》。當時戰爭局勢緊張，但干部的理論學習依然循規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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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討論注重實踐

對于學員而言，黨校當時傳授的知識可謂先進而新穎。因為相較于傳統的思想語言，階級斗爭的話語和概念，在偏遠閉塞的革命根據地極具先鋒性，這讓初來乍到的地方干部大開眼界。

羅明回憶，學員熱情很高，上課時大家都認真記筆記。到討論環節，相互提問題，“發言熱烈，敢于爭論”。革命初期，很多理論并未定型，學員理解不透，甚至是基于誤解而展開爭論，是課堂常態，有助于新觀念浸入人心。

對于黨校而言，讓學員感受到“新鮮”，并能讓其圍繞著“新鮮”展開討論，已是某種成功。李堅真說，學習唯物辯證法時，大家整天爭論，“晚上睡覺還爭論不休，查哨的來通知熄燈，我們還在床上繼續爭論”。總體上看，革命時期的干部教育很注重討論、注重受眾的自我轉變。黨校學員各抒己見，討論氛圍活躍，但這并不意味著信馬由韁，因為討論到最后，都會有標準答案來統一認識。

黨校學員并非關起門來純粹讀書，他們也深度參與革命實踐。《紅色中華》多次報道黨校學員的捐助活動，如1933年5月5日報道，黨校學生召集大會，號召延期歸還革命公債。成仿吾也回憶說，學員上課之余，參加很多社會工作，“如慰勞紅軍，募集公債，動員群眾參軍，幫助烈軍屬勞動，為戰士打草鞋，等等”。

多年后，許多學員回望黨校生活，普遍感受是“收獲巨大”。黨校提供的知識概念、理論解釋，好比黑夜之光，一下子就點亮了視野，并成為永久的思想底色。等到他們走出校門，其所知所學則成為新一輪火種，推動革命星火向更廣闊的地方燃燒。

原文鏈接：中國組織人事報

本文來源：共產黨員微信公眾號

編輯：孫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