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德賽時期”：尚未叛逆，足夠迷茫

“奧德賽時期”這一概念最近異常火熱，它精準地命名了當下年輕人“漫長迷茫過渡期”的集體感受：在二十歲末，三十出頭卻依然漂泊的我們難免恍惚：在父母那一輩，這個階段，人生的框架大都早已搭好。而我們呢？換了幾份工作，搬了幾次家，談了幾段戀愛又分手，當然更有可能是母胎單身，階段性朋友一輪輪散去，我們依然不知道什么是“定下來”。

這種恍惚里有一種奇異的鄉愁：我們在懷念一場自己從未擁有過的人生——那種跟著集體的時間表，什么年齡就干什么事的日子。但是，懷舊歸懷舊，真過上這種被穩穩托住卻不夠自由的日子，我們大概也不會愿意。那么問題來了：當傳統的人生時間表失效，我們這代人，到底該如何度過二十歲之后這段漫長的、動蕩的、沒有標準答案的“奧德賽時期”？

“奧德賽時期”這個概念在今天如此擊中人心，它用一層古典英雄的濾鏡，把漂泊、不穩定這些灰撲撲的現實，鍍上了一層冒險的微光：我們不是在“混日子”，我們只是在乘風破浪。但濾鏡之下，當英雄主義的敘事退潮，我們依然要面對那些更棘手的問題：在漫長的航行中，如何辨認通往真實自我的方向？如何面對同行的、靠岸的、走散的朋友？在迷茫中，我們如何獲得能量和技術為自己畫一張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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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德賽時期”：

在迷茫中自由

“奧德賽時期”（Odyssey Years）有點像“gap”，它們是意義相近的舶來詞，都可以指從青少年到成年人之間那段懸浮的過渡期。“gap”在流行文化中，常與“媽媽，人生是曠野”這類熱烈但輕浮的想象相伴，是嚴肅人生階段之間的“空隙”，一段短暫的在成人之前可以心安理得享用的緩沖；“奧德賽時期”則是20歲左右開啟的，可能綿延數十年的一個人生階段。

2007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在一篇評論中首創了“奧德賽時期”一詞。而心理學家杰弗里·詹森·阿內特（Jeffrey Jensen Arnett）的“新興成年期”研究為之提供了實證基礎，正式將這段時間界定為身份探索、不穩定、自我聚焦、感覺過渡期和充滿可能性的階段。從此，原本面目模糊的迷茫期擁有了自己的名稱與合法性。

這一命名源于《荷馬史詩》的第二部《奧德賽》，它是《伊利亞特》的續篇，前者講述的是僵持十年的特洛伊戰爭，在伊薩卡的國王奧德修斯獻木馬計破城后，希臘人終于獲勝。《奧德賽》接著講述這位國王的顛沛返鄉。

《弗朗西斯·哈》劇照。

戰爭之初，奧德修斯的兒子特勒馬克斯尚在襁褓；當勝利的消息傳回伊薩卡時，他已長成十歲的少年。然而，奧德修斯久久未歸，又過了十年，在漫長的等待與拖延、抱怨與懷疑之后，面對城邦動蕩的政治局面，特勒馬克斯接受了雅典娜女神的建議，出發遠行，尋找父親。他歷經波折，最終在斯巴達國王那里得知父親還活著。此時，特勒馬克斯也從當初那個無助被動的孩子，蛻變為積極自信的成人。

在我看來，“奧德賽時期”的命名，關聯著故事中的兩條線索。

第一條是特勒馬克斯的“離家”之旅。從他的視角看去，是20歲少年那里常見的自怨自艾——因為對外部世界和人生意義的困惑，以及對自身現狀的無助，而或被迫或主動開啟“離家”的旅程。這條線索的重點，在于“探索”。

第二條是奧德修斯的“歸途”。他目標清晰，企圖“還鄉”，就像現代人知道自己要找一份穩定工作、組建家庭、實現自我，卻在客觀現實中反復陷入困境、顛沛流離。巨人、風浪、女神、循環的海域，對應著現實中的誘惑與無奈。這條線索的重點，在于“無常”。

我們的父母輩，或許一直以《伊利亞特》的模式理解人生——那是一場場決定性戰役，戰后按功行賞，各安其位。大多數普通人，在進入大學之前的全部人生訓練，也都在貫徹它：高考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東亞小孩的每一年都是“關鍵”。唯一被制度允許的例外，是大學。它本就是每個人隱而未顯的“奧德賽時期”。少年從夜以繼日的應試訓練中突然被解放，卻還沒有成熟到會焦慮畢業之后的人生規劃。于是，大學在客觀上成為一個被允許迷茫、失落、徘徊與自由的階段，是社會給年輕人預留的一段“合法漂泊期”。

而現在，“奧德賽時期”變得更長也更普遍，這種變化讓老一輩感到焦慮：“什么年齡該干什么事”突然失去了兌現它的客觀條件。“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也不再是人生的客觀規律，而成為過期的時間表。當他們目睹千禧一代不再“定下來”，在學生身份與正式工作之間長久飄蕩，又喪又怨，缺乏斗志，這段“空白”讓老一輩感到恐慌。而這恐慌又自然地被傳導給年輕一代，加重了他們“淡淡的死感”。

與此同時，在物質條件上，經濟發展放緩與父母輩的積累，共同構成了奧德賽時期得以延長的條件。就業市場內卷讓“抵達伊薩卡”的航程被迫拉長，而父母輩的積累，比如養老金和房產，充當了航行途中的“補給”，使得年輕人在被風浪沖上孤島時，也能有底氣停靠。當然，大部分上一輩看不懂這種靈活——在他們眼中，這種“自由”是“不穩定”，是一種奢侈甚至揮霍。總之，兩代人共有的焦慮持續向下流淌，在更低處淤積。

在此之上，身份的轉變與心態的轉變相輔相成。學生是最受限制、也最受保護的身份。進入大學后，限制變少了，但保護機制依然殘余：大學生只需要循規蹈矩，就能獲得最大程度的庇護。在學術圈里，做一個言聽計從的“乖孩子”，大概率就能得到師長的寵愛和庇護——就像風神埃俄羅斯把海上所有的狂風都裝進了口袋送給奧德修斯，只要不打開口袋，他便能順著西風回到伊薩卡。

然而，風平浪靜的自由也讓自我意識迅速萌發。終于有一天，我們忍受不了服從性測試之下生活了，即便這種家長主義是溫柔的，即便目的地近在咫尺，還是會好奇地打開口袋，狂風亂作后，我們開始為自己的自由意志買單，這是一種混合著驕傲和遺憾的情懷。

2

找回“主角感”：

需要濾鏡，也需要超越濾鏡

“奧德賽時期”一詞充滿“情懷”，情懷是一種很神圣的感覺，基于信念、理想與情調的交織。“奧德賽時期”的情懷，首先伴隨著某種源自異域的朦朧詩意——文化上隔著一層，更容易生出美感。就像我們看到印著“CHANEL”的無紡布袋會覺得高級，而寫著“香奈兒”三個漢字，反倒老土古怪。距離本身，為文化濾鏡提供了空間。

如果只沉浸在對“奧德賽時期”的感受中，我們會困于眼前，被過于踏實的不堪所淹沒。但擁抱這一命名，是在主動與當下那些被文化消極評價的處境拉開一段審美距離，借此為自己開一劑“成為主角”的英雄主義處方。然而，混亂和痛苦又是真實的——奧德修斯無法憑著一腔熱血打敗海神的詛咒——所以命名中還必須包裹著一層無奈的宿命感。說到底，命名本身就是對人生意義的神話式賦予。我們把攪和著待業、漂泊與情感困頓的撲朔迷離的日子，重新講述為“奧德賽時期”，是在試圖把日常的窘迫和乏力的拖延，改寫為歷險和征程。

《畢業生》劇照。

就像《畢業生》里的大學畢業生本杰明。迷茫中，他半推半就地成為了風流的羅賓遜太太的情人；在沉淪糜爛之際，又傾心于羅賓遜太太那純真青春的女兒伊萊恩，開啟了一段陽光明朗的交往。然而，當這段風流韻事敗露，他與伊萊恩的戀情遭到羅賓遜一家阻撓，渾渾噩噩的本杰明突然成為了純愛戰士——他突然變得智勇雙全，像一個為愛獻身的烈士一般在伊萊恩的婚禮上力挽狂瀾，搶婚成功。純真之愛，就是羅賓遜賦予自己頹廢、空心人生的濾鏡。

電影的結尾十分出名。本杰明和伊萊恩并排坐在公交車的最后一排傻笑，就在我們以為電影會像所有浪漫故事那樣收尾——“公主和王子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兩人的笑忽然僵在臉上，車廂里的空氣驟然尷尬。這份無措，就是濾鏡之外的真實生活。“奧德賽時期”的目標并不是將動蕩漂泊合理化。我們需要回答“出發了，然后呢？”這需要在混亂中訓練應變能力。

《畢業生》劇照。

同時，我們還需要訓練理解自己在動蕩和漂泊中返回“初心”，也就是構建和維護自己價值體系的能力。本杰明本科畢業后的迷茫，根源在于構建價值能力匱乏，他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去“想要”。直到遇見美好的伊萊恩——她足夠美好，以至于能夠承載作為世俗宗教的愛情，她點燃了他，他才得以主動行動。濾鏡的作用，是給自己一個“主角”的故事框架；但框架里填充什么內容，取決于你是否有一套自己的價值體系。以此為例，年輕人構筑價值的能力匱乏，指向了一個更深的社會問題，即人類學家項飆提出的“懸浮”與“附近的消失”。

“懸浮”指向時間。我們長期為某個遙遠的目標而懸置當下：考研、考公、上岸……總覺得真正的生活尚未開始，“此時”的意義只是過渡。于是，“當下”不再具備內在價值，只需草草“對付一下”。“附近的消失”則指向空間與關系的虛無。功利化的基礎教育和便捷的現代生活，讓我們幾乎不再需要在任何一段帶來“內耗”的關系中“磨合”，一切交往服務于某種“交易”，至少是一種“置換”，互相之間，能否給予彼此等價的利益或者樂趣。好的交易平滑無礙，需要匹配最合適對方，而“附近”是一種偶然，因此成為阻撓；同時，打車軟件、外賣、搬家公司的便捷，也使我們不再需要“搭把手”的鄰居，也無需和氣場不合的同學同事多說一句——我們不需要改變討厭的人，因為日后也不會再有交集，拉黑刪除即可，因為這時、這里都只是暫時的。

濾鏡是給“日常”增添個性化的光輝，而不是徹底地拋棄“日常”。“奧德賽時期”的敘事，如果只是讓我們更心安理得地停留于懸浮，把眼前一切視作“將就”，又將所有的“將就”都等價于“臥薪嘗膽”，那我們只是在自我消費，而不是在創作。

與“附近”一起變得稀薄的，還有代際之間的理解。當生存不再是最緊迫的問題，代際之間的經濟高差、權力高低與價值隔閡將徹底暴露出來。與此同時，我們又習慣于在關系中“快刀斬亂麻”，很難適應人際交往中的拉扯和妥協，血緣關系在當下還是無法輕易分割，因此往往愈加令人抑郁。但是，如果我們能理性地認知自身的優劣，清醒于我們為獲得“自由”的物質條件所要付出的精神上“不自由”的代價，也將由此獲得格外高的靈活度。主角需要在精神上完成“斷奶”，分析利弊，勇敢地決斷并為自己的航線負責。

事情本身仿佛在告訴我們：任何危機都是轉機的另一面。我們的當代焦慮，很大程度源于在人生問題上刻舟求劍：強迫自己（或者被他人誘惑）擠進上一輩的人生劇本。焦慮根源于坐標系的錯位，用上個世紀的地圖衡量當下的航程，自然處處不合時宜。但認識到奧德賽時期的延長，可能要持續漂泊十年以上，客觀上迫使我們不能再把當下僅僅當作過渡，“對付一下”的僥幸就成了自欺甚至自我侮辱。

當然，以主角的心態培育自己應變混亂的能力，構建穩定價值體系的能力，以及扎根于附近的勇氣與決斷，更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我們需要幫助和友誼。

3

從“自戀”與“沉淪”出發

我們或許需要正視，在文化中，統一的主流已經開始消散，過去，“什么年齡該干什么事”由一種強有力的集體共識來發布。而今天，這種聲音瓦解了。這既讓人解放，也讓人困惑，甚至恐慌。沒人有資格確切地告訴你，二十歲到三十五歲之間“應該”怎樣度過。我們不再有“一而再再而三錯過”的迫切感，因為錯過實在過于普遍，以至于它本身的含義已經松動。

當集體共識和代際間的肯定變得稀薄，會下意識地轉向同儕，在友誼中尋求認同。但是，與“奧德賽時期”相伴的新概念中，有一個詞叫“階段性友誼”。初聽之下，它似乎暗示了當下的友誼變得脆弱易碎，但細想卻未必。這個詞之所以出現，或許恰恰是因為年輕人對待友誼更加走心了。

父母輩的友誼，多誕生于穩定的結構之中：同事、單位大院，空間距離天然決定了社交半徑，“心靈距離”不在優先考慮之列。而奧德賽時期的年輕人，心態上波瀾，地理上漂泊，身份上變動，每渡過一小段成長期，或換一份工作、城市，甚至換一種狀態，朋友圈就換一撥。友誼越來越難依靠空間和制度來“托管”。正因如此，那些跨越階段的友誼，意味著經過了更嚴格的靈魂篩選和情誼考驗。由此看來，“階段性友誼”這一命名的出現，蘊藏著對于“超階段友誼”的期待，“一輩子做好朋友”的承諾中包含了某種深入的期待：我們不再因為坐在同一間辦公室就自動成為朋友，而是必須真正“認出彼此”。這一締結友誼的過程，也是當代人自我確認的過程——在“看見”對方的同時，我們也在對方的目光里看清了自己。

《弗朗西斯·哈》劇照。

這種友誼的張力，在電影《弗朗西斯·哈》得到了刻畫。兩個27歲的都市女孩，弗朗西斯和索菲，大學期間曾好得“就像一個人”，畢業后一起打拼、合租、八卦、面對失敗——弗朗西斯甚至為了堅持和索菲合租，與男友分了手。

但某一天，索菲仿佛一夜間變成了理性的大人。她選擇了一個優雅卻“有點裝”的精英男友，而這類人，曾是她們一起嘲諷的“人生贏家”。索菲還搬去和她們共同吐槽過的女孩合租，只因為那間公寓在索菲最喜歡的城區。轉變中的索菲，依然在意弗朗西斯的感受，不斷溝通、尋求認同，才推進自己的決策，但這并不會阻礙兩人漸行漸遠。隨后，弗蘭西斯只能從不太熟悉的共同朋友那里，斷續得知索菲的消息：要和男友定居日本了，訂婚了。

弗蘭西斯下意識地認為索菲“拋棄”了她，但理性上，她也必須尊重朋友的選擇。她以一種近乎自我寵溺的方式，流連于自己的“奧德賽時期”——自由自立，又自傷自嘆。她的身上有一種逞強又懦弱的別扭：她是舞者，卻恐懼編舞；她不做職業規劃，卻又對舞者身份懷抱執念，不肯在此做出半點妥協。窮困無業時，也拒絕好心前輩推薦的舞團文書工作；徹底失業時，她對每一個在意她的熟人聲稱：自己“即將參與圣誕演出”或“馬上就能找到工作”。

她如此笨拙地維護著自尊，以至于對索菲撒謊，無理取鬧、背后說她壞話時，也帶著一種真誠無辜。弗蘭西斯害怕走出混亂，害怕安定——或者更準確地說，害怕“定下來”之后，她就必須直面自己的失敗與平庸。“過渡期”永遠是一個好借口，可以用來逃避庸常。她縱容自己沒錢、沒穩定工作、不懂人情世故，在朋友家輾轉借宿。曾經，同樣漂泊著的索菲讓她心安，但當索菲投入性緣關系后，這種“背叛”便消解了友誼。弗蘭西斯終于感受到：所有人都在前進，只有我留在原地，在孤獨和焦慮中掙扎。

《弗朗西斯·哈》劇照。

索菲則是另一面。她看起來在承擔責任，符合社會期待，走向世俗意義上的成熟。但為此，她放棄了一部分自我，這部分與友誼相關，也與曾經的理想相關。“走上正軌”意味著“承擔新角色”，這既是選擇，也是代價。另一方面，這未嘗不是文青向生活的投降：在沒想清楚的時候選擇了路徑依賴，允許那個曾經希望改變世界的自己沉淪下去。這個沉淪的自我依然可以是充沛、踏實的，卻摻著些許自欺欺人的虛偽——外部體面清晰，內部渾渾噩噩。在電影尾聲，她和未婚夫的一地雞毛、短暫的決裂與和解，這幾乎是某種必然。但當面具破裂，她還是會縮回弗朗西斯的公寓，吐露真心：“我不喜歡東京。”

《我們為何迷戀真實》

作者：[英] 埃米莉·布特爾

譯者：馬雅

版本：萬有引力｜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5年10月

艾米麗·布特爾在《我們為何迷戀真實》中，提出了現代人關于理解本真自我的兩種路徑。包容式的方法擁抱混沌，像弗蘭西斯那樣——不壓抑、也不抵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在混亂中生產和維護真實的自我。排斥式的方法則以一套“干凈”的外部標準來要求自己，像索菲那樣，追去健康的、有序、向上的生活模式，試圖以此挖掘全部潛能，變得更好，甚至成為最好。

這兩種路徑都可能滑入僵化和自欺。排斥式讓人在“追求真我”的過程中，不知不覺依賴外部標準，失去了把握自身的判斷力，也磨平了自身的特殊性。而包容式則使人過于流連混亂，賦予混亂與痛苦某種并不屬于它們的浪漫光環。你的“本真沖動”，究竟是來自靈魂深處，還是上周刷過的某條垃圾短視頻？

在電影的結尾，弗蘭西斯和索菲都各自長大。她們都從模糊的糾結“我要做什么”，切換到明確的覺知“我為什么要做”。她們似乎都“靠岸”了，又或許只是學會了與“奧德賽時期”的自己共處。說到底，“奧德賽時期”事關我們如何面對變化。它給予我們的，不是某個標準答案，走不走出來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養一種在迷霧中為自己規劃航線，以及——最重要的——尋找伙伴的能力。在此期間，迷茫是真的，痛苦是真的，但那種混合著驕傲和遺憾的自由，混合著欣賞與拉扯的情誼也是真的。

本文參考資料：

[1]https://www.nytimes.com/2007/10/09/opinion/09brooks.html?smid=url-shareDavid Brooks認為傳統的人生四階段已裂變為六階段：童年、青春期、奧德賽時期、成年、活躍退休期和老年。

[2] Arnett, J.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5), 469.

[3]次仁群宗,項飆.數字時代重建人與真實世界的關系——訪談人類學家項飆教授[J].全球傳媒學刊,2025,12(02):231-242.

[4]【20到30歲的生長痛，如何度過自己的奧德賽時期】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gwazXEXc?vd_source=afbb0cc81b8265b7dc68ec377d1329f4

撰文/陳明哲

編輯/張婷 劉亞光

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