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歷史的夾縫”中的……厚重之書

《翻書憶往正思君：一個出版人和一個文化時代》，李昕著，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10月版，422頁，79.80元

閱讀著名出版家、作家李昕的人物隨筆集《翻書憶往正思君：一個出版人和一個文化時代》（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10月；2025年11月重印），對于讀者來說是一個難得的近距離觀察和認識一群著名作家、出版家和文化人的機會；對于在特定時代背景中的“書”是如何“做”出來的，更會獲得許多從宏觀到微觀的新知。雖然今天已經進入AI時代，但是出版人與時代的根本關系仍然沒有改變。“戰斗正未有窮期”，李昕作為至今仍然活躍在前哨陣地的出版老兵，在書中講述的這一圈人的出版理想和語境中的出版策略仍然是今天的出版人寶貴的精神財富。

閻綱老先生的序言“書界無人不識君”寫得真好，其中最打動我的有兩句話。

第一句說李昕先生任職于人民文學出版社、香港三聯、北京三聯和商務印書館，“享受所提供的平臺，然而，仍在‘歷史的夾縫’里做書”（序言，第1頁）。這話如同一記落下來的重錘，濺起了耀眼的火花。如果要我選一句話放在這書的封面作廣告語，我肯定會選“在‘歷史的夾縫’里做書”這一句，放在封面上的副標題“一個出版人和一個文化時代”的下面就更有重量。第二句說“李昕傾其一生稱頌恩格斯所盛贊的（啟蒙運動時期）‘血寫的人’……”（同上），這句話實際上與上面一句血脈相連——只有那些“血寫的人”，才有可能自覺地在“歷史的夾縫”里努力寫書、編書、做書。

有了這兩句話，我認為這無疑是一部厚重之書。李昕數十年在“歷史的夾縫”中做書，做出很多分量很重之書；在做書的同時，他記錄那些人與書、書與時代的故事，同樣成為一本厚重之書。所謂厚重，無疑來自作者所寫的那些“血寫的人”和時代，來自在“歷史的夾縫”中堅挺的文人風骨。由此想到必須寫書評了，而且只能是用上面的這個題目。

從閻先生這兩句話，我竟然想到了海德格爾反復引用的荷爾德林那句詩，“人充滿勞績，卻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之上” 。這句詩所揭示的不是唯美的詩意，而是生存的本質——“煩”與“勞績”，人只有在“勞績”中才能本真地棲居的大地上。在“歷史的夾縫”中做書的出版人也是這樣，要面對的也是生存的本質，因時代而生的各種“煩”與“勞績”，但是做書的努力就是“去蔽”，讓世界向讀者敞開。因此，或許可以說做書的出版人也是“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之上”，厚重的書就是通過詩性的語言，讓人感受到生活在真實的世界之中。或許有點牽強，但是在李昕和他的作者共同做書的過程中，我的確看到有一種因“去蔽”的“勞績”而讓世界敞開、讓人本真地活著的詩意。

講完李昕如何出版曾彥修的《平生六記》的故事之后，閻綱先生說，“我越讀越激動，越琢磨越有感觸：李昕如此推崇曾彥修，這不正好說明他自己也在追求這樣的人生境界嗎？”（同上，第6頁）說得很對，書中談到的那些人和事，真的都說明了作者對人生境界的追求。

李昕在“后記”中說，老作家王鼎鈞先生在美國一次作家聚會上勉勵青年傳記作家，“做值得寫的人，寫值得做的人”。他說以此語自勉，這兩句話的確是巧妙地說出做人與寫書的緊密聯系以及必須追求的人生境界。在我看來，李昕筆下的諸君固然是“值得寫的人”，他自己也是。最后閻先生以一句“李昕，書人，散文家，娓娓動聽的評論家，先驅者的馬前卒！”結束了這篇序言。用“先驅者的馬前卒”來形容一位出版人，很有時代的動感和勇敢精神，只能說這樣的出版家正是從“歷史的夾縫”中沖殺出來的。

現在可以回頭談談這本隨筆集的書名，我感到的是樸實而溫馨。“憶往”是對作者所經歷的出版事業的回憶，如悼念藍真先生的挽聯所寫，“獨立香江，艱難創業，魂里夢里常憶往”（267頁）；“思君”則是對結下深厚情誼的作者、出版界領導和同事的思念，追憶高賢均那篇的題目就是“二十年來常思君”。全書分為四輯，前三輯以學者、作家和出版人為中心，第四輯是以事寫人，所謂“事”都是涉及筆墨官司或有爭議的事件或人物之間的復雜關系，寫了梁啟超、王世襄、沈昌文和李敖，最后還是回到對人的認識和評價。“翻書憶往正思君”是非常貼切的書名。

無論寫人還是寫事，李昕都清醒地知道有些人與事在社會輿論中是有爭議的，但是他認為這是因為普通讀者對于他們缺乏了解所導致的。他舉的例子是楊振寧和李敖，“他們本來都是‘大寫的人’，應受到我們的社會和民眾尊敬，然而時下有些并不真正了解他們的人，卻對他們頗多妄言。因為我對楊振寧先生和李敖先生有著諸多親身觀察和直接感知，便會在文章中寫下自己的一得之見。這些年來，我甚至連續寫過多篇文章，為他們受到的不公正評價辨誣”（415頁）。在這里我看到了李昕的古道熱腸，頗有任俠之氣，以自己的觀察和思考挺身為他人辯誣。從出版人的角度來看，這是功德無量的事情，但恐怕很多人不愿意這么做，尤其是處在今天這個是非紛爭完全失控的網暴時代。

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Ezra F. Vogel，1930-2020）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1）在2013年1月由三聯書店推出簡中譯本《鄧小平時代》。在商量如何爭得翻譯和出版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的過程中，李昕和他的同事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我們分析了作者的心理，覺得他目前最焦慮的問題，不是誰的印數多誰的印數少，而是他的著作在中國大陸出版時會是什么面貌。”（67頁）這就是知彼……

在做好、做足了功課之后，關鍵的一步是與傅高義在香港當面商議。傅高義講到美國學術界對他的壓力，他說這本書盡管他自己認為是力求客觀的，但是仍然有一批右翼學者認為他討好中國政府，所以如果這本書在中國大陸出版，被片面刪改，那么他在美國肯定會受到更多攻擊。所以出還是不出，他要根據刪改的情況作決定（71頁）。這可是從冷戰到今天的后冷戰時代政治出版物譯介中最真實的語境，刪改以及由此而來的輿情反應總是要印刻在意識形態斗爭的文本之中，傅高義的擔心是完全有道理的。

李昕的回應是重點闡述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這部書一定要出大陸版，二是大陸版一定要三聯來出。在我看來，這兩個“一定”真是擲地有聲，擊中整件事情的關鍵之處。關于第一點，李昕強調了這本書對中國讀者的特殊價值，對于中國未來的改革發展有重要意義，但是更令我有點動容的是他說：“我們做出版的人心目中有個理想，就是要用書參與推動歷史進步……”（71-72頁）我想起美國歷史學家加里·凱茨（Gary Kates）的《書寫啟蒙：改變歐洲的十二部經典》（The Books that Made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A History in 12 Case Studies, 2022；楊春麗、鄭啟寧譯，譯林出版社，2025年11月）中的一句話：“啟蒙運動的核心，或者它關鍵性的歷史意義，正是用書籍普及政治思想……”（《書寫啟蒙》，12頁）說的也正是要用書參與推動歷史進步。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出版業，恐怕也只有李昕在這個有點特殊的對話語境中說的這句話最能精準地概括出版與那個時代的最真實和最重要的關系。想想我們在1978年的春天剛進入大學校園之后所面對的圖書荒蕪境況，然后猛然在八十年代出現井噴式的讀書熱潮：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三聯書店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來叢書》、上海譯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及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這些著作不僅為我們打開了面向世界的靈魂之窗，更是直接推動了思想解放的思潮與改革事業的步伐。那是出版人的理想與時代進步的需求高度吻合的燃燒歲月，書籍的確有一種推動歷史進步的巨大力量。接下來李昕繼續說：“要讓這本書參與歷史，只有在中國出版，而僅僅在海外出版是做不到的。”這也是實話，傅高義表示同意，說這正是他所期望的。雖然說“只有”有點絕對化了，因為“參與”的多種途徑與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問題是“參與”和“影響”的時空差異的確會對影響力有很大影響，實際上這也是漢語寫作界中的讀者對象與出版文本之間某種真實的悖論。

李昕講的第二點是為什么給三聯出版是最合適的。“我們認為這本書既不適合安排在純官方的出版社（容易被誤認為是代表官方的聲音），也不宜放在完全沒有上層背景的出版社（容易被誤認為是沒有得到官方認可的出版物）。為此建議傅高義先生考慮三聯書店。因為三聯書店既是中央直屬的國家級出版社，同時它的品牌又有一定獨立性和民間色彩，被海內外讀者廣泛認同。同時我們認為，這本書放在三聯出版，對于解決此書備案及出版后宣傳推廣中的一些重要問題或疑難間題，應是大有益處的。”（72頁）話已經說得非常清楚，而且是極為概括和精準地揭示了三聯在業界的定位和形象，我想或許在三聯的官宣敘事中也難以找到如此坦誠和真實的身份表述。射球！這是讓傅高義再也難以抵擋的臨門一腳，“未等我說完，傅先生忽然從椅子上站起來說：‘現在我宣布我的決定，這本書交給三聯書店出版。’”（73頁）頗有意思的是，協商成功之后傅高義握著李昕的手說“我很欣賞你們的‘權術’”。李昕說知道這位漢學專家的措辭這回有些不準確，他想說的應該是“策略”（73頁）。回頭看前面所講的知己知彼和兩個“一定”，我認為可以說是教科書級的“策略”，所對應的是閻綱先生所講的那條“歷史的夾縫”。

傅高義在接受采訪的時候，通常在開頭就說三聯盡可能地在書中保留了他的學術觀點，他說“我知道，做到這一點在當前是不容易的”。他說整本書中沒有一句話不是他說的，還說所有的改動都經過了他的認可（81頁）。話雖簡單，懂的人都知道不容易，起碼表明了出版方和作者對于讀者的一種負責任的態度，也是所有的編輯出版行為的職業底線。

說到這里，很自然會想起英國著名女編輯和作家戴安娜·阿西爾（Diana Athill，1917-2019）的回憶錄《未經刪節》（STET: An Editor's Life，2000；曾嶸譯，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4年），在二戰后阿西爾與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André Deutsch）共同創立了英國知名的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阿西爾以敏銳的文學判斷力和眼光，發掘、引進了波伏娃、阿特伍德、菲利普·羅斯、厄普代克等杰出作家。關于《未經刪節》這個書名，阿西爾自己的解釋是：“按照印刷廠的傳統慣例，如果想要恢復已刪除的文字，編輯會在該文字下方打一排小點，同時在頁邊空白處寫上“未經刪節”幾個字。所以寫這本書時，我試圖以最原始的形式（很遺憾缺少數字）來對我的部分經驗進行‘未經刪節’處理。”應該說，“未經刪節”在這里的意涵超出了校對的專業用語，而是具有了更為豐富和耐人尋味的意涵——對于阿西爾來說，寫下的是“未經刪節”的編輯生涯；對于編輯來說，“未經刪節”反映了獨立的編輯立場；對于作者來說則是一種理解、信任與尊重；最后，放在讀者面前的則是一部忠實于作者的讀物。那么，對于在“歷史的夾縫”里做書的三聯和傅高義來說，雖然無法做到“未經刪節”，但是能夠做到現在這個樣子已經是很難得的。

阿西爾在全書的開頭說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二十世紀下半葉英國的出版業保留一些歷史的記憶（第4頁），我想這應該也是李昕寫這本“憶往”“思君”之書的目的。我認為編輯這個職業群體除了肩負著通過出版物形塑人類文明的崇高使命之外，還有同樣重要的偉大貢獻，那就是保存了有關這項使命的珍貴記憶。把那些如何在“歷史的夾縫”里做書的經歷寫下來，無論是“曾經刪節”還是“未經刪節”，都是出版人這個崇高的職業群體交給歷史和未來的獨特答卷。

在書中所寫的這批文化人中間，曾彥修的人格魅力可能是最為突出的，李昕在筆端流露出來的敬意也非同尋常。2014年，曾彥修的回憶錄《平生六記》在三聯旗下的生活書店出版，該書是從之前在香港出版的《微覺此生未整人》中抽出一些部分補充重寫而成，因此李昕的文章就從《微覺此生未整人》談起。曾彥修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家（曾兩度擔任人民出版社的掌門人），又是延安出身的老革命。李昕說他“一生曲折坎坷，然而一身正氣，鐵骨錚錚。他的經歷本身就是現代史上的重要史料，而他的人格更是在文化界備受推崇”（229頁）。在歷次政治運動和黨內思想斗爭中，他多次處在挨整、被斗的境地；在自己沒有被整的時候，則堅持守護著自己的良知，從不在各種政治運動中整人。因此他的回憶錄取名為《微覺此生未整人》。李昕說這個書名乍看以為有些平淡，后來越想越覺得它意味深長。它取自作者的《九十自勵》詩句“夜半捫心曾問否，微覺此生未整人”。“微覺”兩字看起來似是不經意的感受，其實是對一生行為的凝重概括（同上）。在我看來，這個書名一看就很奇特。“整人”二字道盡那個極度扭曲的時代對政治與人性的貶損，成為時代與人生的特殊標識。

曾彥修把“未整人”看作自己人生最高的成就，實在是意味深長。為了做到不整人，必須付出被整的代價，這是那個時代的鐵與火的邏輯。因此，在“反右”運動中，自己作為人民出版社的負責人，他在上報“右派”名單時把自己作為第一號“右派”上報，并為此感到慶幸。因為如果他不是首先當了“右派”，就不可避免地要把那些他一向尊重的老同事打成“右派”，李昕說“那樣他定會良心不安”（234頁）。為了不以自己的手把別人推進地獄，自己先主動跳進地獄，這是“此生未整人”的最高、最極致的境界。曾先生自己說：“在我一生經過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則是：一切按具體情況處理。明知其錯的我絕不干。為此要付出多大代價，我無條件地承擔就是。世上很多事情，常常會有例外的，唯獨有一件事情，我以為絕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232頁）對此，李昕有兩段話概括得非常好、也非常重要：“所有這些，都表明曾彥修先生不愧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道主義者，具有高尚的心靈和強大的人格力量。他善良正直，充滿愛心，在畸形的政治環境中，他挺直腰桿，寧折不彎，不唯上，不唯權，只唯實，以自己的綿薄之力，努力維護著心目中的公平和公正。”（235頁）“……他在一次次維護別人尊嚴的同時，也一遍遍地拯救了自己的靈魂。其實幾十年來，他并沒有刻意要求自己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只是遵從自己良心的選擇，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他人，面對他所從事的事業。這使他一輩子活得光明磊落，無愧無悔，令人欽羨！”（236頁）說到面對自己和他人，我想到曾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面鏡子，一面人格和良知的鏡子，所有有權力去整人的人都應該來照一下。當然更應該指出的是，在贊頌曾先生的崇高人格的同時，更必須無情批判那個恐怖的“整人”時代，必須警惕的是“整人”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襲用”。

李昕此文寫于2015年，可以補充的是，文中談到的《微覺此生未整人》（2011年）在2020年有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簡中版，書名是《曾彥修訪談錄》。匆匆對照了一下，尚未看到刪改之處。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社長陳早春也是像曾彥修那樣的人，真的很值得寫。李昕大學畢業后剛參加工作，就是在陳早春的領導下工作，給他的第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出版家自己也必須做學問。陳早春做學問有硬功夫，而且性格倔強，有一件事值得流傳。在參加《魯迅全集》的定稿時，陳早春考證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化名“杜荃”攻擊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的人是郭沫若，解密了一件歷史疑案。長期被視為“新文化運動旗手”的郭沫若本人不承認，馮乃超當面問他是否用過“杜荃”這個筆名，他以“記不清了”加以搪塞。陳早春要將這一考證寫到《魯迅全集》注釋中，但是初稿送上去之后這一條注釋被定稿組刪去，第二、第三、第四稿他仍然這樣寫，都被劃掉。他決定上書黨中央，寫了一篇四千字的報告，經胡喬木親自批示同意將這條注釋加在《魯迅全集》第四卷中。以后人文社編輯《郭沫若全集》也名正言順地將杜荃的兩篇文章收入其中。杜荃就是郭沫若，成為歷史定論（297頁）。

話說回來，書中寫的這么多文化名人，我認識和有過交往的只有沈昌文先生。李昕在評述沈公的書稿《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時候說，“沈公作為杰出的出版家，他的敘述可謂靜水深流，表面上像談閑話和聊天，講的都是平淡故事，但其實詞語含蓄，內里是‘既有風雨又有晴’的。……通過這本書，讀者可以窺見沈公如何成為改革開放時代以后中國文化的重要推手，也可以洞察中國六十年來社會、文化、政治環境的變化。”（382頁）說得真好，活脫脫就是一幅沈公的肖像圖，也勾起我對沈公的懷念和敬意。

我從1988年開始陸續在《讀書》雜志發表過一些文章，1991年沈公來廣州參加一個讀書活動，他在座談會開始就說：“與你們廣州的李公明神交已久，不知今天來了沒有？”令當時在座的我十分感動。1994年我和夫人李行遠到北京找資料，下飛機后在城里找不到旅館，只好到編輯部找沈公。他老人家親自推著自行車，載著我們的行李，硬是把我們送到新聞出版署的招待所安頓下來。那時候的“《讀書》服務日”是《讀書》雜志聯系讀者、作者的重要而活潑的溝通與約稿方式，記憶中有幾次我剛好在北京開會而有幸參與，聽各界賢達談文論學，獲益匪淺。同時很令我感懷的是沈公、吳彬、趙麗雅諸位對我一個外地作者的殷切關照，至今回顧仍讓我有一種情感上的縈懷。

另外不能不提到出自沈公筆下的“編后絮語”“編輯室日志”“閣樓人語”，這些精悍的文字時而直抒本期的編輯意向，或從讀者反饋中看出輿情，時而對文章的旨趣、作者的言意之辯略作概括或提引，本身就是《讀書》雜志最好的編輯讀本。1993年第五期發表了我的《批評的沉淪》一文，《編輯室日志》說：“廣東的李公明先生也在探尋這‘光’。他沒說已否找到答案，只是表示：批評界目前處于‘沉淪’狀態，文化界出現的種種，原因之一，是批評沒有‘到場’，或者說批評自身的變質。那么，‘光’之來源，至少，有一部分在于批評。”是對拙文非常精簡而更有高度的概括。

2008年6月我到北京開會，沈公如以往那樣約見于三聯中心二樓的小咖啡室，送我一冊他新出版的口述自傳《知道》（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座中還有于奇、陳冠中、吳彬，冠中兄也送我一本他新出的文集《城市九章》（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1月）。在晚飯餐桌上沈公說，《知道》里有很多事情還沒有說，以后還會說。聽得我一陣興奮，以為打探到什么獨家秘聞，但是我回到酒店后翻到《知道》第105頁，明明白白就寫道：“當時的這些事兒，我在回憶文章里不好寫。不好寫的事兒多著呢！以后會慢慢說。”這不是早就昭告天下了么？更妙的是，這篇口述自傳的最后一行文字卻是“我所知道的，就是上面說的這些了。”這話當然有文中的所指，但在我看來卻像是在《知道》的與說出來的之間總有種種言外之意。沈公此書比起他前幾本小書更像是中國當代出版史的一脈活流，其風云之變幻、波瀾之起伏、人脈之滄桑，盡在把盞笑語間從容道來。有心的讀者從中可以挖掘出無數有趣的史事，而學者更可以從中觸發對研究課題的敏感：比如沈公說1954年到1958年是三聯歷史上的黃金時期，但卻被研究者忽略，是耶非耶，正是值得研究。

現在讀李昕先生這本人物隨筆集，更是想到了出版史敘事的范式轉型問題。李昕在“后記”談到一個問題很重要：“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人請我為一本人物傳記寫序言，我在此文中提出一個觀點，就是人物傳記應該為人格而立，不為所謂的‘成功’而立。就是說，看起來成功的人士，有些或許不值得立傳。這個觀點，我堅持了幾十年，在我做編輯時，成為我選擇出版傳記和回憶錄的一個取稿標準。現在，我自己寫這類回憶文章，雖并非人物傳記，卻也必然要遵循這一條。”（414頁）把這里所講的人物傳記用于出版史研究與敘事范式，就是要寫出一部部“在歷史的夾縫里”做書的人物傳記。

一部重要、出色的出版人傳記可以成為一個時代文化的重要側面，折射出歷史的精神生產的重要軌跡。多年前讀過法國記者、小說家和傳記作家皮埃爾·阿蘇里（Pierre Assouline）的《加斯東·伽利瑪：半個世紀的法國出版史》（Gaston Gallimard: Un demi-siècle d'édition fran?aise，胡小躍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很有感慨的是，從法國出版史上的加斯東·伽利瑪（1881-1975）自然地想到的是：誰是中國的“角鯊”、中國的加斯東·伽利瑪？在出版人的故事中既隱藏著他們個人的經歷和性格，同時更隱藏著一個社會與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在過去大半個世紀的中國出版史上，有過哪些必須寫入歷史的出版人，這應該是在撰寫二十世紀中國出版史的時候值得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