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瓷器上的“武打片”為何迷倒了歐洲貴族？

□李一晨 劉興全

2026年，誰還沒被神曲“刀馬刀馬”洗腦？葡萄牙歌曲《MENTE Má》憑魔性旋律和手勢舞火爆全網(wǎng)，“刀馬”諧音又恰好撞上馬年，更添傳播趣味。

其實，中國人也有自己的“刀馬”——它不是歌曲，而是一種鐫刻在瓷器上的經(jīng)典紋飾——“刀馬人”紋飾。早在300多年前，這種瓷器就已經(jīng)蜚聲海外，甚至讓歐洲王室為之癡狂。

紋照中華 沁潤交融互鑒

18世紀初，波蘭國王奧古斯都二世和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做了一筆“瘋狂”的交易：用600名神勇的龍騎兵換了普魯士國王的151件康熙青花瓷，其中有七個高達一米的青花將軍罐，被后世稱作“龍騎兵瓶”。

這位波蘭國王對中國瓷器的熱愛堪稱癡迷，他曾在給首相的信中寫道：“我沒有任何疾病，如果硬要說有，那只有一種，就是太愛瓷器。”

與奧古斯都二世處在同一時期的清康熙年間，中國的外銷瓷器達到了鼎盛。尤其是繪著刀馬人圖的五彩瓷在西方掀起了一陣狂熱的追捧。

“刀馬人”是瓷器人物紋飾中極具特色的一類，專繪戰(zhàn)爭或習武場面，聚焦故事中劍拔弩張的瞬間。因紋樣中常出現(xiàn)兵器（刀）、戰(zhàn)馬（馬）與兵將（人），故而得名。

彼時，歐洲正深陷戰(zhàn)爭的浪潮，冷兵器時代的戰(zhàn)爭場景與刀馬人紋飾高度契合，歐洲人心中騎馬征戰(zhàn)尚武的英雄主義與刀馬奔騰、將士揮戈的五彩瓷相遇，讓這份瓷上的英雄敘事瞬間擊中了他們的內(nèi)心。

“刀馬人”瓷器既滿足了西方人對東方瓷器的喜愛，也契合了他們對英雄主義敘事的理解與向往，“刀馬人”紋飾也因此成了歐洲瓷藏中最受追捧的紋飾。隨著這類瓷器大量流入歐洲，它們也成為推動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載體。

金戈鐵馬 踏出瓷器山河

“刀馬人”紋飾最早誕生于元代，這與當時草原游牧文化與中原農(nóng)耕文化碰撞交融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朱元璋與陳友諒在鄱陽湖大戰(zhàn)。主戰(zhàn)場外百余里的景德鎮(zhèn)，成為了雙方拉鋸的前沿，窯火與烽火交織、瓷土與血火同色，成為這場世紀水戰(zhàn)的隱秘側影。

自三年前紅巾軍破饒州起，此地已亂了十一年。徐壽輝、陳友諒、朱元璋你來我往，反復爭奪。七月二十一日，康郎山?jīng)Q戰(zhàn)打響，艨艟巨艦往來沖殺，火炮、弓弩齊發(fā)。

景德鎮(zhèn)窯工、鎮(zhèn)民聚于昌江岸邊觀戰(zhàn)。隨后，親歷大戰(zhàn)的他們把元曲話本、戰(zhàn)場記憶繪于瓷面。

兵戈入瓷，刀馬英雄，盡在一器。

尚武精神和英雄情結，成為當時社會的主要文化底色之一。人們不再滿足于雜劇、說書中的演繹，英雄形象應該有一個新的載體，以讓人能時時都能看見。

元末，英雄如過江之鯽，吳越之地的張士誠反元稱王，聚集了大量有志之士。其中兩位幕僚看出張士誠難成大事，便隱退歸鄉(xiāng)，寫起了小說。

施耐庵與羅貫中以世傳故事為底本，加上自己的從軍經(jīng)歷，寫下了《水滸傳》與《三國演義》。這兩位失意人棄武從文，極大地豐富了刀馬瓷紋的題材。也正是因為取材于《水滸傳》《三國演義》《岳飛傳》《隋唐演義》等戲曲小說與歷史典故，讓瓷器紋樣兼具民族文化底蘊與民間藝術氣息，深受人們喜愛。

與此同時，元代青花的興起，為刀馬人紋飾提供了絕佳的技術與藝術載體——工匠們采用進口鈷料，結合中國傳統(tǒng)繪畫技法，以簡練蒼勁的青花線條，讓馳騁沙場的將士、揚蹄奔騰的戰(zhàn)馬躍然瓷上，使紋飾不再是單純的器物裝飾，更成為特定時代民族風尚的凝結。

窯火淬煉 綻放時代風華

明初至中期，彩瓷工藝日趨成熟，推動制瓷業(yè)進一步發(fā)展，但刀馬人紋飾卻未順勢興盛，甚至一度中斷。

其核心原因在于，明代官窯紋樣均由內(nèi)官指定，充滿陽剛之氣的刀馬人題材始終未被采納。直至明末，戰(zhàn)事頻仍，國內(nèi)呼吁加強武備的聲音日益高漲，從民眾到士大夫階層的審美也都轉(zhuǎn)向豪放陽剛，刀馬人紋飾才在民窯中重新出現(xiàn)、逐漸興起。

明代崇禎年間（1628－1644年），刀馬人紋飾迎來新發(fā)展。畫師將蒙古族英雄成吉思汗與長春真人丘處機“龍馬相會”的典故，繪于青花蓮子罐上。成吉思汗的雄姿英發(fā)、丘處機的仙風道骨，在青花濃淡暈染間栩栩如生。

這不僅是藝術上的革新，更體現(xiàn)了民族精神的共振，讓草原英雄傳說成為中原瓷紋的一部分，也讓刀馬人紋飾成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記憶。

明末清初長期戰(zhàn)亂造就了尚武的社會風氣，刀馬人紋飾恰好迎合了這一社會需求；同時，清廷為維系政權穩(wěn)定，著力化解滿漢矛盾、推崇儒學，而刀馬人紋飾多取材于中原儒家文化，既深受漢族百姓喜愛，其傳遞的忠君愛國思想也契合統(tǒng)治者需求。

清康熙時期，刀馬人紋飾迎來發(fā)展巔峰，這與康熙皇帝倡導習武、推崇尚武精神直接相關。

歷經(jīng)元明清三朝演變，刀馬人紋飾的核心始終未變——那就是“忠義”。從元代“蕭何月下追韓信圖”梅瓶，到明代“三國故事圖香爐”，再到清代繪有《隋唐演義》戰(zhàn)爭場面的五彩人物圖瓶，中華文明數(shù)千年的“忠義”底色一以貫之。正是這一忠義勇武、家國情懷的文化內(nèi)核，使刀馬人瓷器能跨越朝代傳承，深受各階層喜愛、擁有廣闊市場。

從元代時期誕生，到明代時中斷后興起，再到清代康熙時期的巔峰，刀馬人瓷紋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窯火淬煉，早已超出了裝飾的范疇，成為了融會中華文明交融歷程的璀璨符號。

“刀馬人”瓷紋的每一次發(fā)展，都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鑒、彼此融合的結果。它不再是刻劃某一個朝代的英雄，也不再只具備某一個民族的特征，而是匯聚成中華各民族共創(chuàng)共屬的精神風骨——就像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一樣，在交融中發(fā)展，在共生中壯大。

時光荏苒，但這些鮮活的英雄傳遞出的忠義、勇武與團結經(jīng)久不息，世代延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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