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設想這樣一個帝國:它誕生于劇烈的政治動蕩之中,由一群先驅者建立。這些人離開舊大陸,去尋找一個能夠安寧踐行其特殊宗教正統觀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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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這群先驅橫掃一片廣袤大陸,從一端海岸推進到另一端海岸,將大片土地納入殖民版圖,并同化或消滅當地原住民。此后,他們建立起一個政府,并因其復雜的行政權力制衡體系聞名于世。短短幾年間,這個新國家的成就已極為驚人,以至于其領導人幾乎不可避免地要將影響力投射到整個已知世界。
起初,這些對外行動進展頗為順利;但漸漸地,尤其當這個帝國開始為其250周年做準備時,一些裂縫開始顯現。先是對伊拉克那場欠考慮的入侵,再是阿富汗的徹底羞辱。讀到這里,你也許已經猜到我說的是哪個帝國。當然,我說的是薩法維王朝。
在歐亞諸大帝國中,薩法維伊朗或許并不是最廣為人知的一個。但從1501年到1736年,在將近四分之一個千年里,它曾擁有一種足以讓最謹慎的宮廷宦官都幾乎產生不朽幻覺的輝煌。
在阿巴斯大帝治下的鼎盛時期,它西起巴格達和里海,東至坎大哈和巴克特里亞。旅行珠寶商讓·夏爾丹偶然來到其首都伊斯法罕時,對這里的幾何式建筑、巨大的倒影水池、數以百計的浴場,以及主廣場納克什——賈漢贊嘆不已;這片精心營造的廣場,比羅馬圣彼得廣場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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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切的背景卻是:這個帝國幾乎沒有什么生產性工業,也談不上擁有貴金屬;伊斯法罕一側是荒涼多石的高原,另一側則是群山。夏爾丹不禁要問,薩法維人究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薩法維帝國確實有一個重大優勢:它正處在幾乎所有重要絲綢貿易路線的交匯處。生絲從里海附近潮濕省份源源不斷運往伊斯法罕,再從這里分流:向西進入歐洲和奧斯曼領土,向東通往莫臥兒印度。
任何膽敢繞開薩法維路線的人,都會面對一場幾乎難以抗拒的拉攏攻勢:賄賂、安撫、利誘,直到對方回心轉意。阿巴斯國王察覺亞美尼亞商人可能改道穿越阿拉伯地區,便在伊斯法罕城外修建了一處奢華的新亞美尼亞人聚居區,內有三座新的基督教教堂,并邀請這些競爭者遷居于此。
絲綢貿易壟斷帶來的利潤極其豐厚。到1629年阿巴斯去世時,對這項貿易征收關稅,幾乎已經成了應對帝國衰敗一切癥狀的默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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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法罕需要一座新穹頂、一個新浴場,或一處新水景園林?那就新開一項稅收來籌資。阿富汗部族威脅邊境?也不必征召本地人口,絲綢稅就足以支付一支又一支雇傭兵或奴隸兵的費用,這些人源源不斷來自高加索那些被稱作“野蠻民族”的地區。
無休止的關稅,制造了對薩法維貨幣近乎無底洞般的需求。伊斯法罕的帝國國庫因此可以一枚接一枚地鑄幣,而不必擔心貨幣貶值,因為商人總會吸納多余的貨幣去繳納新增稅項。
換句話說,薩法維帝國發現了現代政治經濟學所謂“鑄幣稅”的強大誘惑:只要你擁有足夠多的駐軍和奴隸兵,就能告訴所有人,什么算是貨幣,什么不算。這套近乎魔術般的機制,給了他們一種財政上刀槍不入的幻覺。一次又一次戰爭,一座又一座宮殿:對于“萬王之王”“人間真主之影”的沙阿來說,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我不知道華盛頓和蘭利那些策劃美國近期對伊朗行動的人,在發動這場行動前是否讀過有關薩法維王朝的書。如果他們讀過,或許會注意到,這個已經消失的絲綢帝國與他們自己的國家之間,存在一些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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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兩者都建立在極為相近的國際鑄幣稅體系之上。自1974年以來,情況一直如此。當時理查德·尼克松同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美國武器,以換取這個世界最大產油國用美元為其石油交易計價。自那以后,美國便享有一種特權:它擁有一種幾乎不可能被擊垮的國家貨幣。
華盛頓的立法者因此可以推行種種瘋狂而冒失的政策——維持巨額赤字、掏空國內制造業、入侵任何它想入侵的國家——因為他們知道,借助少數受到慷慨收買的盟友配合,這種貨幣已經成為世界儲備貨幣,結構性需求總會存在。
就像17世紀的薩法維宮廷官員一樣,美國官員也相信,自己可以免于遵守一個國家必須進行生產性投資的基本要求。幾乎每周都會出現一項新的、并不必要的奢侈之舉:一場貿易戰,一場真正的戰爭,或者一座舞廳,里面的大理石和金箔之多,足以與伊斯法罕的任何建筑比肩。
但對特朗普政府來說,不幸的是,關于薩法維帝國,還有另一件同樣重要的事值得記住:它已經不復存在。
在沙阿伊斯梅爾一世建立這個帝國的4年前,一位名叫瓦斯科·達·伽馬的葡萄牙探險家,已經駕駛輕快帆船繞過好望角附近的狂暴海域,徹底繞開了絲綢之路。此后一個半世紀里,探險者和商人不斷讓這條航線變得更安全:他們在南非設立船只可停靠的中途據點,用更靈活、載貨更多的荷蘭福呂特船取代原有輕快帆船,并在印度洋中摸索出巧妙航路,以避開曾讓無數前人折戟的兇猛西風。
到了17世紀末,大多數商人如果遇到薩法維海關官員再度索要一項沉重的新關稅,往往只會聳聳肩,選擇繞遠路。關稅收入隨之暴跌;阿巴斯沙阿鑄上自己頭像的銀幣,也無法承受持續的貶值。
到1722年,阿富汗軍閥馬哈茂德·霍塔克騎馬沖入伊斯法罕時,薩法維軍隊已經兵員不足、裝備匱乏,幾乎無力抵抗。
美國如今進軍昔日薩法維土地的諷刺之處在于,這件事也許比過去50年任何其他地緣政治變化都更清楚地表明:美國的衰落,可能會按照薩法維模式發生。
當然,支撐美元的石油,并不是由駕駛輕快帆船和福呂特船的葡萄牙、荷蘭商人來交易的。但它同樣受制于一套強大的無形基礎設施,而美國政府似乎正在慢慢放棄對這套體系的控制。
也許,這一切真正的啟示在于:帝國的腐朽其實有某種可預見性。帝國往往萌發于世界結構中的某種偶然偏差:一群牧羊人恰好坐在一片油田、一條貿易路線,或一項關鍵技術之上,于是獲得足以壓服周邊所有鄰國的力量。
然后,漸漸地,這種偶然性的受益者會說服自己:他們的帝國之所以爆發式崛起,而不是別人,真正原因在于他們自身內在的偉大。
對薩法維人來說,走向終局的開端,出現在阿巴斯的曾孫沙阿蘇丹·侯賽因開始過于認真地對待自己繼承來的排場與儀式之時。他以一種清教徒式的狂熱投身國教,強迫瑣羅亞斯德教徒改宗,并與所有鄰國開戰。
深夜里,當所有人都已躺下,刷著艾克斯平臺,幻想下一場光榮入侵時,你能聽見它穿過國會山的樹影,飄向波托馬克河幽黑的水面:那是馬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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