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李福達案：一個民事案如何引爆政治大清洗？（下）

05

馬錄彈劾郭勛，罪名是“交通反賊”，嘉靖帝似乎也認可了這一點，斥責了郭勛，僅此一點，朝中的那些科道言官們馬上興奮了起來。

一個跟“議禮派”關系密切的侯爵，居然“交通逆賊”——這是什么罪？按律連坐。而郭勛是議禮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扳倒他，就是在議禮派的陣營里撕開一個缺口。

于是言官們像聞到血的鯊魚一樣涌了上來。

給事中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祐、鄭自璧，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十幾個人接連上疏彈劾郭勛，“交通逆賊，明受賄賂”。

科道言官紛紛上奏彈劾郭勛。（AI生成）

給事中常泰更進一步：郭勛以“輸罪”為名實際替李福達求情，論以“知情”何辭？郭勛指使大仁等“事急亡命”，論以“故縱”何辭？

面對言官們的洶洶之勢，嘉靖帝反而起了疑心，你們這些人，是沖著朕來的吧？

此時郭勛也開始了自救，他向嘉靖說了一句改變整個案件走向的話：“臣以議禮觸眾怒。”

我是因為支持皇帝您搞大禮議，才被這些言官仇恨的。他們不是在追究李福達，他們是在借題發(fā)揮搞我。搞我就是搞議禮派，搞議禮派就是挑戰(zhàn)您的權威。

郭勛的話引起了嘉靖帝的警覺，但真正讓他“深入其言”的，是張璁和桂萼。

張璁和桂萼是大禮議中皇帝最核心的支持者，此時已是朝中炙手可熱的人物。郭勛找到了他們求援，張璁、桂萼“素惡廷臣攻己”——他們本來就恨那些言官，現(xiàn)在有了一個借力打力的機會。

他們對皇帝說了一番話：

“諸臣內(nèi)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

——這些官員內(nèi)外勾結，借李福達案的由頭陷害郭勛，下一步就要對付我們這些支持您搞大禮議的人了。

“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也。”這句話是整個案件的轉折點，這個案子已經(jīng)不是查明一個白蓮教反賊簡單的案子了，它已經(jīng)成了政治斗爭的工具。

密室私語，帝心暗轉。（AI生成）

嘉靖帝決定要翻案了——不是因為他相信張寅不是李福達，而是因為他認為這個案子被用來打擊自己的政治盟友。

但外面的言官們不知道皇帝已經(jīng)轉向了，他們還在繼續(xù)彈劾郭勛，以為勝利在望，他們越起勁攻擊，嘉靖則越懷疑他們的動機。

嘉靖六年（1527）正月，李福達（張寅）提解到京，嘉靖帝下令三法司會審。

三法司是指刑部，主管刑獄，尚書是顏頤壽；都察院，主管監(jiān)察，左都御史是聶賢；大理寺，主管審判復核，大理寺卿是湯沐，會審由這三位大員共同主持。

顏頤壽，字無耆，湖廣江夏人，弘治年間進士，作為刑部尚書，他是專業(yè)的司法官員，按程序辦事是他的本分；另一方面，這個案子從一開始就卷入了政治漩渦——馬錄彈劾郭勛，分明是想借題發(fā)揮整人。

更讓顏頤壽頭疼的是，皇帝對此案的態(tài)度很微妙，明顯偏袒郭勛，但又不明說，只是不斷催促盡快結案。

在這種情況下，顏頤壽的選擇是盡量按程序走，把證據(jù)的矛盾擺出來，讓大家一起判斷，于是就有了六審李福達。

第一次會審，三法司官員審閱了山西送來的卷宗，張寅的面貌與李福達相似，有證人指認，入籍時間可疑……維持原判，似乎沒什么問題，于是維持原判，張寅即李福達，以謀反罪論處。

但皇帝對這個結論不滿，發(fā)回重審。

第二次會審時，杜文住翻供了，在山西時，杜文住指認張寅就是姐夫李福達，但他突然改口，承認自己有個姐夫叫李福達，但說那個人是個矮個子、臉上有麻巴，跟眼前這個張寅不是同一個人。問他為什么翻供，他說在山西時是馬錄威逼他作偽證的。

這讓案件陷入了一個奇怪的境地。

于是開始第三次會審，這次會審官員注意到一個關鍵問題：年齡矛盾。根據(jù)崞縣黃冊的記載，李福達成化十八年（1482年）時年方七歲，以此推算，弘治二年（1489年）王良謀反發(fā)生時，李福達年僅十四歲；此時是嘉靖六年（1527年），李福達應當年約五十二歲。而張寅自報年齡，已六十七歲，須發(fā)俱白。

十五年的差距，在同一個人身上如何彌補的？那眼前這位須發(fā)皆白的老者，怎么可能是五十二歲的李福達呢？但是也有可能，是李福達作假身份時故意報大年齡，他又善使醫(yī)術，讓自己的容顏變老？

這終究不是一個肯定或否定的過硬證據(jù)。

第四次會審時，顏頤壽等人發(fā)現(xiàn)供詞中確有矛盾，但仍然認為“福達反狀甚明”，他上了一道悲壯的奏疏：

“況彼以神奸妖術蠱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執(zhí)，一或縱舍，異時復有洛川之禍。臣雖伏斧質(zhì)，何抵欺罔之罪！”

——如果我們放了他，將來再出一個洛川之亂怎么辦？就算我被砍頭，也比放虎歸山的罪過輕。

嘉靖大怒，說顏頤壽“朋奸肆誣”。

第五次會審，皇帝揚言要親自審問。大學士楊一清趕緊勸阻："庶獄無足煩圣慮者。"皇帝不該親自審案子。

這時候刑部主事唐樞站出來了，他上了一道《開釋六疑》疏，逐一反駁皇帝的六個疑慮，邏輯縝密，論據(jù)充分。最后他說：

“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群奸屏跡，宗社幸甚。”

嘉靖怒，唐樞當場被免職。唐樞算是因李福達案第一個倒臺的大臣。

會審官員進一步審查證據(jù)鏈，發(fā)現(xiàn)了更多問題：張子名已經(jīng)去世，他的弟弟張子義“支吾掩飾”——關鍵證人死無對證，活著的證人也靠不住；陜西來的證人都是二十多年前見過李福達，他們的辨認，是否真的可靠？

諸多證據(jù)，只能證明“張寅的身份可疑”，不能直接證明“張寅就是李福達”。

第六次會審，拖拖拉拉，還是沒有拿出一個讓各方滿意的結論。

顏頤壽夾在皇帝和同僚之間，左右為難。

嘉靖帝，越來越不耐煩了。

06

嘉靖六年夏四月，皇帝下令逮捕馬錄入京，下鎮(zhèn)撫司獄，同時拘捕原勘各官李璋、李玨、章綸、馬豸。

然后，皇帝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命桂萼攝刑部事，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議禮派的三個核心人物，一夜之間接管了三法司。

這是一個明確的政治信號，皇帝要的，就是要徹底翻案。

桂萼等人開始“雜治”——說白了就是酷刑逼供。

酷刑逼供。（AI生成）

馬錄被嚴刑拷打。《明史》記載：“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馬錄扛不住酷刑，承認自己是“故意入人死罪”。

刑部尚書顏頤壽的遭遇更為屈辱，《萬歷野獲編》記載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細節(jié)：

顏不勝楚毒，叩頭搶地曰：“爺饒我！”

一個堂堂正二品刑部尚書，被侍郎級別的桂萼用酷刑折磨，最后磕頭撞地喊“爺爺饒我”。

桂萼等人還搜查了馬錄的行李箱。在箱子里發(fā)現(xiàn)了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以及大理寺丞汪淵寫給馬錄的私信。

這些信被認為是馬錄“內(nèi)外交結”的證據(jù)——這些高官在背后支持馬錄辦案，就是結黨營私。

大學士賈詠“引罪致仕”，灰溜溜辭職走了；張仲賢等人全部下獄。

然后桂萼等人繼續(xù)擴大打擊面：

“給事中琦、泰，郎中仕，聲勢相倚，挾私彈事，佐錄殺人。給事中科、一鵬、祐、漢、輅，評事鸞，御史鳴鳳、壯、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請大奮乾斷，彰國法。”

之前彈劾過郭勛的言官，全部下獄。

甚至連私下議論了幾句的人都不放過——太仆卿汪玄錫和光祿少卿余才有一天閑聊，說了一句“福達獄已得情，何更多事乃爾”——案子不是已經(jīng)查清了嗎，干嘛還折騰？被密探報告給張璁，皇帝立刻下令逮捕這兩個人。

一時間“朝堂幾空”，朝堂上沒幾個大臣了。

朝堂為之一空。（AI生成）

張寅也借此翻供，說自己之前在山西的供述是馬錄逼迫之下不得已作出的。

桂萼等人最終的結論是：張寅不是李福達；薛良誣告；馬錄等人“故入人罪”，借案件陷害郭勛。

具體判決：

薛良：誣告論死。

馬錄：故入人死罪未決，按律應徒刑，但嘉靖帝覺得太輕，要按“奸黨律”判斬。桂萼等人勸阻——張寅沒有死，如果殺了馬錄，天下人會不服。最終改為“永戍煙瘴地，遇赦不宥”——發(fā)配到廣西南丹衛(wèi)，永遠不赦。

顏頤壽、聶賢、湯沐等三法司長官：去職閑住。

劉琦、程啟充等言官：戍邊。

王科、鄭一鵬等人：為民。

李玨：戍極邊，遇赦不宥。

而桂萼等人則獲得了極大了政治報酬：“以萼等平反有功勞諭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

然后，張璁主持編纂了《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告訴全天下人，這個案子已經(jīng)徹底審清了，張寅就是張寅，李福達跟他沒有任何關系。

07

故事講到這里，您可能會問，張寅到底是不是李福達？

這確實是個問題，這個案子從地方審到中央，不下十幾次的會審，其間證人反復、權力介入，政治意義已大于法律意義——馬錄等人認定張寅就是李福達，是想借此拉郭勛下馬，打擊禮儀派政治勢力；桂萼等人認定張寅不是李福達，其根本目的是要清洗科道言官群體。如此一來，這個案子審到最后，還是糊涂案。

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雖然兩派都出于政治目的而審案，但他們還是遵循了基本的法律底線，盡力找出支持自己論斷的證據(jù)——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雙方也都動用了大刑以逼供，這在那個年代，也是難免的。

咱們梳理一下證據(jù)——

認為張寅就是李福達的證據(jù)：

首先有多人指認，陜西鄜州、洛川來的老人們“俱以為真福達也”，這些老人們都親眼見過李福達，雖然事過二十多年，但也不可能都認錯，況且這十幾個老人，也不可能統(tǒng)統(tǒng)被收買。

其次是戶籍問題，張寅一家出現(xiàn)在嘉靖元年的五臺縣黃冊“新收”項下，說明他是新近入籍的，不是世居此地的老戶，那他到底是從哪里遷到五臺縣的，并未查明，張寅曾供述自己是李福達，洛川兵敗后是如何一路洗白身份的，雖然后來在京城會審時張寅又翻了此供，但那很有可能是張寅已觀察到了審案的風向變了。

第三是關于張寅三個兒子的名字，李福達三個兒子分別叫李大仁、李大義、李大禮，張寅的三個兒子也恰恰叫張大仁、張大義、張大禮，如果說這是巧合，那是不是太巧了？

第四是在四十年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四川爆發(fā)白蓮教蔡伯貫起義，蔡被擒后，自稱“學妖術于山西李同”，官府緝捕李同，李同供稱“為李午之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教”，李午即李福達，大禮就是李福達的三子李大禮。隆慶二年（1568年），嘉靖帝已經(jīng)死了，穆宗在位。都御史龐尚鵬上疏，以四川蔡伯貫案中李同的口供為據(jù)，主張當年的李福達案結論張寅就是李福達不對，是冤案，要求為馬錄等人平反。穆宗批準，馬錄等人追復故官，給予恤典。但這次平反也有其政治背景，穆宗即位后，主導朝政的徐階正在系統(tǒng)性地“革除先朝秕政”，糾正嘉靖年間的種種“冤案”是政治姿態(tài)的一部分，而且這次“平反”并沒有經(jīng)過重新審理案件，涉案官員是通過新皇帝登基的恩詔恢復名譽的，不是通過司法程序推翻原判的，所以說，這也是一次政治操弄，沒有法律意義。更重要的是，根據(jù)李同的供詞，并不能將張寅和李福達聯(lián)系起來，李同供述的是自己是李福達的孫子，李大禮的兒子，并沒有一言一語涉及到“張寅”。所以，李同的供詞對于李福達案，并沒有任何意義。

認為張寅不是李福達的證據(jù)：

首先是年齡矛盾，前面說了，按戶籍計算，李福達是52歲，而張寅自稱67歲，且也確實像六七十歲老人的樣子，須發(fā)皆白。

其次是物理證據(jù)缺失，薛良說李福達手指有龍虎形、左肋有朱砂痣，檢驗結果是張寅并沒有。

三是張寅十余年無犯罪行為，張寅在徐溝、太原住了十幾年，沒有任何傳教惑眾的證據(jù)。一個“職業(yè)教主”能忍住十幾年不傳教？

案卷堆積，真相難辨。（AI生成）

當然，以上“是”或“不是”的證據(jù)，每一條也都有合理的解釋予以推翻，像什么龍虎形、朱砂痣，如果張寅真是李福達，他完全有能力改變這些體貌特征；對于他十余年不犯罪行為，他就是忍住了，也不是不可能；十五個老人的指認，他們就是被收買了；關于張寅入籍五臺縣之前到底是哪里來的，也許他就是一個真正的普通的流民，冒名入籍；三個兒子同名，就是巧合……

沒有一條過硬的證據(jù)給出“是”或“不是”的結論，所以說以當時的審勘資料為基礎，分析當時官府展示的法律事實，根本無法定性。

如果從個人角度講，奧卡姆是傾向認為張寅就是李福達，十五個老人的指控相對過硬，在中央會審時，并沒有讓這些老人到京再次指認，就說明了這一點，畢竟，要想同時收買十五個人，也不太容易。另外，張寅與李福達兒子的重名，也提示著張寅就是李福達，畢竟三個兒子完全重名也太巧合了。

當然，這也僅是推測而已。

但這個案子最深刻的地方，恰恰不在于“張寅是不是李福達”這個事實問題，即便張寅真的是李福達，這個案子的處理方式仍然是一場司法災難，因為政治與權力介入到案件之中，不管給出的結論是什么，它都是政治的結論，而非法律的結論——這件事，本質(zhì)上是從大禮議演變成了一場大案，真相是什么，反而不重要了。

背影消失，真相并不重要。（AI生成）

而那個始終沒能被確證身份的張寅——或者李福達——安安靜靜地被釋放了。《萬歷野獲編》引徐溝老人的話說：“后寅死，家漸貧落。大仁選幕職，移住河南；大禮仍以妖術惑人，一旦攜妻子去不返。”

大禮“仍以妖術惑人”，與李同的供詞一致，那也就意味著，張寅果然就是李福達。但是，這也是“傳聞”而已。

在這個案件里，你永遠分不清哪些是事實，哪些是傳聞，你能確認的，只是政治與權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