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侯鏡如登報找組織，卻無回應，16年后見到陳賡，才知為何

1931年侯鏡如曾經登報尋找組織無人回應，直到16年后遇到陳賡才明白原因

1931年4月的上海滇池路，陰雨壓城。顧順章在租界警署留下那份密密麻麻的名單后，地下交通員整夜搬運文件、轉移住處。幾小時內，二十余處聯絡點被迫棄用，大批同志向蘇區、向海外分散。那場驟然收緊的風暴，直接切斷了許多暗線，其中便有黃埔一期生侯鏡如。

河南平原當年多災，軍閥更迭不息，農家子弟若想跳出命運，讀書或從軍幾乎是唯一出口。侯鏡如1919年離鄉赴開封念省立留學預備學校，本來計劃考取庚款留美名額。只是1924年春，黃埔軍校在上海設初試點，國共合作的氣氛撲面而來，河南青年們口口相傳“讀書不如從軍，一槍一書包，北伐能救國”。侯也動了心，他走進考場時才二十二歲。

在廣州復試等待名單公布的那幾天，他遇到招生組長周恩來。黃埔講求階級覺悟，周恩來向新生強調：“打倒軍閥，不只靠子彈，更靠信念。”這一句話，讓侯暗暗記下。1926年春，他在周恩來與黨組織的見證下宣誓入黨，隨后隨校編入東征部隊，旋即投入北伐。東江戰斗打完，他已是第十七軍第三師政治部主任，表面身份國民黨軍官，實則執行滲透任務——這種雙重角色是那一代“黃埔共產黨員”的普遍寫照。

1927年2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爆發。侯以“探親”為名請假奔滬，配合工人糾察隊守閘北。清晨的江灣路槍聲驟緊，他肩頭中彈，被同志拖回租界醫院才撿回一條命。兩個月后“四一二”血雨腥風鋪天蓋地，城市黨組織損失慘重。八七會議確定“上山打游擊”方針，侯受命返豫，將散落的河南革命力量收攏。然而剛到開封不久，地方警備司令部即以“通匪”名義將他逮捕，關押十八個月。獄中同號的安子文日后回憶：“他一句口供沒交，只是說自己是普通參謀。”

獲救后他按照上級指示南下香港，再度進入華南局編制。任務完成，自覺仍需與中央接線，他于1931年秋回到上海，卻發現原先熟悉的巷口已布滿暗樁。情急之下，他在申報登出一則“尋兄啟事”，落款“侯治國”。短短數行暗語，請昔日聯系人在法租界某咖啡館出現，連續守了三晚，無人赴約。那時的他并不知道，幾個月前顧順章叛變，原有聯絡體系被迫整體挪移，任何陌生招呼都可能是陷阱。組織寧肯失聯，也絕不冒險暴露殘存網絡。

失去坐標的侯鏡如隨即把目光投向民族危亡。1933年，吉鴻昌在北平組織抗日同盟軍，缺少熟悉正規軍編制的干部，侯被黃埔同學引見過去。隨后的松滬、臺兒莊、徐州會戰，92軍第21師十幾次補充兵員，他卻硬是把隊伍維系在抗日前線。1943年，蔣介石授其中將軍銜，升任92軍軍長。有人揣測他“青云直上”，但每逢整肅會議，他總是沉默，以不持異議換得行動自主空間。

全國抗戰勝利后，北平成為國共和談試驗場。1945年10月，軍調處在北京飯店成立，侯奉命擔任警備司令。一天傍晚，他接到通知去迎接國共雙方代表。長廊轉角處，他與多年未見的周恩來擦肩而過。周停下腳步，輕聲道：“老同學，一切都在心里。”寥寥七字，恰如密鑰，打消了侯多年的疑慮。當晚，一封寫有“李介人”三個字的紙條悄然遞到他的晚餐盤下，新的聯絡恢復了。

1948年秋，東北戰局風云詭譎。錦州是關內關外的門閂，蔣介石急令第九兵團與第十七兵團北上增援，妄圖合圍塔山。侯鏡如此刻統率的正是十七兵團，十萬余人。一紙加急電報從北平送至指揮部，他才得知解放軍即將策動總攻。軍事會議上，參謀嚷道：“再不動身，錦州就危了！”他低頭翻地圖：“先讓工兵核修公路，再補充糧彈。”這一拖，就是整整十一日。期間，他把敵后動向、兵站庫存，密報給沈陽的聯絡員。最終，塔山陣地巍然不動，錦州陷落，遼沈戰役勝負底牌就此翻開。

1949年盛夏，華北戰場硝煙漸散。侯率部入川途中，在湖北麻城與野戰軍會師，宣布起義。歡迎儀式簡短，陳賡握著他的手，笑得爽朗：“老侯，咱們總算回到同一條戰線上。”隨即卸下手槍，送給接管軍官，“這是見面禮，留作紀念。”翌日深夜，他才試探著問陳賡：“這些年為何再無音訊？”陳賡把話說得平靜：“名單落到叛徒手里，當年所有渠道被迫割斷，不是不找你，實在是保你平安。”答案來得干脆，塵封的疑云終于散去。

新中國成立后，侯鏡如調入人民解放軍高級軍政學院，又被推舉為河南省政協副主席。身邊人公認，他行事低調，從不以功自矜，只囑咐后輩牢記兩件事：第一，暗線工作永遠要給自己留條退路；第二，組織若失聲，不等于組織忘了你。1994年10月25日，這位曾在三個時代穿梭的老兵在北京病逝，終年九十二歲。生平回看，他的名字只偶爾閃現于檔案，卻在最關鍵的斷裂帶上，撐住了一條幾乎中斷的紅色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