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歐田野志 | 索非亞的路口：文明疊層中的美麗

編者按：本文是文匯報國際部與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合作推出的“中東歐田野志”專欄的第二篇。本文作者主修羅馬尼亞語，現就讀于倫敦大學學院斯拉夫與東歐研究院。在她的眼中，保加利亞是諸多文化疊層中的美麗縮影，不同帝國、不同宗教與不同歷史階段的文明，在首都索非亞的街巷間交替演繹。不妨跟隨作者的文字和鏡頭，品讀索菲亞的城市故事。

班亞巴什清真寺與塞爾迪卡古城遺址遙相呼應。

提起東歐，人們腦海中浮現的可能是單調破敗的公寓樓，抑或是一種尚未從歷史重量中完全緩過神來的靜默。然而，當你真正踏上保加利亞的土地，就會發現她的美麗故事就寫在索非亞的一個路口。

文明融合的路口

第一次經過這個路口是在迷路的途中，我最初的目標是尋找一座東正教教堂，然而過程卻并不簡單。

首先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座紅褐色的圓形磚砌建筑，穹頂低矮。最特殊的是它被整齊的歐式建筑包圍。這并非我最初想尋找的，而是建于公元四世紀的圣喬治教堂（Church of Saint George）。它的前身是古羅馬時期的圓形浴室，后被改建為東正教教堂，如今又被總統府與政府大樓包圍，形成一種特殊的建筑搭配。

圣喬治教堂.

離開這里穿過馬路，另一個時代出現在腳下。古羅馬街道的石板、城墻的斷面、浴場和排水溝渠一一呈現，就這樣嵌在地鐵站入口和現代人行道之間，露天陳列。這是塞爾迪卡古城遺址（Ancient Serdic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索非亞在古羅馬時期的舊名即為塞爾迪卡“Serdica”，已有兩千年歷史。

繼續向前，一座奧斯曼時期留下的清真寺又突然闖入視線——班亞巴什清真寺（Banya Bashi Mosque）的宣禮塔矗立在街道之間。

更難讓人忽視的，是路口中央那尊帶有濃厚蘇俄美學風格的女性雕像。那是索非亞女神像（Statue of Sofia）。

索非亞女神像。

繞了許久之后，我終于抵達了最初想要尋找的圣內德利亞教堂（Saint Nedelya Church）。相比與保加利亞相鄰的國家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東正教教堂內部色調明顯更深。深棕色木質結構、昏暗燈光、密集排列的圣像畫，共同營造出一種近乎修道院般的肅穆感。而羅馬尼亞東正教堂則更偏愛金色與穹頂壁畫。相似的宗教傳統，在不同巴爾干國家中生長出不同氣質。

這段不斷變換的區域，正是索非亞的“寬容廣場” （Square of Tolerance）。除了東正教教堂、清真寺、古羅馬遺址與女神像之外，幾步之外，還坐落著巴爾干地區最大的猶太會堂之一，索非亞會堂（Sofia Synagogue），以及天主教圣若瑟主教座堂（Catholic Cathedral of St Joseph）。

東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天主教。古羅馬、奧斯曼、蘇聯與現代歐洲。幾種原本屬于不同帝國、不同宗教與不同歷史階段的文明，被壓縮進索非亞市中心幾個相鄰的街口之間。這只是索非亞諸多文化疊層中的一個縮影。

智慧包容的城市

如果城市有性別，索非亞大概是一位女性，而且并不年輕。她沉靜、復雜，帶著漫長時間沉淀下來的痕跡。正如保加利亞人所說：“Sofia for the city. Sofia for the lady.” （“索非亞”是城市的名字，也是她的名字）。

索非亞（Sofia）在希臘語中意為“智慧” ，而不遠處的里拉（Rila） ，名稱可能與“水/濕潤山地”相關。一座以智慧和水為名的土地，似乎天然具有某種包羅萬象的能力。

最早在此定居的是色雷斯人（Thracians），他們在巴爾干高原生活了數千年，留下神秘的墓葬與金器。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王國擴張，希臘化世界的文化隨之進入這片土地。隨后羅馬人到來，將其命名為塞爾迪卡，并修建浴場、道路與公共建筑，把這里納入帝國的交通網絡之中。再后來，拜占庭帝國接管了這片區域，東正教逐漸成為精神結構的一部分。

在保加利亞國家考古博物館參觀時，我曾看到一塊展板，前半部分講述文字體系的出現，而緊接著陳列的則是14世紀宗教傳播相關的內容。其中一塊石板來自第二保加利亞帝國（12-14世紀）的西里爾文石刻。這類石刻是中世紀保加利亞最重要的文字遺存，以特爾諾沃（Veliko Tarnovo）為中心，分布于今保加利亞、北馬其頓、塞爾維亞等地，所用語言多為古教會斯拉夫語，字體則屬于早期西里爾字母。石板上的文字見證了帝國政治、宗教與文化的興盛。文字與宗教在同一歷史語境中并置并非偶然。這表明宗教不僅塑造人的信仰，也深度參與了文明的生產與傳播。

第二保加利亞帝國時期（12—14世紀）的西里爾文石刻

在索非亞及其周邊地區，宗教也成為城市文化構成的重要力量。從以中世紀壁畫聞名的博亞納教堂（Boyana Church），到位于城市中心、宏偉莊嚴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宗教建筑以極高的密度嵌入城市空間，持續塑造著這座城市的視覺與精神景觀。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

同時，這種宗教影響也延伸至民間信仰與地方敘事之中。例如，在距離索非亞不遠的圣伊萬·里斯基（Saint Ivan Riski）洞穴。那條狹窄的通道被當地人稱為“無罪者之洞” ，根據傳說，只有心靈純凈的人才能順利通過這一空間。自然地貌也在此被賦予了道德與信仰的象征意義。

如果說建筑保存的是文明的外殼，那么食物保存的，則是歷史真正進入日常生活的痕跡。我的保加利亞同學介紹：“我們的傳統菜大多屬于巴爾干風味，所以你在周邊很多國家也能找到類似的食物。”卷心菜肉卷（sarmi）、千層茄盒（moussaka）、豆類與扁豆燉煮。這些菜在羅馬尼亞的餐桌上同樣常見。在氣候與生活方式上，這甚至讓我聯想到中國東北。同樣強調耐寒、飽腹與慢燉，食材以谷物、豆類與腌制或發酵為主。

奧斯曼帝國的歷史影響同樣以細微的方式嵌入保加利亞的飲食中，例如愛蘭酸奶（Ayran）。保加利亞本身擁有以“保加利亞乳桿菌”命名的酸奶文化，這讓愛蘭酸奶的到來幾乎是水到渠成。時至今日，在炎熱夏日或搭配烤肉時，它仍然是極為常見的解膩飲品。

被視為保加利亞國民象征之一的保加利亞沙拉（Shopska salad），實際上并非古老傳統菜肴。它誕生于社會主義時期，由國家旅游公司巴爾干旅游（Balkantourist）為向外國游客展示標準化的保加利亞飲食形象而推廣。由西紅柿、黃瓜、青椒與擦碎的白色乳酪構成的組合清爽直觀，并且迅速進入本地日常飲食體系。

今天的索非亞則呈現出另一種更輕盈的飲食面貌。我一下飛機，最先看到的便是醒目的招牌“Welcome to Happy Bulgaria”（歡迎來到快樂的保加利亞）。這家融合了漢堡、意面與地中海風味的本土連鎖餐廳，甚至已成為“小紅書”上被廣泛傳播的打卡地。而迎接我的這座機場，是以瓦西爾·列夫斯基（Vasil Levski）命名，他是領導19世紀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家。民族英雄與快樂漢堡，在同一個入口相遇卻不違和。

索非亞瓦西爾·列夫斯基機場（Vasil Levski Sofia Airport）。

從酸菜肉卷到愛蘭酸奶，從保加利亞沙拉到快樂漢堡，一張餐桌濃縮至少四段文明。巴爾干共同體的底色、奧斯曼帝國的影響、社會主義的記憶，以及全球化時代的自我重塑，正與索非亞路口的復合建筑空間彼此呼應。

索非亞女神的凝視

在“寬容廣場”路口中央的索非亞女神像并非一直站在那里。2000年，一尊手持月桂枝與貓頭鷹的女性雕像才出現。她仰望天空，面對著整座城市。

抵達索非亞的第一天傍晚，我在市中心廣場漫步。人流穿行之間，忽然聽到一首熟悉的旋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街頭演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保加利亞老人。

保加利亞與俄羅斯的歷史交往由來已久。兩國同屬斯拉夫文化圈，共用西里爾字母，同屬東正教傳統。十九世紀俄土戰爭中，俄國在保加利亞脫離奧斯曼帝國的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二戰后，保加利亞處于東方陣營之中。蘇聯解體之后，這段歷史并未被徹底切斷。

索非亞市區內的圣尼古拉斯俄羅斯教堂。

政治符號雖然更替，語言，音樂，建筑仍在日常生活中留有痕跡。

新的秩序給東歐國家帶來更多開放與流動，也帶來新的不確定性。小國生存，從來不易。在倫敦，我發現一盒草莓的產地是西班牙。順著產地標簽往回想，一幅跨越歐洲的流動圖景浮現出來。每年采摘季，大量羅馬尼亞勞工前往意大利、西班牙、德國，在他人的土地上采摘果實。而這些勞動的成果，最終出現在西歐超市的貨架上，比如成為了英國人餐桌上的日常。由此，羅馬尼亞的外出務工人員還得到一個名字——“草莓工”（c?p?unari）。這條跨國經濟鏈條運轉順暢卻未必公平。對于一些家庭而言，跨國務工意味著長期分離。疫情期間，這些跨境流動者一度被視為“移動風險”，在邊境政策中遭遇限制。他們的處境也往往不處于公共討論的中心，人們把更多的關注投向更宏觀的資金問題。比如，圍繞歐盟資金與使用的爭議總成為議會政治震蕩的原因之一，進而導致政黨間的制衡與對抗。這種不穩定也進一步延續到日常生活之中。

這種結構性差異并非羅馬尼亞獨有，而是在東歐多國以不同形式反復出現，并且轉化為公民的政治情緒與投票行為。在索非亞的一處公交站，一位會說英語的保加利亞老人聽到我是政治學學生之后笑著說：“你來保加利亞學政治？那你來對地方了。這里的政治是一個巨大的‘麻煩’。”他說話時不斷用手比劃，像是在丈量那團“麻煩”的體積。

在更宏觀的敘述中，政治立場常被簡化為“親歐”或“親俄”的選擇。但是在日常生活里，選民從來都不是同質化的群體。匈牙利的一位選民說：“這幾年生活沒改善，我想換一種選擇。”一位在英國的羅馬尼亞人說：“我家鄉的人待我不好，所以我要投給極右翼政黨。”而一位羅馬尼亞年輕人簡單回應：“我已經不碰政治了。無聊、腐敗、沒有意義。”

那天在索非亞街頭，這些結構性問題并未以理論形式出現，而是以音樂、手勢、抱怨與沉默同時存在。站在路口的索非亞女神就靜靜凝視著這座城市及其變化中的一切。

玫瑰與語言的延續

保加利亞的美麗也體現在其聲名遠揚的玫瑰故事之中。

在奧斯曼統治時期，帝國官員將用于提煉精油的“油玫瑰”引入當地，并要求農民改種，部分葡萄園因此被替換。起初這一變化引發不滿，但隨著玫瑰精油價格上漲，最終甚至超過黃金。適宜的氣候與土壤，使玫瑰谷逐漸成為重要產區。每年五月底到六月中旬，玫瑰谷進入采收季。人們在清晨露水未干時出門采摘，并以節日和歌舞的方式延續這一傳統。

在維托沙大道（Vitosha Boulevard）北端連接的圣內德利亞廣場（St. Nedelya Square）上，正在舉辦的春日市集就如玫瑰谷采收季一般熱鬧。傍晚的廣場上，人們擺攤、舞蹈、歌唱，孩子在噴泉旁奔跑。這座初看略顯沉郁的城市，此刻呈現出蓬勃生機。

圣內德利亞廣場的春日市集。

離開索非亞的前一天，我在保加利亞國家民族志博物館遇到一位老人。他用磕絆的英語，激動地講起自己年輕時學中文的經歷。他學了字，學到了部首，不停地在手心里比劃給我看。后來他的中文老師去世，課程中斷。他不再學習中文，出海謀生。語言在他那里像一條未完成的線，被人生的遷移切斷，又懸置多年。

后來，我從新保加利亞大學的學生那里得知，如今索非亞大學仍開設中文課程。那些未完成的筆畫，在另一代學生的課堂上被重新接續。

保加利亞的歷史并非以斷裂為特征，而更像一段不停續寫的文本。玫瑰從命令中生長出來，語言從中斷中被重新拾起。

結語

那天離開索非亞時，我又回到最初的那個路口，通過塞爾迪卡站乘坐地鐵M4線前往機場。索非亞女神仍然站在那里仰望天空。四周是東正教教堂、天主教教堂、清真寺、古羅馬遺址，還有現代街道。人們穿行其間，像穿過一層層被疊放的時間，欣賞著城市的包容與新生。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倫敦大學學院斯拉夫與東歐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