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歷史性轉折——“建設性戰略穩定”

5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參觀天壇。兩國元首在祈年殿廣場合影。（新華社）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對北京的國事訪問，遠非一次尋常的高層外交活動。它標志著中美兩國正共同努力，將雙邊關系從無序競爭轉向習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這一概念立足于務實的現實主義：它既不否認競爭的存在，也不屈從于競爭，而是致力于規范競爭、管理分歧，并維護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大國之間開展互利合作的可能性。

此次會晤的時機尤為關鍵。近年來，中美關系經歷了自建交以來最為艱難的時期之一。貿易摩擦、技術限制、軍事緊張、臺灣問題、意識形態互不信任以及對全球秩序的不同敘事等壓力不斷累積。真正的風險并非分歧本身，而是雙方如果以最惡意的視角解讀對方的行動，則勢必形成猜忌與升級的惡性循環。鑒于此，習近平主席傳遞的信息明確而直接：中美兩國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開創大國關系新范式？這并非抽象的學術問題，而是關乎和平、發展與全球穩定的現實議題。

“建設性戰略穩定”這一新表述意義重大，它在兩個極端之間開辟了一條中道。一極是天真的樂觀主義，即假裝結構性競爭不存在；另一極是“宿命論”的對抗思維，即認為“崛起的中國與守成的美國必然發生碰撞”。中國的方案拒絕了這兩種立場。它所倡導的穩定是積極的——以合作為主基調；是良性的——容納適度競爭；是常態的——可管控分歧；是持久的——以和平作為可信預期。

超越競爭，規劃新路徑

此次元首會晤有可能成為中美關系史上的重要轉折點。當然，試圖通過一次會談而消除所有爭端，顯然不現實；但中美可以通過確立必要的政治護欄來實現轉變。大國關系中的轉折點，往往始于為關系提供戰略指引，而非徹底消除沖突。如果雙方都能接受為未來數年關系提供戰略指導的必要性，那么高層對話、危機管控、經濟磋商以及軍事溝通等渠道就能得到恢復和強化。本次會談已為此奠定了框架基礎。

然而，此次會晤的氛圍仍受多年摩擦所塑造。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國轉向強硬的貿易施壓和戰略競爭。隨后拜登政府進一步將“中國”制度化為唯一既有意圖也有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者。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盡管措辭有所調整，但對互惠、產業實力、關稅、供應鏈安全以及印太威懾的強調依然居于核心。202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表示，華盛頓尋求以互惠和公平原則再平衡美中經濟關系，同時維持威懾以防止印太地區發生戰爭。

這一背景既凸顯了北京會晤的難度，同時也說明了其必要性。兩國既不會回歸舊有的單純接觸時代，也不會“注定”陷入新冷戰。擺在兩國面前的真正任務在于構建一種更為成熟的共處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分歧是常態，但危機并非必然；競爭是現實，但戰爭并非宿命；合作雖具選擇性，但依然富有實質意義。

雙邊議程上的核心議題

當前討論聚焦于三個主要領域。

首先是貿易與經濟關系。習近平主席強調，中美經貿關系的本質是互利共贏。這并非單純的外交辭令。兩國經濟通過市場、投資、供應鏈、農業、技術、金融和消費需求緊密相連。關稅戰與“脫鉤”壓力或許能發出短期政治信號，但會給企業、工人、消費者和全球市場帶來長期成本。習近平在會談中指出，兩國經貿團隊達成了“總體平衡且積極的結果”，這一宣布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重塑信心并穩定市場預期。

其次是技術領域。半導體管制、人工智能治理、數據規則、出口限制、投資審查以及產業政策已成為中美競爭的焦點。美國希望保護其認定的關鍵技術優勢，中國則致力于捍衛自身正當發展權利、抵制技術遏制。達成全面解決方案并不容易，但雙方至少可以明確區分真正的國家安全關切與泛化的經濟打壓。如果所有先進技術都被泛安全化，正常的貿易與創新將遭受損害。

第三是安全領域，其中臺灣問題仍是中美關系中最敏感的核心。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重要的問題，并警告稱，若處理不當，可能將雙邊關系推入十分危險的境地。對中國而言，這是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對美國而言，它與地區戰略姿態和國內政治緊密相關。對中美兩國而言，唯一負責任的途徑是保持審慎：避免挑釁性行動、維持溝通渠道，并防止臺灣問題成為直接對抗的導火索。

全球影響與戰略期待

中東地區尤其應當密切關注此次中美元首會晤。該地區并非中美關系的旁觀者，而是處于能源安全、海上通道、基礎設施投資、金融流動、軍事存在和外交斡旋的交匯點。一旦中美關系急劇惡化，中東國家可能面臨更大的選邊壓力，尤其是在技術標準、港口運營、能源基礎設施、數字系統和安全伙伴關系等領域。反之，若中美雙邊關系趨于穩定，該地區將獲得更大的外交空間和更可預測的全球環境。

近年來，中國通過貿易、能源合作、基礎設施建設和政治對話，已顯著擴大在中東的影響力。美國則仍是該地區的主要安全行為體。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解決中東面臨的危機。若北京和華盛頓能夠有效管控競爭，至少可以避免將中東變成另一片零和博弈的戰場。兩國領導人就中東局勢、烏克蘭危機、朝鮮半島等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這一事實進一步表明，雙邊關系的影響具有超出太平洋的全球性意義。

從美國角度看，特朗普此行的核心目標可概括為三點：向美國選民展示他能達成更好的經濟協議；爭取中國在全球和地區危機上的合作，或至少保持克制；以及穩定雙邊關系，避免其干擾國內議程。盡管特朗普的做法具有交易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其意義有限。交易性外交有時能為務實妥協創造空間，尤其是在貿易、投資、農業、能源和商業合作領域。

中國希望從中獲得的是戰略可預測性、對核心利益（特別是臺灣問題）的尊重、更穩定的貿易和技術環境，以及一個能防止競爭滑向對抗的雙邊框架。北京并不期待華盛頓完全放棄競爭，但確實期待美國在一定限度內展開競爭，避免跨越紅線，并認識到與中國的合作是全球穩定所必需，并非讓步或妥協。

此次訪問的真正考驗不在于儀式、合影或聯合聲明的措辭，而在于后續落實。“建設性戰略穩定”必須轉化為工作機制，包括定期高層對話、恢復軍事溝通、實質性經濟磋商、在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以及對爭端的紀律性管理。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元首北京會晤既非最終的解決方案，亦非象征性的重啟。它更應被視為一個新階段的開端：在這一階段，中美兩國既正視彼此的分歧，也更加重視共同責任的重大意義。對于中東、全球南方乃至整個國際社會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值得歡迎的發展。

作者簡介：

王鵬，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歐亞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