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丨崔桂忠
珞珈山下，大門敞開。5月13日，武漢大學取消預約制、憑身份證即可入校的消息，像一陣清風拂過輿論場。有人歡呼“大學終于回歸大學”，也有人冷靜提醒“管理難度不小”。但在我看來，武大此舉最值得喝彩的，不是拆了一扇校門，而是率先拆掉了一堵“思想圍墻”。
大學之“大”，不在圍墻之高，而在胸襟之廣。曾幾何時，“預約制”成了高校的標配，表面上是管理手段，骨子里卻透著一股“生人勿近”的疏離。校門越縮越窄，門檻越筑越高，仿佛象牙塔就該與世隔絕。可問題是：大學的資源是誰的？大學的精神向誰敞開？如果連校門都舍不得打開，又談何“服務社會”“引領文化”？
武大的選擇給出了一個清晰答案：資源共享，先要思想解放。
長期以來，高校封閉管理背后，隱藏著一種根深蒂固的“領地思維”——把校園當作“自留地”，把公眾視為“麻煩制造者”。這種思維的實質，是對公共屬性的遺忘，對社會責任的回避。殊不知，公立大學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無不來自公共投入。校園的林蔭道、圖書館的藏書、博物館的展陳，本就該是社會的文化財富。閉門謝客，守住的不是安全，而是一己之私的狹隘。
武大這次刷身份證入校，技術門檻極低，思想突破極大。它傳遞的信號再清晰不過：大學不是孤島，而是城市的文化客廳；師生不是特權階層，而是公共服務的受益者與傳遞者。這種觀念上的轉身，比任何硬件開放都更具示范意義。
當然，有人會擔憂：開放了，秩序怎么辦？安全怎么保障？這恰恰是我們要厘清的第二層思想誤區——把安全與方便對立起來，似乎開放必然混亂，封閉才能安穩。武大的實踐證明，身份證核驗、人流引導、分區管理，完全可以做到“放而不亂”。真正的風險，從來不是開放本身，而是管理能力的滯后。把懶政包裝成為了安全，把封閉美化成維護秩序，這才是對大學治理能力的最大諷刺。
更深一層看，思想圍墻的拆除，還關乎大學如何重新定義自身角色。疫情三年，不少高校習慣了“關門辦學”的舒適區，校門內外涇渭分明。可大學終究是社會的大學，不是圍墻里的自留地。當孩子只能在門口張望，當市民被擋在柵欄之外，大學的精神輻射力已經大打折扣。武大的開放，是一次“破圈”行動——讓學術走出圍墻，讓書香飄向街巷，讓大學真正成為城市的燈塔、文化的引擎。
歷史會記住這一天。不是因為武大開了多少校門，而是因為它用行動告訴所有人：思想不解放，再多的門也是墻；觀念不更新，再低的檻也是山。那些還在觀望、還在猶豫、還在用“安全第一”當擋箭牌的高校，該醒醒了。公眾要的不僅是一張進門憑證，更是大學放下身段、擁抱社會的誠意。
珞珈山的櫻花年年盛開，但比櫻花更動人的，是一所大學向世界敞開的胸懷。愿更多高校跟上這一步：先拆思想圍墻，再開物理校門。當每一所大學都愿意把最好的風景與公眾共享，教育的光芒才能真正照亮每一個向往知識的靈魂。
☆作者簡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隊政治委員，海軍上校軍銜。現任大連市旅順口區委辦公室一級調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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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易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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