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德國,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帶著女兒踏上歸國之旅,卻在冷戰的裂縫中,把家庭的悲劇碾成了外交表演的墊腳石。
波蘭導演帕維烏·帕夫利科夫斯基的新作《故國》是一部黑白影像的歷史小品,節制到近乎冷酷,卻處處是壓不住的痛楚。影片由盧卡斯·扎爾掌鏡,用光澤飽滿的 monochrome 畫面,講述流亡與背叛、歸鄉的不可能,以及藝術家子女永遠排第二位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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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曼——那位戰前逃離納粹、歸化美國的德國文學巨擘——此次返鄉是為領取歌德獎。漢斯·齊施勒飾演的曼,舉止疏離、禮數周全,在法蘭克福(西德)受到英雄般的歡迎,還被配了一名CIA聯絡員。但他隨即讓東道主難堪:他宣布還要赴魏瑪領第二個獎。那里才是歌德真正生活過的地方,如今卻落入共產東德之手,且因孕育了納粹的魏瑪共和國而聲名狼藉。曼對兩地官員的致意同樣曖昧,仿佛刻意懸置于歷史之上。
桑德拉·惠勒飾演的女兒艾麗卡,是這部影片真正的刀刃。她思念著困守美國、抑郁成癮的作家兄長克勞斯,影片開場便是兩人隔著電話線的孤獨獨白。當克勞斯噩耗傳來—— midway through 父親的凱旋之旅——托馬斯·曼選擇繼續他的巡回慶典,將喪子之痛壓成日程表上的一個注腳。
克勞斯才是那個更敢的人。他的小說《梅菲斯特》寫一個向納粹出賣靈魂的虛榮演員,原型正是艾麗卡的前夫、戈林的宮廷寵臣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后者竟也出現在法蘭克福的慶功宴上,帶著一段蘇聯監獄經歷的自憐敘事,還試圖與艾麗卡攀談。她給了他一巴掌——與此同時,托馬斯·曼正在房間另一頭,向瓦格納那群油滑的孫輩表示,自己無意支持這位作曲家的作品回歸。
帕夫利科夫斯基用這部91分鐘的影片,把知識分子的政治騎墻拍成了一部家庭驚悚片。曼想同時踩在東西兩個德國的土地上,不選邊、不表態,用歌德的"非政治性智慧"當護身符。但艾麗卡的痛苦是具體的:一個被父親的光芒吞噬的女人,一個失去兄弟的妹妹,一個在前夫面前只能用手掌說話的前妻。惠勒的表演沒有一滴多余的眼淚,卻讓每一幀都在質問:當藝術成為逃避的借口,家里死去的人算什么?
影片的結尾沒有答案。只有黑白畫面里,托馬斯·曼繼續他的演講,而艾麗卡站在陰影中,手里攥著一封再也寄不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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