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船專訪·香港故事丨區志偉：被貼“大字報”挨罵的“城建操盤手”

區志偉博士，曾擔任香港政府園景建筑師，在屯門、北區、粉嶺等新市鎮從事綠化與環境美化工程約16年，并曾在環境保護署工作。1997年加入前土地發展公司（后改為市區重建局）為高級規劃及發展經理，在城市規劃、歷史建筑保育及環境美化領域工作近二十年，深度參與利東街、莊士敦道、永利街、衙前圍村等多個市區重建與保育項目。2015年離開市區重建局后，成立自己的顧問公司，在香港中文大學及珠海學院部分時間任教，并于2017年至23年參與荔枝窩鄉村保育項目工作。

在香港的城市發展史上，市區重建局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它成立于2001年5月，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設立，取代了1988年成立的土地發展公司，成為推動香港市區更新的核心法定機構。區志偉正是在這個機構轉型的關鍵時期加入，一待就是18年。

▲區志偉

在接受紅船融媒專訪中，區志偉博士談得最多的，不是宏大的城市規劃理論，而是一個頗具中國傳統智慧的詞匯——“平衡”。這個看似簡單的詞，承載了他近40年城市建設的全部心得。

童年差點被退學的“街邊頑童”成長史

“頑童亦學乖，不敢太勇敢，世上有多少個繽紛樂園任你行。”——陳奕迅《任我行》

區志偉的出身，和“城市規劃”四個字沒有任何關系。

“我父親是調酒師，在酒樓做雞尾酒。我是第二代香港人，父親及祖先來自廣東中山。”他對自己的家族史娓娓道來。

那個年代的香港，普通家庭的生活并不容易。“當時工作很辛苦，父母都要出去工作。我從小到大都是由祖母照顧，父母出去工作。其實當年很多家庭都是這樣。”

區志偉就在這樣一個典型的草根家庭長大：父母早出晚歸，祖母照料孫輩，祖籍中山的父親在酒樓討生活，母親是裁縫，2人的收入就是家中的支柱。

如果按部就班地長大，區志偉的人生或許會是另一條路。他說起自己的成長，“我長大的過程中，經歷了一些風浪。”因為中學二年級那年，他差點被學校開除。

青春時代的他很叛逆，“我中二那年，可能是青春期，很反叛，不喜歡安坐在教室里聽老師講課。有時上課的時候我會挑戰老師，因為我認為自己聰明，就算老師講的東西我不懂，我也會坐在座位上，不舉手說很多話，很多時惹得同學哄堂大笑，我就自得其樂，老師就非常煩惱。”

回憶起那段歲月，他的語氣里帶著自嘲，說當時自己是個“讓人頭痛”的學生。“記得我升級的時候，知道可能要被學校開除，因為學校覺得我太頑皮。”為此，祖母甚至在另一所學校給他交了留位費，“擔心我被開除后沒有書讀。”

轉折發生在他中學三年級那年。他遇到了一位改變他人生的老師。

“到了中學三年級，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師，他給了我很多機會，他說：‘區志偉，我委任你做一些「領袖生」造的崗位。’”這句話像一個開關，點亮了這個叛逆的少年。“我突然間覺得原來我有能力，可以幫忙做一些班里的事務，也可以成為榮譽生，于是我開始轉變。”

從一個讓老師頭疼的頑童，到發現自己有能力的好學生，這個轉變改變了他的人生走向。“我對學習的態度開始改變，一兩個學期后，我竟然考取了很好的名次，從一個街邊的頑童變成了一個喜歡讀書的人。在中學會考中，我也考得不錯，還轉學到一所更好成績的政府學校深造預課課程。”

最終，他考入了香港大學。“當年考入香港大學是一個很大的成就，因為只有大約3%的高中畢業生能考上當年的兩所大學，香港大學是當年的龍頭大學，爭取入讀是個淘汰賽，我考上的時候，記得父母都很高興。”他對此頗為自豪，如同今天眾多平民家庭的期待，“當年考入大學，就意味著未來的前途有了保障，一定搵到事做。”

他記得很清楚，畢業那年暑假還沒放完，他就已經在政府開始上班了，職位是行政主任。

在政府工作未滿一年，他申請到了政府獎學金，被派往英國倫敦大學攻讀景觀設計及管理專業，與環境改善、保育和美化有關。此后，政府又派他去澳洲學習一年。說起這段經歷，他感激政府，并幽默地模擬政府的口氣表達：“區志偉，你好像經驗還不夠豐富，對吧？再去澳洲學習一年就好了。”在澳洲，他在不同政府部門學習，看他們如何做綠化、植林及環境美化和環境保護。回到香港工作數年后，他又獲得政府獎學金，一邊工作一邊在香港大學進修城市規劃。

1997年，區志偉加入前土地發展公司，2001年隨機構改組進入市區重建局。從新市鎮的綠化工程到舊區的城市更新，他參與的項目多達十幾個，包括著名的中環中心和新紀元廣場。回顧這段跨越數十年的職業生涯，他說了一句樸素的話：“我覺得很榮幸、也很開心能擁有更豐富的人生軌跡，讓我好好學習。”

成敗“囍帖街”：“我對得住良心”

“就似這一區，曾經稱得上美滿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單位快要住滿烏鴉。”——謝安琪《囍帖街》

在區志偉深度參與的項目中，利東街無疑是社會關注度最高、爭議最激烈的一個。

說起利東街，它的另一個名字更為內地所熟悉，那就是——“囍帖街”。這里曾是香港婚慶印刷業的集中地，街上的唐樓里滿是印喜帖、做婚嫁用品的老鋪。不僅港人熟悉，因為與美滿婚姻相關，喜帖街之名在內地也廣為人知。

▲上圖為囍帖街歷史資料圖，下圖為改造后的囍帖街（區志偉/攝）

2008年，歌手謝安琪的著名歌曲《囍帖街》，說的就是這條街的改造爭議。歌曲隱喻了利東街拆遷這一歷史文化議題，將爭議推向頂峰。

而利東街改造的其中一個操盤手，正是區志偉。

1998年，市建局前身土地發展有限公司公布了利東街的改造項目，開啟了重建進程。2003年市建局正式啟動重建后，關于這條街的命運之爭，便牽動了全港的神經。

“利東街項目因為涉及居民多，當時全社會有很大爭議。今天仍讓我印象深刻，因為我現在，還會見到當年的部分居民。”區志偉說。

當時，壓力團體聯合當地居民，與市區重建局“毫不客氣”，正面提出涉及土地規劃、保育賠償等方面的不同意見。

一時間，社會上各種聲音涌現，有建筑師提出替代性的設計方案，有演藝界人士用歌曲表達情感，歌曲《囍帖街》廣為傳唱，媒體更是鋪天蓋地地批評。

回顧當年洶涌的輿情，也有辱罵的聲音，區志偉自認為問心無愧：“基本上是用‘法理情’去考慮，我真實是用同理心與他們溝通。我不會因為自己是重建局一方，就認為應該聽自己的。要針對事實，按事實、法規、法例去做。”

市建局當時還舉辦了一個項目設計比賽，允許外部建筑師和設計師提出方案。區志偉說：“那時我們收到好幾個設計方案，其實最后在重建設計時，我們的街道確實參考了他們的意見。”

但他話鋒一轉：“民眾爭取利益很主動，很全面，要求項目與居民團體共同開發、共同發展，我們覺得這不可行，所以沒有接納。過程中市建局有聽取居民的聲音及意見，但最終沒有妥協。”

他還對當年的社會爭議，強調了一個細節：“其實絕大多數居民，都同意我們的項目因為當時的樓房已經破漏失修，只有單一樓梯，為消防隱患，天臺亦滿是僭建物(違章建筑)。”他認為，反對的聲音很大，但沉默的大多數其實并不反對重建帶來的機遇。

事實是，項目建成后，媒體的批評依然沒有停歇。有人說，原來全香港人結婚都去印帖子的地方沒了，燈籠雖然掛了一些，但氛圍沒有了。

“中國人有句話嘛，‘發財立品’，他認為無論是市建局或發展商，在財政許可的情況下，都應該要平衡環境改善及文化及社區需要，不能只顧項目的經濟收益，這樣的項目及社會才可以達成可持續發展的狀態。”對此，區志偉頗為坦然：“我對得住良心。因為大部分香港媒體是商業的，所以為了吸引讀者有時標題會比較夸張，將香港以往的‘分界線’、‘摧毀’等等，都渲染成歷史的轉變。”

“如果住在香港的人都知道，真正去鋪頭（商鋪）印喜帖的比例越來越少，項目發展前街道上約只有三分一是經營喜帖印刷的，今天大家結婚還是會通知親朋好友，但很多時候已經是‘數字喜帖’，大家在網絡上通知他人，印刷喜帖相對已經少了。”他說。

他認為，一些商業活動的興起與沒落，是因自時代的車輪，不僅利東街，“沒有哪條街是例外。”

他同時認為，從規劃角度看，利東街項目還帶來了很大的環境及改善。“利東街變成一條方便舒適的行人街及休憩用地，透過土地重新規劃，改善采光及通風，行人南北東西走動及直接聯系地鐵站都沒有問題，更改善了行車及泊車的老舊問題，項目收納了一個大型垃圾站，利用項目重建改善民生、社區和環境，項目內也包含老人中心和社區設施，還有三棟歷史建筑得以保育，這些都是綜合重建達到的社會成果及公眾效益。”

當被問到“現在回頭來看，利東街的改造是失敗還是成功”時，區志偉的回答毫無含糊：“我覺得是成功”，就算不是最好，但利東街的確是一個十分成功的重建、保育及活化項目。

他指的成功，不單是規劃的優良與否，而是香港的執行方式、制度，給該項目做出的保障。

他的理由很簡單——“我們傾聽了不同人的意見和聲音，這是成功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沒聽過他們的聲音，只憑主觀意見去做，我會覺得這樣就失敗了。但我們已經聽過他們的聲音，并將一部分可以接納的意見加進項目里，我覺得，這是對項目更完美的表現。”

“快”與“慢”：上海新天地40天搬遷令他震驚

“舊日樹木靜聽風向，一轉眼，大廈直立到天上。”——李克勤《時代廣場》

如果說利東街是區志偉職業生涯中最具戲劇性的項目，那么上海新天地的考察經歷，則給了他一個重新審視香港模式的參照系。

2001年，市區重建局剛成立，當年的主席劉華森帶領高層同事去上海考察。他們參觀了一個對香港來說，頗具參考意義的項目——上海新天地。

新天地的前身是原盧灣區的“太平橋舊區”，一方面承載著歷史記憶，一方面也面臨著基礎設施落后、居住條件擁擠的困境。

上世紀90年代末，新天地這一超大城市更新實踐啟動。它以上海獨特的石庫門建筑舊區為基礎，改造成為集餐飲、商業、娛樂、文化的休閑步行街。

▲上海新天地

值得一提的是，新天地項目恰由來自香港的瑞安集團操盤，開創了中國內地城市更新的新模式。

當年，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提出了“存表易里”的方案：形態上對石庫門里弄修舊如舊，功能上從居住轉化為商業和休閑，極大提升了土地價值，成為上海向世界展示的新名片。

然而，商業化成功的背后，代價也是巨大的。為了給新規劃讓路，原太平橋地區的幾千戶居民在極短時間內悉數遷出，弄堂里幾代人的市井生活，在推土機的轟鳴中瞬間瓦解。一時間，激發諸多社會矛盾和爭議。

區志偉對那次考察印象深刻。負責接待的一名內地負責人對考察團介紹，那個片區他們只用了40天就將原先居民遷走，讓重建項目得以啟動。

“我們當時的主席看到之后，回頭對我們的職員說，你們看人家，40天就做完了。”

新天地的40天搬遷速度，令區志偉震驚。“這讓我感到反思，特別是我也接觸過一些內地的項目，甚至連內地的同事也感到不可思議。”

“因為在一個項目里，一定有大量需要解決的問題。”區志偉沉思。

同樣是香港背景來操盤，為何瑞安的新天地在上海暢通無阻，區志偉肩負規劃責任的項目，在香港本土反而爭議更大？這其中有何端倪？

他剖析了新天地之“快”，背后的隱憂：“為什么能很快地將大量問題妥協解決？因為時間緊迫，很可能當中會有一些不盡公平的地方，甚至可能有漏洞，就帶著差錯推進了。比如，賠償金是否可以公平地分給每一個人？是否考慮到他們的意愿？重建能否不僅讓未來的人獲益，還可以讓現在受影響的人，也能分享到重建的成果？”

“上海40天可以遷走住了幾十年的舊居民，但在香港，同樣的事情可能幾年都做不到。（香港）需要考慮平衡，給時間去讓人消化。”他詳細解讀，“因為香港的法律框架，不允許我們有任何疏忽。工作人員有時會不開心，因為時間拖得很長。但我們認為，將一些長遠的問題提前說出來，就不會把長期的矛盾掩蓋掉。”

他最終的評價，帶著一種審慎的智慧：“我相信香港政府有幾十年的重建經驗，從1988年成立土地發展公司，到2001年成立重建局到現在，即使盡力推進，項目也需要經過法律程序。你需要一些時間，去讓大家明白、了解、消化，才能做得更好。”

“我覺得這樣比較文明，對大家都好。”他說。

▲區志偉

荔枝窩改造：他被村民貼“大字報”挨罵

“多少次迎著冷眼與嘲笑，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Beyond《海闊天空》

整個采訪中，區志偉反復回到一個詞——“平衡”。這個看似簡單的詞，承載了他近四十年新市鎮開發到市區更新實踐的全部心得。

在對話中，朱順忠先生則提出了與“平衡”相近，但在內地更為普遍的措辭——“妥協”。

區志偉沉思后說，“其實妥協，是我正在學習的一個東西。但我認為，當一個社會越發展越成熟，應該多平衡而少妥協，因為妥協在我看來，可能意味著一方要遷就另一方。”

他進一步闡釋：“平衡，意味著我并非單純追求經濟利益，而是要平衡環境及社會利益，我們也不會單純因為社會利益就強迫改變經濟功能。如果因為有些人覺得舊的東西最好，使得我們只能保留，這樣的發展就會影響平衡。在不同歷史時刻，平衡點會移動，會根據歷史和文化因素慢慢改變。我們要有一點彈性，但在作出決定時，應該多傾聽并分析不同人提供的意見。”

這種哲學不僅適用于利東街，也適用于荔枝窩。

荔枝窩村新界沙頭角一個有著三百多年歷史的客家圍村，位于香港新界東北，沒有車路直達，最近的車路亦約有兩小時的山路步行距離，因為位處偏僻，長年未經開發，仍保存近四百年前的建筑面貌。

區志偉在離開市建局之后加入的非牟利團體，參與那里的保育工作。

▲荔枝窩

他說：“以前在市區重建局工作，要收購人的物業，有點不好的說法，就是‘拿了人家物業’。雖然收購有賠償，而且比市價更高，但有人認為這仍是奪去人家的物業。荔枝窩的概念就比較崇高，因為是用租的形式，不過租金比較少，是象征式租金，但租了20年之后，就會將房屋完好無恙地還給他，而每一間屋，我們都投資數百萬元去幫他復修房屋，按照國家及國際最高的保育標準和指引去做，而且是完全業主自愿，我覺得這是良心工程。”

他原本預期，這會是廣受歡迎的事，“一定會廣受歡迎，好開心，好似救了他們”。

結果卻令他出乎意料：“到荔枝窩我都會發覺，因為不同的村民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或者有些利益關系，也會有不同意見，還有不同的壓力。”

最戲劇性的一個細節是：“如果你現在去荔枝窩，其中一個房間的外墻還有我的名字，在罵我跟我們的保育機構義務主席林超英，也包括村長。村長打電話給我說，區志偉，你的名字在我們村屋墻上的大字報上，我說沒事，我很榮幸。”

他解釋說，荔枝窩的業主大多是年紀較大的老人，平均年齡估計超過60歲， “他們的表達方式不同于網民，當年喜帖街項目，民眾會利用網絡和媒體平臺進行批評；但在鄉村，他們的方式有所不同，可能見面就直接鬧事，或者在村里寫大字報進行批評。”

但他說：“有人罵也有人贊。在荔枝窩，稱贊總比被人罵多。”組織找到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提供了接近5,000萬的贊助，用于保育和復修荔枝窩一些村屋。“荔枝窩有221間屋，但我們只完成了十幾間作為示范，這十幾間屋的示范意義在于，即使是一個更偏遠的村莊，我們也可以通過外來的幫助和資金、專業經驗，把村落保育下來。”

▲重振活力的荔枝窩。（圖片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

因電影《歲月神偷》保下永利街：“這是個很大的教訓”

“你怪我不夠笑容，不懂跟風變通。”——謝安琪《獨家村》

在十幾個參與過的項目中，有些至今讓區志偉耿耿于懷。

上環的永利街，“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永利街

永利街曾在1998年被劃定清拆重建，2003年開始啟動法定規劃程序。2010年初，因為任達華、吳君如主演，在永利街取景的電影《歲月神偷》在柏林影展獲獎后，因為電影在永利街取景，社會上突然間有要求全面保育永利街。

最終，香港市建局將永利街剔出重建范圍，以“原汁原味”保留全條街12幢唐樓，劃為“保育區”。

區志偉評價：“現在這個項目差不多完全支離破碎，用廣東話講，已經不像以前的面貌了。”但他并未完全否定這個項目，“在重建上可能不太成功，但在保育和歷史街區的保留上，做得比較好。”

即便如此，他從未想過放棄任何一個項目。“我啟動一個項目后，很少考慮中途放棄的可能性。”

他提到的另一個例子是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市建局最大的重建項目，也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市區重建項目，1998年公布，2007年項目啟動法定規劃程序，至今19年，仍未完成，他以此證明“永不言棄”的精神。

“從1998年初公布，至今已經28年了，盡管面臨諸多困難，但普通香港市民在觀塘區并未放棄，市區重建局也未放棄。”

他介紹，觀塘項目的主體部分其實已經基本完成——住宅部分差不多蓋完了，交通運輸、商鋪都已提供。他強調總體規劃的重要性，用了一個英文單詞——“Master Plan”(總體規劃)：“如果總體規劃做得，項目的進展就會朝著正確的方向，就像我剛才說的，要一路堅持下去，永不言敗，做到最好。”

“不搬龍門”：香港法治紅線的底線思維

“越美麗的東西我越不可碰。”——王菲《暗涌》

區志偉從事數十年城市更新，與許多著名企業打交道，是否面臨過誘惑？

“沒有。”區志偉的回答干脆利落，“香港的制度下有一個平衡，即你有機會接觸到資金，但利益也會有其他的平衡因素，包括你的上司、同事都會互相監察。香港有一個制度，好多年前就已經建立，叫做‘高薪養廉’，公務員制度和國企制度，其實每個人的收入都不錯，而你的收入亦反映你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正職以外的收益都可能是不正當的及犯法的，所以其實不太有人會愿意冒險犯法，因為不僅會被解雇，還會失去社會名譽地位，甚至可能受到法律懲處去坐牢。”

他講了一個身邊案例：“市建局有個員工在市區重建項目宣布前得知消息，通知家人和親友搬進單位，希望騙取搬遷補償利益。這員工在2004年因此被廉政公署拘捕，最后告上法院，判監兩年半，這種懲處得不償失。這樣的規矩能教訓很多人，別想輕易犯法。”

他對法律紅線毋庸置疑，“香港的紅線就是法律，那條紅線、底線沒必要，也不可能被突破。因為當我們突破法規時，基本上就犯法了，根本就不能去做。”

但他同樣認為，法制可以有所改進：“在工作過程中，我看到有些法制不公平，其實我認為在制度上我們應該容許反映問題。法律應該隨時間發展或改善，因為可能我們今天認為公平公道的法制，在有些地方，其實是不適合、不適當的，就應該改善。”

他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有個說法，叫做‘不搬龍門’，即踢足球時，不能為了足球而移動球門，如果覺得球門位置不對，比賽結束后再改。如果大家同意改進法制，我覺得任何時候都有改良空間。”

采訪最后，區志偉說了一句很樸素的話：“我們背靠祖國，這是我們最大的優勢。希望將來能一直朝這個方向前進，也希望多與內地交流，獲取更多經驗。”

從一個差點被學校開除的頑童，到主導香港多個標志性項目的規劃師，區志偉的職業生涯，是一部香港城市發展的微觀史。他說的“平衡”，不是和稀泥，而是在高速發展沖動與社會多元訴求之間，找到一個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支點。

他那一句“不搬龍門”，或許就是香港這座國際都市最底層的法則：規則可以更改，但不能在比賽中移動球門。

訪問外記

區志偉除了正職以外，也在過去數十年，參與多個大規模的社會服務及教育機構的義務工作，作管理委員及董事，包括圣公會福利協會，圣雅各福群會，圣基道兒童院及基督教家庭服務處等，他也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校董及教會中小學校董，并在2023年底通過香港中聯辦，加入廣東省工程師建筑師規劃師志愿服務協會。他深信「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及「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義務工作令他眼界擴闊，生命更加充實。他熱愛旅行，亦欣賞美食，也是一位馬拉松運動員，他覺得生活多姿彩，乃是實踐生命“平衡”的一個重點。

采訪：朱順忠

撰稿：許騰飛

攝影：曾秀萍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