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記、大歷史！古人日記如何折射世態百相？

來源 | 人民論壇網-人民論壇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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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日記是一種特殊的存在：既是私人記憶的基本載體，又是呈現古代日常生活與社會變遷的重要窗口。日記以私人記述的方式，將個人情感、家庭生活、社會信息、環境變化等有機地聯綴起來，表達出日記主人的人生志趣與當世生活的萬千鏡像，是頗為獨特而珍貴的價值所在。在古人的日記中，能折射出怎樣的世態百相與人生志趣？推薦閱讀！

歷史細節的微觀見證

日記中經常會記錄那些被正史所忽略的細節，看似微渺，但經由日記作者的經歷和觀察，能揭示歷史的宏大場景，一定程度上填補官方記錄的很多空白。

像明末清初身歷政治動蕩的侯岐曾，作為“嘉定三屠”中抗清名士侯峒曾的弟弟，在清兵掃蕩江南之際，被迫逃隱鄉間。從順治三年（1646）正月初一開始寫日記，有讓“后人稽考”的清楚目的，“執筆為新天子紀年，敬竢南都克復之后”。在日記中（《明侯文節先生丙戌、丁亥日記》），侯岐曾清楚地記錄清王朝在推行剃發令時，一方面設有“清發道”來推進剃發，另一方面明確記錄當時是按剃發的五種狀況來定罪的，即“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戌罪，留鬢不留耳，留發不留頭”。但他和堅持抗清的表弟楊廷樞等人一直不剃發。日記中保留了大量潛伏鄉間抗清復明人士的言行，包括陳子龍、夏完淳、顧咸正、顧天逵等人，直到1647年五月初十他被捕為止。日記中體現的那種“無刻不經歷龍潭虎窟，宛轉刀山劍樹之下”的生活，讓人感到驚心動魄。

晚清重臣、同光兩朝帝師翁同龢，在長達數十年的官宦生涯中，幾乎每日必記。因其身份的敏感，翁的日記內容相當克制，即便如此，還是能提供很多晚清政治、宮廷秘辛、中外關系的信息。例如，在甲午戰爭期間，翁同龢記錄了清政府內部的主戰派與主和派之爭，以及李鴻章等人在戰爭中的具體表現，甚至有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頤和園的記載。當然，日記中還有很多日常生活與社交方面的記錄。例如，在書籍收藏與交流方面，有與同僚、同鄉、門生、朋友等人間的贈書活動；也有他讀書的記錄和體會，如咸豐十年三月，他先讀王陽明的《傳習錄》，后讀明末清初思想家孫奇峰的《夏峰集》，就說“夏峰之學本于陽明，而不及陽明之精萃”；再如，他常去京城書肆中的三槐堂讀書，咸豐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三槐堂看書，終日未食”，不久，又去三槐堂，帶回十幾種書。這些都能體現他個人的意義追求所在。

社會生活變動的窗口

日記按日排寫，確實像流水賬的記錄形式，將每天的內容詳略不一的記錄下來，卻極能體現日記所處年代的生活風貌。

宋代陸游的《入蜀記》，記錄了作者從乾道五年底開始赴任夔州通判途中的各種見聞，包括風土人情、城市布局、經濟狀況甚至物價水平等。陸游坐船從紹興出發，順著大運河前往長江航道，乾道六年五月底到杭州時，他說“予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造天，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讓他無比感慨。

杭州從唐宋以后就是一個游覽名勝，后世寫述杭州的日記甚夥。像元代鎮江人郭昇的《客杭日記》（又稱《云山日記》），雖然僅存短短四十三天記錄，卻詳細描繪了元代至大元年（1308）杭州城的商業繁榮景象，包括商業店鋪、市場交易、航船交通、大眾生活、宗教信仰等，比較生動。

晚明嘉興文人李日華的日記（《味水軒日記》）中，有不少關于江南水災、民間信仰、社會矛盾的記載，如萬歷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連日俱酷熱，農人憊于桔槔，諸鄉紳以與嘉善爭糧事，相約往杭謁外臺藩臬”。同時也有很多對工藝技術、古籍流傳、書畫鑒藏、藝文活動的記錄，都是文化傳承的重要印證。

到清代，日記的數量更為龐大。福州人林則徐在晚清官場上政治卓著，寫過不少日記，時間涉及嘉慶十七年（1812）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最后一年是他前往新疆的《乙巳日記》，記錄了他在新疆地區的行旅生活。有一天他寫到曾屬喀什管轄的曲惠，十分詳細：“地土頗潤，有地可耕，從前喀城所轄。本有屯兵三百名，種地納糧，分為三工。頭、二工皆近城，此處為三工地，原派兵百三十名耕之，去歲改屯安戶。聞土人云，此處則土魯番人李姓一家包種也。有居民數十家，鋪戶數家，頗潔凈。”后來到了七克騰木軍臺，準備前往巴里坤鹽池的路途，全是戈壁，無處可住，有時風很大，累日不息，甚至可以吹走人馬和車輛。

湖南人李星沅的日記（《李星沅日記》）也很著名。李星沅是道光十二年（1832）進士，在陜西、四川、江蘇三地都任過高官。他親歷鴉片戰爭，對《南京條約》的簽訂也多耳聞目睹，在日記中對于投降派、侵略者的言行多有記錄。在他管轄下的江蘇省域，認為松江府最好，上海與南匯兩地最優，其次是青浦和金山，再次是華亭與婁縣。

較李星沅晚三十余年、出生于嘉定縣的王文韶，所寫的日記長達36年，詳細記錄了他在湖南、河北等地出任高官的經歷；甲午戰爭后，他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戶部尚書等職，贊助“強學會”，統籌北洋海防，興筑京漢鐵路，奏請設立北洋大學堂。日記所述，都是晚清政治中的重要事件。同治六年（1867）正月十九日，他聽人講述林則徐火燒鴉片時曾許諾給洋人償銀40萬兩，最后也沒有給。六月初九接見一位河南來的候補知縣方殿元時，注意到方氏見他的家人都很奴相，就很鄙薄其為人，正告他“州縣為地方正印官，職分并不為小，先要講究立品，然后可以治民”。

吳江縣的一名鄉居地主柳兆薰（柳亞子的曾祖），擁有約三千畝的土地。他所寫的日記（《柳兆薰日記》），涵蓋咸豐九年（1859）至光緒十六年（1890）的時段，細致記錄了太平天國戰爭前后的逃難、收租、掃墓、游覽等生活，有時沒事可記，就寫“今日無事”；咸豐十年元旦，柳家人一早就起來拜如來佛，在家祠內拈香虔叩，飯后一起到萃和堂禮拜五代暨祖父母神像；十四日到北厙掃墓后，碰到好友談及杭州城在戰爭中的慘狀，十分感慨，認為他所居的吳江鄉下真是個“福地”。有時在日記中對鄉間有人大作威福表示不滿，認為“人不可以肆志”。

在北方，清末太原赤橋村舉人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對宗教民俗、教育變革、生活日常、信息接收、鄉村劇演等，同樣有著全景式的記錄。比較有趣的是，劉大鵬還嚴厲地批評了地方上的士風：“當今之世，士風甚壞，……士林之內多浮文而少實行，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諸端，亦皆不講。”

意義追求的表達

日記內容，大多屬于個人塑造的“小世界”，呈現出日記主人立體而復雜的面貌及其真切和特別的內心世界，也能直觀地表達出其中蘊含的意義追求。

像上海城內豫園的主人潘允端（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在其長達三十多萬字的日記中（起于萬歷十四年，止于萬歷二十九年），很多是書籍購買、奴仆選購、地產交易、租佃活動、家居經營、戲曲觀賞、社會交游等內容，有時會因串戲的小廝不在家中，而感到特別“冷落”；潘允端經常購藏一些珍貴的書籍，如花費白銀5兩買入全套的宋版《通鑒紀事》，費1兩6錢買入沈周的畫，還用6兩銀子典到一部宋版的《兩漢書》。（《玉華堂日記》）

李日華撰寫《味水軒日記》，處在社會變化復雜、生活比較繁盛的萬歷年間。李日華在日記中保留了藝文交游、古物鑒藏等內容，占了整體日記的十分之八九，其他就是時事、異聞怪物、酒苑花鳥等，體現出其精神世界與生活逸趣。例如，有時他連日點讀《楞嚴經》，認為有“靜定”的功效；有時在春天為品嘗新茶，專門坐船去蘇州，往返五天時間；有時在家中聽妻子大講釀酒方法；有時連日幫人排解麻煩，深知古人所說的退步讓步是“大熱惱中一杯甘露”。在日記中，既有從品茶、焚香、蒔花到賞月、聽雨、觀雪的日常瑣碎記錄，又有與古人相知笑樂的精神活動，是其時很多文人的價值追求和極致風雅，也是個體生命中文明延續最精致的表達。

明末官員祁彪佳的日記（《祁忠敏公日記》）中，不僅記錄了政治活動與社會危機，而且詳細描寫了當時江南地區的園林藝術、戲曲演出、書畫鑒賞、文人雅集等文化生活，反映了士大夫精致化、藝術化的生活方式。

明末嘉定文人黃淳耀在領導地方文人結社“直言社”的過程中，非常重視寫讀書日記，并要求他的學生們也這樣寫讀書日記。侯岐曾的長子侯玄汸就曾讀過他的老師黃淳耀參加直言社活動后的感受日記，里面有“今乘色力強健時，日日提撕，刻刻鍛煉，成就世間一了事丈夫，亦不枉堂堂地作個男子”這類感喟，讓玄汸十分震動，成了他以后努力的方向。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十日至二月十四日，在黃淳耀的學生張德符（侯玄汸的表兄）家中舉行了“直言社”活動，黃淳耀的日記中有相關記錄，既有“學問之道”的論述，也有“求進”“尋向上去”的自我要求。（《月蟬筆露》）

至于黃淳耀于崇禎十七年春天的日記（《黃忠節公甲申日記》）中，多是自己學習理學、與朋友門生討論人生理想和自我修養的內容，每天都在提振自己的精神，不容松懈。他還強調說“與人說一句話，便有成物作用在內，若謔浪笑敖及順口應人，便是不誠無物”了。還說，人生修養中，“善念既相續，惡念自然不生”。

柳亞子的高祖清代詩人柳樹芳的日記（《柳樹芳日記》）中，不僅記錄了柳家人在鄉間的日常生活、社會交往、風土人情，而且比較重要的，是柳氏在道光年間為推動刊刻理學名臣陸隴其的《三魚堂日記》的努力，能體現出柳氏為人為學中對于陸隴其的崇敬和學習的心態，認為陸氏日記是“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者”“先儒手澤，字字當作布帛菽粟觀”。至于《三魚堂日記》，則貫穿了陸隴其作為一名理學家而懷持的強烈的經世濟民情懷，陸隴其也愿意接受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科技文明，認為“西人最巧算”。

曾國藩的日記被視為個人自省與修養記錄的典范。曾國藩每日“三省吾身”，記錄自己道德修養上的點滴進步，并會寫札記自警，如“端莊厚重是貴相”“心存濟物是富相”“朝聞道，夕死可矣”“平易近人、樂道人善”，等等。曾國藩每天要處理大量的公務、雜事，有時間空檔，還要讀書。《左傳》《五代史》這樣的史書，是他在工作間隙常閱的。這種比較苛刻的道德提升和自我審視，體現了傳統士大夫對道德理想的追求。（《曾國藩全集·日記》）

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后從上海重返蘇州故園的顧文彬，再次尋找機會到北京候補官缺。在漫長的候缺過程中，不斷寫信給蘇州家中的兒子顧承，要求他在安排好顧家在蘇州的生活外，還要加強孫子輩的書畫知識學習，每月要給孫輩安排六期“講究書畫”功課，作為家族教育之要事。顧文彬的具體設想，是要求顧承親自負責講論，包括人物、書法、畫理到價值各方面，以達成他們家業保存與書畫收藏傳世的理想。（《顧文彬日記》）

劉大鵬在《退想齋日記》中曾提出了“五戒”的自我要求：“戒多事，多事則致侮；戒多言，多言則招尤；戒多動，多動則得咎；戒多欲，多欲則紛心；戒多費，多費則受困。”深蘊教化意義，同時，他還提出了“八本”之說，即“以謙退為保身之本；以安祥為處事之本；以涵容為待人之本；以灑脫為養心之本；以不求為敦品之本；以退想為快樂之本；以耐煩為進德之本；以淡泊為養生之本。”這些，皆可謂個人內心情感的鏡像。

概括來觀，從日記中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傳統士人心態的變化軌跡。不同時代的人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記錄生活、表達情感、思考存在。日記雖然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但能折射出社會變遷的軌跡、時代精神的風貌。每一本古人的日記，都是一扇時光之窗，透過它，我們可以窺見歷史過往的溫度與細節。

上文略有刪減

選自 | 《人民論壇》雜志 2026年第8期

原標題 | 碎墨中的歷史細節——古人日記中的世態百相與人生志趣

作者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導 馮賢亮

新媒體編輯 | 常宇峰

原文責編 | 李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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