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向中國賠罪，高市突然雙膝下跪，畫面傳遍全球，作秀意味明顯

很多人第一反應是拿它和1970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的＂驚天一跪＂做對比。但兩者之間有天壤之別。

勃蘭特當年跪下的那一刻，面對的是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那正是德國罪行最深重的對象。他跪的方向和懺悔的對象完全對應。而高市早苗呢？二戰中日軍對亞洲各國的侵略規模和殘忍程度，遠遠超過了太平洋戰場上的日澳沖突。

南京三十萬死難者、數以萬計的慰安婦受害者、東南亞的萬人坑——這些是日本侵略戰爭中最沉痛的傷疤。高市的膝蓋沒有朝向這些傷痛最深的方向彎下去，偏偏選在了南半球。

不得不提一個時間上的＂巧合＂。就在5月4日下跪之前不到兩周，4月21日，高市早苗剛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向供奉有14名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供奉了＂真榊＂祭品。

緊接著4月22日，她又通過自民黨總務會長有村治子用私人費用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玉串料＂。同日，126名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集體參拜了靖國神社。也就是說，高市一只手剛給甲級戰犯遞完祭品，另一只手就在堪培拉替那些被甲級戰犯殺害的澳大利亞士兵獻上鮮花。同一個人、同一雙手、前后不過十來天，干了兩件方向完全相反的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4月21日的記者會上，對高市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一事表示堅決反對、嚴厲譴責，并指出靖國神社是事實上的＂戰犯神社＂，今年恰逢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

韓國外交部也公開表示＂失望和遺憾＂。日本政客參拜及供奉祭品的行為，持續受到國際社會譴責。可就在這樣的國際輿論環境下，高市轉身飛去澳大利亞，擺出了最高規格的悼念姿態。

那么，她到底在換什么？答案藏在幾周前簽下的那份軍火合同里。4月18日，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登上日本軍艦＂熊野＂號，與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馬爾斯簽署了一份軍火合同——日本將為澳大利亞建造多達11艘＂最上＂級升級版護衛艦，總價值超過100億澳元。

這是日本二戰戰敗以來首次向海外出口具備完整作戰能力的軍艦。這筆交易對日本來說不只是一單生意，它是日本軍工產業走向全球市場的＂第一槍＂。

戰俘營里的虐待更是駭人聽聞——在2.2萬名被俘澳軍中，大量士兵遭受了非人對待。這段歷史在澳大利亞的國家記憶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堪培拉戰爭紀念館甚至曾經把日本旭日旗投影在入口地面上，讓每一個進館的人都從上面踩過。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澳大利亞國內要通過一份日本軍艦采購協議，政治上肯定需要一些鋪墊。高市的下跪恰好提供了這個鋪墊。它給了澳大利亞政府一個可以對國內交代的政治敘事——＂你看，日本首相都在我們的紀念館前跪下了，兩國可以翻開新的一頁＂。至于這份懺悔是真心還是表演，在政治操作的層面上，已經不那么重要了。

有意思的是，日本主流媒體對這一幕的報道極其低調，幾乎一字不提＂下跪＂這個細節。原因很可能是擔心高市的國內支持者看到后會炸鍋。要知道，高市早苗的政治底色是自民黨內最右翼的那一塊。

她公開稱靖國神社是＂和平之社＂，近20年來幾乎每年都參拜。2021年她競選自民黨總裁時就放話說，＂作為一名日本人，無論我擔任什么職務，都會繼續參拜＂。給國內保守派看的是＂硬骨頭＂形象，給西方盟友看的是＂知懺悔＂形象——兩套面孔，服務于同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就是修憲。2026年4月12日，自民黨在東京召開70周年黨大會，高市早苗在會上宣稱＂由日本人自主進行修憲是自民黨的基本方針，現在時機已經到來＂。她力推的修憲方向主要有三個：將自衛隊寫入憲法第九條、增設緊急事態條款、優化參議院選舉投票程序。

其中最要緊的就是第一條——一旦自衛隊被寫入憲法，日本在法理上就擁有了正式的軍事力量，＂和平憲法＂的約束將從根本上被瓦解。

在2026年2月8日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拿下316席，超過眾議院總席位的三分之二。這意味著在眾議院層面，修憲動議已經湊夠了門票。

不過參議院這邊，執政聯盟還沒拿到三分之二，所以高市目前的重點是在參議院拉攏支持，同時在社會上營造修憲的輿論氛圍。而在國際上，她需要讓世界覺得＂日本已經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了＂，從而降低對日本重新武裝的警惕。在堪培拉的那一跪，正好承擔了這個功能。

日本在軍事上的動作也在全面加速。高市政府正在醞釀放寬武器出口規則，方案包括取消此前僅限五類非戰斗用途裝備的出口限制，原則上允許包括殺傷性武器在內的成品出口。

自民黨與執政伙伴日本維新會已經在聯合執政協議中明確提出要廢除這些限制。更值得注意的是，原本作為武器出口＂剎車措施＂的國會事前審查權，也計劃被降格為事后通知。換句話說，國會連＂過問一下＂的權力都快要保不住了。

在對華關系上，高市政府的態度同樣趨于強硬。2026年4月10日，日本發布新版《外交藍皮書》，將沿用十年的對華定位從＂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下調為＂一個重要鄰國＂。

高市此次出訪的路線也值得玩味。5月2日她先到了越南河內，向胡志明陵墓獻了花圈，提出了防務合作意向。越南在二戰期間同樣深受日本侵略之苦，1945年的大饑荒導致數百萬越南人死亡，日本的掠奪政策是直接原因之一。但在越南，高市并沒有下跪。同樣是曾經被日本侵略的國家，待遇卻截然不同，這種區別對待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國內也并非一邊倒地支持高市的路線。4月8日晚，約3萬名民眾在東京國會議事堂前集會，抗議高市推動修憲等政策。當天全日本共有160余個地點舉行同主題抗議活動，參與人數總計接近5萬。

日本經濟新聞的民調顯示，在＂希望首相優先處理的政策課題＂中，修憲長期處于靠后位置，3月份的數據僅有11%。日本老百姓更關心的是物價上漲、實際工資縮水、養老金困境這些實實在在的生活問題，不是首相跑到南半球去演一出懺悔大戲。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高市試圖把澳大利亞更深地拉入針對中國的安全框架中。日澳此次達成的協議重點聚焦在關鍵礦產、能源安全、軍事合作方面，兩國還公開對稀土出口限制表示＂強烈關切＂，并要通過投資和補貼共同開發替代來源。

但澳大利亞有自己的賬要算。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鐵礦石、天然氣、農產品出口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堪培拉可以和東京簽安全協議，但讓它完全站到對華遏制的第一線，恐怕沒那么容易。安全上的日本和經濟上的中國，對澳大利亞來說是兩本不同的賬，誰也替代不了誰。

說到底，一次下跪能不能代替真正的歷史反省？恐怕不能。德國用了幾十年時間在教育、立法、紀念活動等各個層面構建了系統性的反省體制，才讓勃蘭特那一跪成為真正有分量的歷史瞬間。

而日本至今不肯在教科書中正視侵略歷史，不肯用＂戰敗＂二字替換曖昧的＂終戰＂，靖國神社里甲級戰犯的牌位依然高高供奉——在這種背景下，再多的下跪也只是姿態，不是懺悔。

堪培拉那一跪，歸根結底暴露的是高市的選擇邏輯：對西方可以彎腰，對亞洲鄰國連正眼都不愿給。這種選擇性的＂贖罪＂，比不道歉還令人心寒。因為它傳遞出的信息太明白了——日本不是不會跪，只是看給誰跪，能換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