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延安七大：七百余人冒險赴會，多人犧牲在路途上

現在咱們出遠門開個會，打飛的坐高鐵，撐死一天也到地方了。八十多年前開一場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難到超出所有人想象。中共六大1928年就在莫斯科閉幕了，誰能想到下一次大會，一等就是十七年，前前后后八次敲定會期，又八次因為戰事被迫取消。

七百多名參會代表分散在全國各地，抗日根據地、國統區、日偽占領區都有。想要把這些人集中到陜甘寧邊區，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騾馬和兩只腳。所有好走的鐵路公路，幾乎都被敵對勢力牢牢控著，根本沒法走，代表們只能繞路，靠一雙腳趟出一條去延安的路。

華南地區的代表出發最早，1939年11月，廣東和香港的代表團就分批往北走了。為了避開日軍的密集據點，他們不能走直線，只能在幾省交界的地方迂回繞路。這批人走到延安的時候，已經是次年十二月，整整走了一年零一個月。

路上最大的坎就是封鎖線，日偽在平原挖了很深的封鎖溝，炮樓修得密密麻麻。代表們為了藏身份，連武器都不能帶，連個記事本都不敢揣在身上。全得化裝成小商販、逃荒難民或是打工的農民，只要搜出一張帶字的紙，當場就會被處決。

女代表安建萍過敵占區的時候，隨身帶了機密文件。半路碰上敵軍檢查，文件馬上就要暴露，她沒有半點猶豫，直接騎馬沖向路邊懸崖。連人帶馬摔下深淵，文件沒落入敵手，她當場就犧牲了。

冀南區委代表魯賁的行程，停在了1940年五月。他跟著其他人往西走，跨越日軍控制的交通干線時，遭到日軍突襲。魯賁當場中彈身亡，像他一樣倒在半路的代表，有的留下了名字，有的連遺體都找不到。

陸路太難走，有人想著走海路碰碰運氣。1943年三月，新四軍第三師和第八旅的幾十名參會干部，在江蘇鹽河口登上了一艘木帆船。他們打算走海路避開陸地封鎖，到山東贛榆縣上岸。

沒想到船走到嵐山頭附近的時候，大清早撞上了日軍的巡邏艇。木帆船沒有重武器，根本擋不住日軍的機槍掃射，一點還手之力都沒有。第三師參謀長彭雄身中數彈陣亡，第八旅旅長田守堯帶人涉水登岸的時候，掉進深水區溺亡。

這一趟海路，一共犧牲了十六名干部，新四軍赴延安的參會隊伍，遭遇了非常嚴重的損失。敵占區危險，國民黨的防區也一樣要命。安徽無為地區，一支二十四人的代表隊伍往北走，被國民黨駐軍攔了下來。

這二十四個人全穿普通便裝，沒帶任何自衛武器，全部被扣押關進牢房審訊。國民黨軍方逼他們吐露中共內部情報和轉移路線，愣是沒有一個人說出半個字。最后，這二十四名代表全被秘密處決，一整隊赴會的干部，就這么沒了。

能活著走到延安的人，哪個沒經歷過九死一生。新四軍一師二旅副旅長段煥競和妻子李珊接到通知的時候，女兒剛出生沒多久。1943年春天，夫妻倆背著剛出生的嬰兒從江蘇出發，幾個月里穿過二十多道封鎖線，途經八百里敵占區。

在江蘇漣水縣歇息的時候，段煥競一家被日軍包圍了。段煥競帶頭沖出去之后，才發現妻女沒跟上來。李珊抱著孩子跑不快，混在傷員里躲進了老鄉的隱蔽處，等到日偽軍撤走，一家人才重新會合，1943年深秋，他們終于走到了延安。

劉少奇當時在華中局主持工作，接到電報催他回延安參會。1942年三月，他化裝成商人從蘇北動身，隨行的保衛人員都扮成了挑夫。一行人走了整整九個月，跨越了一百零三道封鎖線，同年十二月底才到達延安。

這種跨省趕路，全靠沿途的地下黨和護送部隊接力送。地方向導帶路，走到交界地帶，就換下一個聯絡人接著走。過津浦鐵路的時候，隊伍經常得在荒村里躲十幾天，等日軍巡邏隊過去，再趁黑夜一口氣跑出一百多里地。

早早到了延安的代表，也不能馬上開會。1940年就到的人，先被安排進中央黨校學習，或是分配到邊區機關工作。大家一邊種地紡線解決吃飯穿衣的問題，一邊等著還在路上的同行，只是有些同行，永遠都等不到了。

新四軍和東南局推選的四十二名代表里，只有一部分人走到了陜北，另一部分永遠留在了半路。具體有多少人倒在赴會途中，到現在也沒有一個絕對精確的統計數字。1945年，大會的會期終于定下來了。

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沒有半分鋼筋水泥，全靠延安本地的磚石一塊一塊砌成。四月二十三日大會開幕，走了一年多的、等了五年的代表，拿著紙質代表證挨個進場。證件上蓋著紅色印章，手寫著每個人的編號。

段煥競和李珊手里的代表證，編號是六百二十二號和六百六十二號，這張長八厘米寬六厘米的薄紙片，在戰火里被完好保存了下來，它是夫妻倆歷經生死最好的憑證。更多發出去的代表證，跟著主人陣亡，或是被當場銷毀，遺落在荒山里，再也沒機會被門口的警衛查驗。

七百五十五名與會者坐在磚石壘起的地面上，完成了這場延誤十七年的大會。放在今天，誰也沒法想象，出門開個會居然是拿命賭的活。當年那些鎖上家門，背著襁褓里的孩子出發的代表，早就料到路上可能沒命，還是義無反顧往前走。現在的我們坐著高鐵飛機出門，真該多想想當年這群人，到底是憑著什么闖過了這一道道鬼門關。

參考資料：人民網 1945年延安七大赴會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