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元經濟研究 | 從“數據要素”到“詞元價值”——新質生產力價值計量體系的演進與建構

編者按

詞元經濟正在打開經濟學中長期被視為“黑箱”的技術進步過程，使知識參與價值創造的方式首次變得可觀測、可計量。當前，圍繞詞元經濟涌現的一系列新問題，呼喚理論研究的前瞻回應。自本報有關詞元經濟研究系列報道及征稿啟事發布后，我們得到廣大讀者的積極回應，已經收到大量高質量來稿。稿件研究視角多元，反映出詞元經濟作為智能經濟新形態的核心議題，已引起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廣泛關注。鑒于報紙版面容量有限，同時為增強研究成果發布的時效性，中國經濟時報在微信公眾號推出“詞元經濟研究”欄目，選登部分優秀來稿及后續系列文章，旨在匯聚各方智慧，為智能時代的產業實踐與政策治理提供分析框架與決策參考。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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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據要素”到“詞元價值”

——新質生產力價值計量體系的演進與建構

■魏巍 侯燕磊

每一次生產力的重大躍遷，都會催生相應的價值度量工具。工業文明以貨幣量化勞動，信息文明以比特衡量傳輸，智能文明面臨的挑戰更為復雜，如何為人工智能（AI）所生成的“認知輸出”賦予可度量、可定價、可交易的經濟屬性，成為關鍵問題。詞元（Token）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走進政策視野的。從國家層面明確詞元是智能時代的價值錨點，到關于行業高質量數據集建設的政策文件提出探索詞元交易等新型數據集交易模式，再到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部署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這一系列政策信號的連續釋放表明，詞元的意義已遠超一個技術計量單位的定義，而在于它代表著智能經濟自覺尋找自身價值秩序的系統性嘗試。

每個時代都有適應其自身生產方式與價值邏輯的計量語言：從比特到詞元，衡量的對象已悄然發生質性躍遷

技術—經濟范式協同演進規律表明，計量標準的代際躍遷從不囿于技術層面的升級，而是生產方式與價值重構的深層映射。比特（Bit）的興起，回應的是信息如何存在與傳輸的問題。二進制編碼賦予一切信息以最小表達單元，奠定了信息產業定價的底層邏輯，帶寬、流量、存儲，無一不以比特或其倍數計價。字節（Byte）在比特基礎上擴展為容量的通用標準，推動了軟件、內容與數字服務的規模化交易。然而，比特和字節所計量的，始終是信息的物理屬性。它存在多少、占用多少空間、傳輸多快。信息本身的語義價值，始終游離于計量體系之外。而今，詞元（Token）的出現，將計量對象推進到了一個全新的維度。其度量的是大模型將算力、數據與訓練積累轉化為可用認知輸出的過程和結果，即智能活動本身產出了多少“能力單元”。這是人類第一次嘗試對“認知勞動的輸出”進行標準化計量。

由此，價值計量的邊界，第一次從“物”的傳輸與存儲，延伸至“智”的生成與兌現。現實數據也直觀地印證了轉變演進的深度與速度。國家數據局數據顯示，我國日均詞元調用量從2024年初的1000億，到2025年底升至100萬億，2026年3月突破140萬億，兩年增長超千倍；全球范圍內，我國詞元調用量占全球總量的36%，持續居于首位。智能活動已以極高頻率滲入生產、交易與服務各個環節，詞元的計量價值正在從工程師的后臺參數演化為可定價、可結算、可交易的商業前臺市場變量。進而言之，詞元攜帶的語義密度，使其具備比特所不具備的質量維度。相同數量的詞元，承載的知識復雜度、任務難度和結果可靠性可能天壤之別。正因如此，詞元經濟的核心競爭從一開始就指向能力密度，而非規模堆砌，這一特征，深刻影響著其后價值體系建構的整體邏輯。

生產側與需求側雙向錨定，詞元價值形成有其內在機制

詞元作為智能時代的基礎計量單位，其價值形成遵循能力供給與場景兌現雙向錨定的核心邏輯，既區別于工業時代物質產品的成本定價模式，也超越了信息時代比特、字節的物理屬性定價框架。從生產側看，詞元價值的形成涉及三個相互耦合的要素層。算力層是詞元價值形成的成本硬約束。單位詞元生產所消耗的能源與計算資源，構成詞元定價不可突破的物理下限。在三層要素中，算力是唯一具有完全物理錨定意義的維度，其成本結構直接制約詞元服務的可及性與規模化路徑；數據層是詞元價值的語義密度上限。訓練數據的質量、標注精度與場景覆蓋廣度，直接決定詞元可承載的知識容量與推理深度；數據質量的天花板，即詞元認知能力的天花板，二者之間不存在可繞過的替代路徑；模型層是詞元價值的轉化效率放大器。在算力與數據投入既定的條件下，模型架構、訓練策略與對齊質量共同決定將輸入映射為有效輸出的能力水平，即單位詞元所能釋放的實際效能。

從需求側看，詞元的市場價值同樣受三個維度約束。場景復雜度決定單位任務的價值密度，復雜法律推理、工程仿真、多步戰略規劃等任務的詞元價值，遠高于通用問答等低復雜度場景；結果可驗證性決定價值兌現的確定性，只有當詞元輸出能夠直接對應可量化、可核驗的業務成果時，其價格發現機制才具備穩定基礎；可替代性決定市場定價的議價權，具備行業知識壁壘、能完成專屬任務的垂直領域詞元服務，其定價能力顯著強于同質化的通用大模型服務。

詞元的特殊價值，在于它將生產側的“能力供給”與需求側的“場景兌現”銜接為一個可結算的界面，使原本難以計量的模型能力獲得了市場化表達的可能，使原本難以定價的數據質量找到了外部驗證的渠道。但同時，這一機制也揭示出詞元經濟潛在“數量與價值脫鉤”的系統性風險。當大規模詞元調用服務的是冗余信息生成而非切實的能力兌現時，調用量的增長就難以真實反映價值創造的深度。詞元數量是價值計量的必要條件，但絕非充分條件。“詞元通脹”與“智能紅利”之間，橫亙著數據質量、模型能力和場景驗證三道真實的門檻。這亦是理解詞元經濟長期健康性的關鍵判斷。

從“數據要素”到“詞元價值”，新質生產力價值計量體系面臨結構性重構

詞元的出現，不僅帶來了一個新的計量單位，更從底層重塑了既有價值計量體系的基本預設，推動新質生產力的價值秩序從“要素占有”向“能力兌現”深度轉型。

過去十余年間，圍繞“數據要素”展開的制度建設，已逐步形成以產權結構性分置、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為主干，并疊加登記、授權運營、入表等制度實踐的數據治理框架，在既有實踐中，數據價值常被偏重于以存量確權、資產入表和靜態估值的方式加以呈現，但這一框架在智能經濟階段正日益顯露邊界。其一，數據本身并不直接產生價值，只有經由模型轉化為認知輸出，數據的潛在價值才得以兌現，單純對數據存量進行計價，難以反映其在智能生產函數中的真實貢獻。其二，數據價值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賴性，同一數據集在不同模型、不同任務、不同場景下所釋放的效能差異巨大，脫離使用場景的靜態估值容易產生系統性偏差。其三，數據要素的治理框架以“要素”為中心，而智能經濟的價值創造以“過程”為中心，前者關注誰擁有，后者關注誰能用、用得多好、用出多少。

詞元價值的提出，恰恰回應了這一深層矛盾。它將計量的重心從“要素存量”轉向“能力流量”、從“擁有什么”轉向“生成什么”、從“靜態資產”轉向“動態兌現”。在這一意義上，詞元并非數據要素的替代品，而是數據要素價值在智能時代的實現形式。數據要素解決的是“從哪里來”的問題，詞元價值解決的是“到哪里去”的問題；前者構成智能生產的輸入側制度基礎，后者構成智能生產的輸出側計量基礎。二者共同構成新質生產力價值計量體系的兩端。

由此觀察，新質生產力價值計量體系的重構，至少呈現三個方向性特征。一是計量單位從“存量單位”向“流量單位”演進。比特、字節描述的是信息的靜態容量，數據要素的估值亦多以規模、條數、字段為基礎，而詞元本質上是一個過程性、生成性的單位，它記錄的是智能活動發生的頻次與強度，使智能能力獲得了更細顆粒度、可持續追蹤的動態計量單位。二是價值錨點從“成本導向”向“能力導向”遷移。傳統計量體系以投入成本為定價基礎，而詞元價值的最終落點在于其所承載的認知能力能否在具體場景中完成兌現，成本只是下限、能力才是上限，這使價值計量體系從被動記錄轉向主動發現。三是治理重心從“要素配置”向“過程信任”轉移。當計量對象變為智能生成過程，如何確保詞元輸出的質量可核驗、結果可追溯、責任可歸屬，便成為制度建設的新焦點，價值計量與治理信任在詞元這一界面上實現了結構性融合。

以詞元為樞紐，系統建構適應智能經濟的價值計量與治理體系

以詞元為樞紐加快構建新質生產力價值計量體系，既是推動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現實需要，也是我國在智能文明時代塑造新型比較優勢、夯實高質量發展根基的戰略選擇。當前，詞元價值要真正成為智能經濟的價值秩序基石，還需在制度層面完成從技術計量單位到經濟治理單位的關鍵躍遷。

第一，推進詞元相關計量規范研究，逐步建立分層標準體系。應加快推進詞元相關術語、計量口徑和接口規則研究，逐步形成跨模型、跨場景可比的基礎規范。在此基礎上，分行業、分場景構建差異化的質量評價體系，針對法律、醫療、金融、工程等高價值領域，建立詞元輸出的準確性、可靠性與可解釋性評估指標，使“數量計量”與“質量計量”并行推進，防范“詞元通脹”侵蝕智能紅利的真實基礎。

第二，探索以詞元交易為載體的新型要素流通模式。推動高質量數據集商業模式從基礎數據包銷售向API（應用程序編程接口）調用、能力訂閱、結果計價等多元化方向演進，推動高質量數據集、垂直領域模型與真實業務場景在流通環節實現有效的價值發現。可依托有條件的平臺和場景先行探索詞元交易規則、結算機制與信用評價體系，逐步形成可復制的制度樣板，為構建統一規范、競爭有序、定價透明的智能要素流通機制積累實踐依據。

第三，構建生產側與需求側雙向協同的價值驗證機制。針對詞元經濟“數量與價值脫鉤”的潛在風險，在生產側建立分級披露、可審計的能力說明機制，使詞元成本邊界、數據合規狀態和模型適用范圍具備外部可驗證性；在需求側建立以業務成果為導向的結果驗證機制，推動詞元定價與場景兌現效果直接掛鉤。可在重點行業探索建立“詞元投入—任務復雜度—可驗證成果”的三元對應關系檔案，使智能服務的真實價值能夠被持續追蹤與反復校驗，夯實詞元經濟長期健康運行的價值基礎。

第四，完善與詞元經濟相適應的治理與監管框架。詞元既是經濟計量單位，也是責任追溯單位，其治理體系須兼顧效率與安全的雙重目標。一方面，應將數據來源合法性、模型訓練合規性與輸出內容可控性等治理要求前置嵌入詞元生產鏈條，推動合規屬性成為詞元價值認定的內在維度，有效防范版權爭議、數據投毒、權限失控等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探索詞元計量數據在產業運行監測、場景績效評估、服務定價與監管審計等領域的規范應用，使詞元逐步成為觀察智能經濟運行質量的重要輔助指標，并健全跨部門、跨區域、跨主體的協同治理機制，為智能經濟的規范有序發展提供持續的制度保障。

（魏巍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市場與價格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侯燕磊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注：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主攻方向與政策保障研究”；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2026年基本經費課題“人工智能時代平臺算法權力、市場可競爭性與協同治理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

總 監 制丨王列軍車海剛

監 制丨陳 波 王 彧 楊玉洋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曹 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