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壇”彭明榜：53歲辭職開書店，我對人生不確定性著迷｜書脊上的假期

這是一份在實體書店持續承壓的十年里少見的“逆生長”履歷。

文｜《中國企業家》見習記者 陳浩

記者 馬吉英

見習編輯｜張昊 編輯｜馬吉英

圖片攝影｜鄧攀

編者按

五一小長假，除了遠行和宅家之外，其實還有第三種選擇。

AI加速一切的時代，你也可以走進一家書店，短暫告別刷屏的消息與視頻，隔絕在算法之外，與書中的人物進行一次緩慢而深遠的對話。

對有的人來說，這或許只是一個臨時興起的選擇，但對有的人來說，這已經是他們認真而執著的日常。

這個假期，我們帶來的是四位書店主理人的故事——他們守著實體書店，在高效、速成、預制的數字世界之外，用最“低效”的方式，等待每一個推門而入的靈魂。

在他們看來，閱讀提供的從來不是信息，而是喘息；不是標準答案，而是尋找自己的過程。

博爾赫斯說：“如果有天堂，那一定是圖書館的模樣。”從這些書店主理人的故事里，你或許能找到另一種參照：在AI時代，為什么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書店，更需要閱讀？

“我們讀書，因為我們孤單；我們讀書，然后就不孤單。”

愿你暫時離線，卻滿載而歸。

2017年5月1日，53歲的彭明榜從位于東四十二條的中國青年出版社辦完辭職手續，獨自走入北京暮春的胡同，陽光打在臉上，他覺得此前的人生好像“就等這一刻”。二十多年來，他從貴州鄉村中學教師、省委黨校教員輾轉入京，到《中國青年》雜志編輯部主任、中國青年出版社編審，再過幾年便可領取一份讓人艷羨的退休金。但他主動把人生最熟悉的那一頁翻了過去，在彼時的他看來，“一眼望到頭”的人生底牌實在讓人興味索然。

九年之后，彭明榜已創辦了五家書店：以詩歌主題立足的小眾書坊、以簽名本聞名的雍和書庭、試探商業化路徑的讀家書店、扎根社區的壹等書房，以及去年5月在地壇公園北天門內開張的“我在地壇”。不同于同行的規模化擴張，他把每一家店做成了差異化的“小而精”樣本：詩集、簽名本、社區、商業、景區，每個都是一次實驗。

彭明榜反復提到“不確定性”與“在地性”，前者關涉他對人生的態度，后者關涉他對生意的判斷。他很清醒：承認書店天然不掙錢，承認短視頻持續侵蝕閱讀時間，承認“今天若有年輕人說夢想是開書店，我會先問他家里有沒有礦”。但他同樣相信，在AI不斷重塑信息獲取效率的當下，一個城市里“免費、安全、低效”的公共空間反而會變得稀缺，稀缺就是價值。

世界讀書日，《中國企業家》在地壇北天門內與彭明榜對談兩個多小時。他用一位出版老兵的眼光，談他的店、他理解的史鐵生、他對“消費經典”的感悟。

以下是他的自述（經刪節整理）：

我鼓勵消費經典

2024年7月，在雍和書庭辦了一場叫“重讀史鐵生，重回地壇”的分享會，到場的人遠超預期。就是在這個活動上，我聽到了一項調查，說“00后”最喜歡的中國當代作家中，史鐵生排在第一。當時我就生出念頭：該開一家史鐵生的書店。

我先找了鐵生的妹妹史嵐老師，問她家在雍和宮邊上的舊居能不能租給我開書店，她爽快地答應了。但去現場看過之后才知道，那處房子產權性質是住宅，無法注冊；而且院子里還住著不少鄰居，開店勢必會打擾住戶。事情就此擱置了下來。

后來有一天，忽然靈光一閃：在地壇里開這家店不也很好嗎？

當時地壇公園在實施“文化興園、旅游興園”。我去找了公園領導，也找了區委宣傳部，得到了支持。最終落地的位置，是地壇北天門內一間使用面積42平方米的小房子。

42平方米實在不大，但門口便是“銀杏大道”的起點，一墻之隔就是上了熱搜的那兩棵國槐：樹干銘牌上分別寫著“認養人：余華的朋友鐵生”和“認養人：鐵生的朋友余華”。我們圍繞這個小房子做了不少設計：店招“我在地壇”四字集自魯迅手書，顏色由設計師孫初親手調出一種偏暖的橙紅，門口的欄桿印著24句中外名家的金句，門窗換成可向上折疊的玻璃。一切設計都是為了讓讀者愿意走進來、停下來。

進門之后，“在地”才是真正的內容。店里的兩千多冊書都是我親手挑選，分類標簽也全手寫。書架的圖書依次是：史鐵生專區，作為致敬的位置；旁邊是他的文學好友：莫言、余華、王安憶、陳村、汪曾祺、韓少功；再下來，是影響過他們那一代中國作家的卡夫卡、福克納、馬爾克斯、川端康成，以及尼采、海德格爾、薩特；最后是一面北京歷史文化的書架。

我們專門和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我與地壇》的獨家定制版，這個版本只在“我在地壇”書店有售。在設計這個定制版時，我們選取了地壇最老的那棵“老將軍柏”做封面。因為鐵生在文章里說過，設若有一位園神，那應該就是這些老柏樹。

我還邀請北京城市史專家李緯文為地壇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幸會地壇：從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地壇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到2030年是建壇500周年。我們早早選定將在今年6月21日夏至日做這本書的首發式，因為夏至正是歷史上皇帝每年來祭地祇的日子。開書店要注意挖掘在地的文化，這本書是我們對地壇的禮敬，也是給到地壇來的讀者的一個禮物。

“我在地壇”書店沒有Wi-Fi，沒有插座，也沒有“落座消費”的提示牌，這三條在今天的書店里都算逆潮流。我的邏輯很簡單，既然你已經走進了這家小店，就請專心閱讀。不要再辦公、刷手機、上自習。我鼓勵讀者把書的塑封拆開來看，看完不喜歡放回去就行。一本書如果從來沒有被人打開過，那才是這本書真正的悲劇。相比一本書的出場機會，這點損耗是值得付的成本。

曾經有人質疑，說我們這是在“消費史鐵生”。我說，不僅要消費，還要“大張旗鼓”。因為消費也是一種致敬、一種傳播。一個留下精神財富的作家，他的作品如果不被消費，結果就是被遺忘。時間極其殘忍，十年二十年沒人提起名字，這個名字就被時間的塵埃淹沒了。書店存在的價值，就是要拂去時間的塵埃，讓經典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能被人們看見。

經常有人問我，AI時代了，信息獲取效率這么高，開書店這件事是不是沒有意義了？我想，未來AI可能讓一部分人失業、讓在崗者的工作時長縮短，人們會有大量閑暇時間，總不能都用來叫外賣和刷短視頻吧。社區里如果有一個美好的文化空間，或許會有它的機會。

書店面對的困境，本質上和人類一切困境一樣——被困住，正是要往前走的理由。每越過一道困境，你就向前走出了一段距離。我對不確定性著迷。AI時代的書店是死是活，沒人能給定論；越是這樣，越要做下去看看。

從小眾開始

我在貴州當過鄉村中學教師、省委黨校教員。到北京后先做雜志，后做圖書編輯，1993年起先后在中國青年雜志社、中國青年出版社工作了23年零8個月。2017年5月1日，我辦完辭職手續，從東四十二條胡同一個人往西走。西邊的太陽照過來，打在我臉上，好像之前那二十多年都是為了走出院子這一刻。

但我不認為那些年走錯了，恰恰是它給了我53歲還敢走出來的勇氣。這個勇氣，不是簡單的人脈、資源，更多是一種綜合的能力。

辭職的初衷是為了能繼續做出版。我創辦了北京小眾雅集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定位是以中國新詩出版為主的小眾出版機構。在文學出版領域，小說、散文、兒童文學競爭已極為激烈，外國詩歌和中國古典詩歌也已經進入大眾出版范圍，唯有中國新詩仍然是個洼地。

之所以開書店，是因為我不想被關在寫字樓里做書。我想要一個能見到讀者、接待作者的窗口。第一家店叫“小眾書坊”，開在南鑼鼓巷邊的后圓恩寺胡同甲1號四合院里，是一家詩歌主題書店，采用“前店后社”模式，出版公司就開在書店里。2019年底開了第二家“雍和書庭”，定位是國內首家簽名本主題實體書店。后來在2023年開了讀家書店、2024年開了壹等書房，2025年開了“我在地壇”。

九年五家店，其實并不那么順利，也是開了關，關了開。我老伴說我開書店，不是在搬家，就是在搬家的路上。現在看淡了，書店和人一樣，有生必有死，有開必有關，沒有永垂不朽的。

這幾年，人們的讀書時間被短視頻搶走，購書幾乎全面線上化。許多曾經對實體書店信心滿滿的同行最近告訴我“對書店絕望了”。

行業現狀逼我們重新思考書店是什么。所謂“網紅書店”骨子里算不上好書店，我寧愿做一家好書店，而不是一家網紅店。好書店必須有好書、好活動，它可以有咖啡、文創，但書是靈魂，選品、銷售比例是底線。文創近兩年是風口，但風口只對有人流量的店成立；流量不夠還硬上文創，結果就是庫存。何況整個文創業的同質化已經很嚴重，我們家文創產品不多，但每一款都是自己設計、和書店的自身特點綁在一起。

未來的書店或許需要借助于某個大的IP。要么背后是一位足夠有分量的文化名人，比如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杭州的王小波書店、昆明的卡夫卡書店；要么所在地本身就是文化名勝……總之，書店需要人流和文化提供支撐。

未來三五年，我可能還會做一些嘗試：在人流量大的地方做面積非常小的主題店。雖然單平方米租金會很貴，但小店模式總體可控。反過來，越是有人愿意“免費”給你場地，越要警惕。能免費給你的地方，背后總有原因；引流難度可能極大，連員工工資都掙不回來。

如果今天有年輕人還跟我說“夢想是開一家書店”。我會很直接地說，你家里有沒有礦，如果家里沒礦，請慎重考慮。表面越美好的事，背后付出的代價往往越大。一顆大心臟、必要的經濟能力、可能失敗的心理建設，這三者兼具才可以進書店這個行業。

經常有人問我，書店對一個城市意味著什么。我的回答是，它是這個城市里一個很美好的細節。有時候人們對一座城、對人世間多一份珍惜與留戀，就是因為有這樣一些不起眼的細節。

書店這個行業的確不易。作為身跨出版和書店兩個行業的人，如果要發出什么呼吁，我想應該是：

第一，出版社應該把實體書店當作一條戰壕里的戰友，而不是不可信任的下游。給電商的折扣優惠那么多，是不是能給現金結算的民營實體書店更優惠一點。

第二，希望全社會認識到實體書店本身就有公益屬性，有條件的企業和個人可以通過捐助、設立獎項等方式支持實體書店的發展。

至于讀者讀不讀書，讀什么書，則是個人化的選擇，書店能不能活下去，更是整個產業鏈共同的事。

說到底，不可能指望這間42平米的小店對大環境有多大改變。開實體書店的目的，不過是讓讀者和一本又一本的好書相遇。

常有讀者告訴我，地壇是一處福地，是一個能量場，如果生活里有點小小的不如意，進來轉一轉，似乎就被治愈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到地壇，走累了的時候進這間小屋歇歇，順手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我與地壇》。這里是史鐵生《我與地壇》的文學現場，在這里讀《我與地壇》，感受史鐵生的生死之問，那將是一種多么奇特的精神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