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臨近卸任時把話說得很直白:當下全球核風險,已經被推到冷戰結束以來最危險的臨界點。
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大會上,古特雷斯直接點出幾個事實:去年全球軍費達到2.7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并且還是全球發展援助總額的13倍。
全球核彈頭總量在冷戰后首次出現回升趨勢,核試驗議題重新被擺上臺面,甚至連“發展核武”的想法也開始被一些聲音公開化。
把時間線往前梳理,會更容易看清問題的底層邏輯:國際安全秩序正在松動。過去雖然矛盾不少,但條約、核查以及限制措施多少還能發揮“兜底”的作用,相當于用一張網把最極端的風險攔住。
可在當下,美俄之間最后一項對戰略核武庫具有硬約束意義的安排也出現弱化,《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一旦失效,戰略核力量就會在很大程度上缺少明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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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現場的對立也把這種風險外溢表現得更明顯。古特雷斯發出警告后,美國與伊朗在會上直接進行公開對峙。美方指責伊朗“撒謊、混淆視聽”,并且擺出“你不具備發言資格”的強硬姿態;伊朗代表則反擊稱,美國是唯一在實戰中使用過核武器的國家,現在卻以裁判身份自居,這種做法缺少說服力。
從條約設計邏輯看,不擴散體系本應要求少數擁核國家承擔更大責任:減少核武器在安全政策里的地位,推進裁軍進程,并且避免用核能力去威懾無核國家。但現實中,一些大國在執行規則時呈現明顯的選擇性標準,導致體系的公平性被不斷消耗。
典型表現是:美國一方面高度聚焦伊朗核問題,另一方面對中東另一個被普遍認為擁有核能力的國家以色列長期采取“選擇性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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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至少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框架下接受核查;以色列既不加入條約,也不開放軍用核設施。在這種對比之下,外界很容易形成一種直觀感受:規則似乎只對某些國家生效,對另一些國家則可以“例外處理”。
這種不信任進一步催生“以自保為中心”的策略。伊朗提出用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來換取核計劃安全保障,表面上措辭強硬,本質上是把經濟與安全進行捆綁式博弈。
美國政客魯比奧將霍爾木茲海峽稱為伊朗的“經濟核武器”,雖然說法尖銳,但也點出了現實分量:這條海峽承載著全球約四分之一的海運石油貿易,一旦局勢失控,油價、供應鏈以及全球市場都會出現劇烈震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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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國際社會已經反復看到類似邏輯在不同地區出現。烏克蘭危機之后,更多國家開始意識到,紙面承諾并不自動等同于安全保障;中東局勢長期拉扯,也讓不少中等國家的安全焦慮持續上升。
在這種環境里,“不讓我安心,那就只能自我加碼”的心理很容易擴散。一旦這種心理成為趨勢,核擴散就不再是少數國家的單點問題,而會演變為整個體系共同承擔的高成本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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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表態被認為相對穩定且克制。中國多次強調“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并且明確提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國家和無核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同時,中國強調發展核力量以自衛為目的,不與他國比拼規模,也不參與核軍備競賽。
歸根結底,古特雷斯的警告并不是針對某一個國家,而是在提醒整個世界:核武器不應被當作政治籌碼,更不應被當作可以隨意交易的“硬通貨”。當大國習慣性運用雙重標準,中小國家開始懷疑規則的公平性,危險就會以更快速度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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