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文盲農民工在城里找不到廁所，只怪他們不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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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城市的一些廁所或洗手間，不寫“男”字或“女”字，直接畫一個頭像或身像，男頭像或男身像就是男洗手間，女頭像或女身像就是女洗手間，有的畫得一目了然，容易辨識，有的畫得太藝術或太潦草，不男不女，得瞅好一陣才能識別，覺得還不如直接寫上“男”字“女”字容易辨識。

這讓我想起往事，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的三爺、五爺和父親到蘭州城賣苦力，都是不識字人，滿大街找廁所找不到，有時就在廁所跟前不知道那是廁所，人家指出說那是一個廁所，走到跟前又分不清哪是男廁，急得團團轉。廁所寫一個“男”或“女”，對于不識字人來說太麻煩。

你說問人吧，也不好問，天水農村人都說“圈”，不說“廁所”，到了蘭州城你打聽“圈”，好多蘭州人聽不明白啥意思。再一個，好不容易解釋明白了，碰上城里的一些年輕人惡作劇，故意顛倒著指，把女廁指成男廁，讓你出洋相，他們在一旁哈哈大笑。

你還可能說，你跟著男的進就行，這對識字人來說好辦，認定這是廁所才跟進，可是，對于不識字人來說，人家出出進進的就一定是廁所？不一定吧，出出進進的門道太多了，他們還是迷惑。

三爺、五爺、父親以前在村里說起蘭州找廁所的為難事，都是辛酸口氣，怪自己不識字。

90年代進城的農民工多數才是識字人，才是找廁所容易了，可新問題仍然有，就是城市有的廁所收費，一次一毛兩毛，農民工往往是一年一結算工錢，平時身上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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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想說的是，如果七八十年代城市廁所除了寫“男”和“女”，也畫上男頭像或女頭像，就方便不識字的農民工，那時候天水農民工百分六七十不識字，“前30年”上不起學的。可是，城市的管理者就意識不到如何方便文盲農民工，意識不到掛一個性別頭像。

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思考了幾個，不知對不對。

一個是那時候還是濃厚的計劃經濟氛圍，即便80年代初改革開放了，但計劃經濟仍然是較大的冰山，計劃經濟沒有服務意識和市場意識，“客戶群體”是籠統的，不是細分的，具體在廁所問題上細分不出來文盲農民工這一“客戶群體”。再者，計劃經濟的氛圍是沒有創新意識，習慣于沿襲以往的做法，即便廁所的性別頭像在他們腦子里都是不會萌發的。

一個是那時候還是一元思維的“文字至上”時代，容易成為“文字特權”。無論是文化還是文明，它的載體是多元的，可以是聲音，可以是文字，可以是圖像，但我們在五六十年代“掃盲運動”中將文字的功用拔到最高，有意無意地服務于識字人，忽視不識字人，廁所標識就是一個例證。事情的反常是，有時候文字普及了一些，可是文明并沒有相應地擴容。

一個是封閉著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盡管80年代初期開放了，那只是相對前面30年，整體上只開了一條門縫，至于達到開門的程度是后來的事。事實上，1920年代維也納的廁所就有圖像標識，專門給不識字的移民工人服務的。如果我們是開門的開放，外來信息采集容易，七八十年代也學人家在城市廁所有性別圖像，方便文盲農民工，可我們是封閉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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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思考這三個原因吧，不知道還有其他原因沒。

你就會發現不一樣了——

七八十年代文盲農民工進城找不到廁所，三爺、五爺和父親是從自己身上找問題，怪自己不識字；

我呢，是從國家層面從城市層面找問題，怪城市管理者，沒有千方百計想辦法為不識字人服務。

（作者：李成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