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先后訪問越南和澳大利亞。在河內,她獲紅毯、儀仗隊和軍樂團迎接;而在堪培拉,停機坪無紅毯、無儀仗隊,澳總理阿爾巴尼斯未安排正式雙邊會晤,僅作短暫交談。同為日本防務伙伴,接待規格差距懸殊,澳方的顧忌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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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源于東京審判的有效法律約束。東京審判將日本戰爭罪行納入國際法判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的破壞和平罪、戰爭罪、違反人道罪至今有效。日本1951年簽《舊金山和約》接受審判結果,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也承諾反省戰爭傷害,這些均具法律約束力。
但高市上任后屢屢挑戰這些承諾:以首相身份供奉靖國神社,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戰后近六十年首次),還在《馬關條約》簽署131周年當天,讓自衛隊艦艇過航臺灣海峽。這些行為疊加,凸顯日本正系統性剝離戰后法律約束,這是相關國家需重新評估的變量。
澳方謹慎,源于其東京審判中的特殊身份——當年審判11國法官中,澳方威廉·韋伯任庭長,澳是審判主持者。高市參拜供奉韋伯判處絞刑戰犯的神社,若澳方給予高規格禮遇,政府無法向國內選民交代。澳社會對戰爭歷史認知固定,防務合作可推進,但絕不為歷史修正主義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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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此行核心是推進日澳“最上”級護衛艦共同開發合同。但1942年日軍轟炸達爾文港,二戰時兩國曾激烈交戰,尚有老兵在世,澳方購買日艦本就需向國內交代,再給高市高規格禮遇,政治代價過大。因此澳方態度明確:訂單照簽,絕不為否認歷史的行為包裝。
此外,阿爾巴尼斯政府剛修復對華關系,4月27日澳外長黃英賢訪華并與王毅對話。澳鐵礦石、天然氣等出口高度依賴中國,對華關系不容折騰。若為日澳軍購給高市支持,會影響中澳關系修復,澳需平衡多方面利益,不會付出此代價。
高市出訪前后,中方已形成成熟反制機制。經濟上,年初管制日本軍工關鍵原材料出口,20家日本軍工企業被列入名單,掐住其軍工擴張命脈;軍事上,解放軍在第一島鏈實現全天候部署,4月艦艇編隊繞行琉球群島形成閉環,以實際存在釋放信號;法律上,中方明確東京審判的基石地位,警告日本勿走軍國主義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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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想靠軍購打開防務外交大門,卻只得到澳方“收訂單、省禮遇”的回應。這表明,澳方雖與日本開展軍購合作,但在戰后秩序和歷史問題上絕不含糊。高市的困境已然顯現,否認歷史、擴張軍事的道路上,愿與她并肩的國家只會越來越少,歷史債無法靠生意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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