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商人當庭爆料：總統是“層級第一人”，我幫牽線卻成替罪羊

這名商人在法官面前詳細講述了口罩合同如何運作、現金支付如何進行，以及他與何塞·路易斯·阿瓦洛斯身邊人士的關系。

企業家、同時被指為“科爾多案”中牽線人的比克托爾·德·阿爾達馬，已在最高法院審理中以被告身份結束陳述。他表示自己“明確且明顯地悔過”，稱愿意“在任何時候”配合司法調查，并指出，在交通部里還有和他做同樣事情的人：“在公共工程這件事上，還有其他人和我做著同樣的事。”

本周三，最高法院開始就“口罩案”聽取被告陳述。這是“科爾多案”中的一個分案，首位發言的是商人比克托爾·德·阿爾達馬。八個多小時里，他對另外兩名被告何塞·路易斯·阿瓦洛斯和科爾多·加西亞態度強硬，同時將自己描述為整個犯罪鏈條中一個單純的“牽線人”。

在科爾多和阿瓦洛斯的笑聲與憤怒目光之間，他詳細講述了自己在整個案件中的關系網絡，并拋出一系列關鍵說法。盡管這些說法目前并未附帶任何證據，但其余被告仍將不得不作出解釋。

他卷入此案，始于科爾多·加西亞。阿瓦洛斯進入交通部工作后，科爾多作為前顧問，對部里工作人員的情況都很上心。其中一人就是比克托爾·德·阿爾達馬的兄弟，后者開始向他講述阿爾達馬所參與的生意。

這引起了科爾多的興趣。兩人第一次在交通部后面的一家咖啡館見面。科爾多先詢問了他的個人生活，隨后兩人談到他在拉丁美洲最初開展的生意。2019年初，他們第一次一同出行，這段關系也由此開始。

阿爾達馬說：“我和科爾多之間是朋友關系，不像和阿瓦洛斯那樣，他一直想保持更多距離。”也正是在那一階段，阿爾達馬開始向這名前顧問送禮并提供私人幫助，包括一輛摩托車、一輛越野車、給他兄弟的一輛車，以及為他當時的伴侶帕特里夏·烏里斯提供生育治療方面的幫助。

隨著“回扣”和現金支付不斷出現，兩人的關系逐漸惡化。最終導致決裂的，是一套公寓。阿爾達馬稱，這套房子的租金一直由他支付，供當時身為前部長情人的赫西卡·羅德里格斯居住。

在與赫西卡發生幾次問題后，這名商人說自己準備停止支付房租，“科爾多當場暴怒”。他說：“發生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當時他不得不自己付那套房子兩個月的租金。”隨后，科爾多和他的兄弟何塞瓦·加西亞一起去了阿爾達馬的辦公室，想“把那個負責交房租的同事打個半死”。

阿爾達馬回憶說：“我告訴他們，如果上樓，最后被打破臉的人會是他。”但對方沒有理會，還是上了樓，揪住了那名同事的衣領，“結果最后臉被打破的是他”。他說，從那以后，兩人的關系徹底破裂，不過按他的說法，他之后仍繼續支付自己欠他們的錢。

除了正式職務之外，阿爾達馬把科爾多描繪成交通部內部的關鍵人物，甚至超出一個顧問通常應有的權力范圍。他在陳述中概括說：“說到底，真正掌控局面的人是科爾多。”

按他的說法，許多重要決定并不是直接由部長拍板，而是經由其最核心的身邊人處理。“所有事情我都是和他對接。”這番話暗示，無論是關系運作還是生意往來，都是由科爾多來居中協調。

阿爾達馬稱，正是這種位置，讓科爾多得以在項目授標和經濟操作中充當真正的中間人，成為整個網絡中的核心一環。

在認識科爾多幾個月后，發生了他整個敘述中最引人關注的一件事：據稱，他曾與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會面。阿爾達馬說：“他們叫我周末去參加一場集會，那是佩普·埃爾南德斯的亮相活動，總統和各地黨內大員都會到場，他們說我必須去。”

他說，科爾多當時告訴他：“沒有別的時機了。”而他自己的回應是，自己在那種場合根本不合適。他還補充說：“我根本不想去硬著頭皮聽那些東西。”不過，這名前顧問堅持稱，“這會是個機會”。按他的說法，被他們稱作“老板”的阿瓦洛斯，之前已經多次在總統面前提到過他。

那場集會在一個星期天舉行。阿爾達馬稱，自己被安排坐在第三排，身邊都是“黨內重要人物”。他說：“集會結束后，我站起來，走向科爾多，他讓我跟他去劇院后面的一間房間，說總統會在那里接見我們。”他稱，安保人員離開后，屋里只剩下他們。

按他的證詞，雙方關系親近到科爾多直接稱總統為“佩德羅”，甚至說過：“如果有一天我得叫他總統，那我就走人。”阿爾達馬還稱：“總統對我說，‘非常感謝你所做的一切，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在他看來，2019年初那個時間點，所謂不當付款還沒有開始，他的角色僅限于幫助牽線墨西哥方面的關系。即便如此，他仍將總統描述為這張關系網中的“第一人”：“政府首腦先生處在層級第一位。阿瓦洛斯是第二，科爾多是第三，我是第四。總統什么都知道。”

整個訊問中，一個始終反復出現的焦點就是口罩合同，這也是本案的核心。阿爾達馬在陳述中明確表示，按他的說法，這項操作從一開始就已經基本鋪排妥當。

他在法庭上說：“那份合同早就定了。”他堅持稱，自己的角色不是參與一場公開、公平的競爭，而是進入一項早已啟動的操作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把自己描述為一個中間人，參與的是一個關鍵決定早已提前作出的過程。

在訊問中，他多次重復這一點：“我早就知道事情會怎么走。”他暗示，結果并不取決于一場平等條件下的招標。按他的說法，正式程序雖然存在，但最終結果在此之前就已經安排好了。在他的敘述里，這類合同的運作方式，本就嵌入一套固定結構之中，而他的作用就是推動事情落地。“我介入，就是為了讓它成。”

他陳述中的核心內容，是另外兩名被告據稱通過非法方式獲得的資金。阿爾達馬把自己定義為“牽線人”，稱自己接近他們并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在生意中獲得“權力和名望”。

他說，2019年2月，科爾多向他提出一樁與建筑公司有關的生意。他們需要一個中間人，幫助推動項目授標。“當時我已經在和他們建立信任。”他說，也正因此自己接受了這一安排。

按他的說法，一開始他以為自己的角色只是作為一個“紐帶”，負責開票和“做捐贈”。但后來發現付款都是現金后，他意識到自己的作用并非如此，這些錢是給他們的，同時也用于為政黨提供資金。

他說：“合同開始不斷批下來，企業就用現金付給我。”他解釋稱，自己隨后會把這些錢送到交通部，或者送到何塞·路易斯·阿瓦洛斯位于埃爾維索的住所。他甚至表示，自己曾把多達25萬歐元裝在背包里運送，還會從后門進入。

他說，到2020年，相關支付金額大約達到200萬歐元。疫情暴發后，建筑公司不再付款，焦點則轉向口罩業務中的傭金。他說：“憑我腦子里記得的情況，我大致算了算。對我來說，錢是從口罩里出，還是從建筑公司那里出，并不重要，因為目的都是一樣的。”

最終，他稱自己交付的總額達到“約350萬到400萬歐元”。他還補充說，這一數字并沒有達到自己最初預計要支付的規模。

除了與具體合同掛鉤的大額款項外，這名商人還描述了一條持續不斷的資金流。按他的說法，這套資金運轉并不依賴某一筆具體業務。

他具體表示，自己每月會向科爾多·加西亞支付約10000歐元。這是一筆固定金額，不取決于某項特定授標。“那是另外算的。”他說，以此區別于來自公共工程或口罩生意的所謂傭金。

按他的說法，這種定期支付是兩人關系的一部分，也是從一開始就形成的一種固定模式。他甚至稱，“這是出于善意的行為”。

在陳述中，他還試圖說明，2021年何塞·路易斯·阿瓦洛斯離開交通部后，這些付款發生了什么變化。按他的說法，阿瓦洛斯離任后，資金流并未中斷。“我一直給科爾多·加西亞付錢，直到2022年。”

在他的敘述里，這些付款之所以繼續，并不是因為又有了新的操作，而是為了履行此前達成的約定。他說：“我既然有這個約定，就不會不守信用。”

他與科爾多·加西亞的私人關系也在惡化，這使他改變了交錢方式。按他的說法，兩人發生爭執后，他不再直接把錢交給科爾多，而是通過對方身邊的人轉交。“我開始把錢交給何塞瓦。”他說，這里指的是這名前顧問的兄弟。

阿爾達馬對佩德羅·桑切斯的指控并未停止，甚至提到了桑切斯的妻子貝戈尼婭·戈麥斯。在被問及他與時任財政大臣瑪麗亞·赫蘇斯·蒙特羅前幕僚長卡洛斯·莫雷諾的關系時，他表示，自己認識對方，是因為戈麥斯與阿瓦洛斯之間的一通電話。電話中，對方提到，一個屬于國家工業參股公司的綜合項目即將出售。

阿爾達馬對這筆收購產生興趣，并提出了2．5億歐元的報價。但據他說，“三四個月后”，科爾多打電話告訴他出現了問題，因此他必須撤回報價。“他告訴我，是因為貝戈尼婭·戈麥斯女士想把貝拉斯克斯園區留給自己。”

作為交換，對方給他提供了位于帕德雷·達米安街的一塊地。他形容那是“一塊歷史性地塊”。但后來，由于財政部、農業部和國防部之間在土地權屬問題上存在爭議，這件事又出現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