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餐廳偶遇一人，面善卻想不起來是誰，閻寶航介紹：他是高崇民

1961年4月的一個午后，東交民巷的香椿剛冒尖，沈醉擠上了去全國政協的班車。窗外的風有些冷，他的手卻出汗——自從前一年11月被特赦，這種緊張就一直纏著他。

車到西交民巷，他遠遠望見人民大會堂后門的臺階，人群三三兩兩，都是熟臉。那種熟悉不是朋友式的，而是獵人與獵物換了位置后的尷尬。沈醉心里發怵，卻又不能退。

進大禮堂前，他想起初被特赦那天，功德林高墻外的第一口空氣。對于原國民黨軍統人員來說，他是極少數能走出高墻的人。消息傳到看守所里，幾個老同伙噓聲四起，羨慕和不解混雜。沈醉自己反而惴惴：那些當年被跟蹤、被羈押、甚至被用刑的共產黨人，現在多半握著公職，都在這座城里。

下車時，一陣煙草味飄來。只見徐冰叼著煙，瞇眼站在門口。徐冰是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卻笑得像老街口的茶攤掌柜。“沈醉，還記得我么？”短短一句把沈醉嚇得一個激靈。他握住那支煙，腦海卻空白。直到徐冰點明當年重慶酒桌拉攏未成的往事，沈醉才回憶起：那個被軍統連續兩周跟蹤的“老同學”就是眼前人。徐冰拍拍他的肩，像是從前什么都沒發生。

這份“不計前嫌”讓沈醉松了口氣，但也讓他更加謹慎。每逢午餐，他總挑最偏的入口，盡量避免撞見過去的“熟人”。1962年初，紅星公社勞動改造結束，他分配到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待遇不低，每月稿費足夠，但心理負擔仍在。

3月中旬的一天，他照例走禮堂后門。一推門，迎面是閻寶航。閻寶航當時任政協常委，負責文史資料，他的文雅與鋒利并存，沈醉對其既敬且畏。兩人寒暄幾句，閻寶航身旁站著一位中年人，身板不高，神色溫和。沈醉覺得面善，卻死活想不起姓名。場面有點僵。閻寶航笑著介紹：“這位是高崇民，老朋友。”

名號一出，沈醉心里“嗡”地一下。高崇民，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的骨干，抗戰末期列在軍統“甲級拘捕名單”。沈醉當年審閱過那份名單，也批準過數次跟蹤計劃。面前這人當年幾乎死于己手，他卻愣是沒有認出來。

與尷尬相比，更讓沈醉困惑的是：高崇民當年到底是怎么從軍統的眼皮底下脫身的？后來熟絡些，高崇民才慢慢說起往事。

1945年8月，重慶局勢復雜。戴笠盯緊了進步人士，特別是東北人脈。高崇民和閻寶航因主張聯共抗日，被列為“二級重點”。戴笠甚至派了叛徒袁曉軒盯梢，意圖一舉擒拿。就在那時，軍統設計委員王化一突然邀請高崇民“暫住幾日”。王化一表面是軍統中層，私下卻同情抗日力量。高崇民住進他家，懸在半空的刀一下子落空。幾周后，王化一帶他乘夜車去上海，再登美商貨輪北上，大連、沈陽一路輾轉，終于抵達解放區。沈醉聽完這段經過，后背直冒涼汗。曾經的軍統情報網絡全被繞過，枉自忙活了一年。

閻寶航算是見證人。早在1933年，閻與張學良共事期間就結識高崇民。九一八事變后，兩人組織“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暗地里與中共接洽。蔣介石不滿其“聯共”立場，命“四維學會”分化瓦解，戴笠更是派出大量特務滲透。1941年春，高崇民在重慶辦婚禮，戴笠居然親自送禮。面子是給了，屋外卻滿布眼線。此后兩年，高崇民幾乎寸步難行，卻始終未被捕，靠的就是閻寶航等人的掩護。

沈醉在軍統時對高崇民有過數次部署。一次派人跟蹤到磁器口巷口，目標卻突然消失；一次胎動綁架計劃，也因線索斷裂而終止。如今他才明白，原來線頭就斷在王化一身上。想到這些，他不禁低聲說了一句：“當年多有得罪。”聲音很輕，但高崇民聽見了，近乎調侃地回了句：“過都過去了。”

不久，高崇民調任文史館副館長，負責東北抗戰口述資料。沈醉的幾份稿子需要他審訂，兩人時常碰面。最初沈醉遞稿子時滿臉局促，半年后已能討論史實細節。高崇民對軍統檔案極熟，常在稿紙旁批注一句：“此段與日方檔案相符”或“數字需再核”。沒有一句舊怨，只剩專業。

1963年底，政協食堂更換了菜單，增添“溜肉段”。午餐時，沈醉與高崇民、閻寶航三人圍桌。閻寶航夾起一塊肉段，笑道：“東北味兒，北京做，很難得。”一句閑話，讓沈醉恍然：他們三人來自截然不同的陣營，卻在同一張桌上點評家鄉菜。這種場景放在16年前幾乎不可想象。

數年后，沈醉在回憶錄中寫到那頓飯，只用一句：“閻、高二公包容我，使我得以伏案修文。”筆觸克制，沒有多余描述，卻足見心境變化。而那一餐“溜肉段”，也成了他內心隱秘的分水嶺——恐懼、負疚、戒備，在樸素的相處中慢慢褪色，留下的只剩史料與筆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