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到北京，聯大主席握緊王毅的手，戰場轉向聯合國，中方扛大旗

4月29日，第80屆聯合國大會主席貝爾伯克訪華，王毅在會面時明確提出：面對強權霸凌，要開展對公道正義的守護工作，不能放任“拳頭更硬的一方”來定規則。

把視角拉回近幾年，國際社會并不缺峰會和倡議，真正短缺的是對承諾的兌現。一些國家時常繞開聯合國框架去搭建“小圈子”，在對外交往中把制裁當工具、把軍事威懾當籌碼；今天強調“基于規則”，明天又把規則改成“按自身需要來解釋”。

這次會面的分量還在于，它把問題講得很直白：為什么不能讓拳頭說了算？緣由并不復雜——一旦國際社會默認“實力即正義”，弱小國家往往只剩兩條路：要么被迫站隊充當棋子，要么在壓力下沉默并承擔損失。

后果也并非抽象道理，而會外溢到港口運輸、能源供給、糧食價格、匯率波動以及難民潮等具體領域，連鎖失序很容易發生。

《聯合國憲章》把基本原則寫得很清楚：國家不應以威脅或武力侵犯他國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大國小國在權利上應當平等。這些條款并不是紙面宣示，而是兩次世界大戰付出巨大代價后形成的“防止再次失控的制度安排”。歷史經驗反復證明，不把武力沖動關進規則的籠子，世界就容易重新滑向沖突與災難。

把鏡頭切到當下，“拳頭邏輯”的危害會在多個層面顯現。首先是秩序層面：多邊協商可能被削成擺設，國際法也容易被當作“有用就用、沒用就丟”的工具。

若強國可以隨意定義正義，國際規則就會從“大家共同遵守的交通燈”，變成“強者手里的遙控器”，其他國家只能被動跟隨，甚至在不確定中承擔風險。

其次是安全層面：強權思維往往推動軍備競賽。某方提高軍費，另一方就要被迫跟進；某方發展進攻性武器，另一方就會補齊防御體系；某方退出條約，另一方就要預留“后手”。

各方都說是在自保，但結果卻是整體更不安全，這就是典型的安全困境。更嚴峻的是，現代武器破壞力遠超以往，一旦誤判升級，沖突擴散會非常快、代價極高，也更難控制。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多次提示大規模沖突風險上升，其背后指向的，正是這種強權邏輯重新抬頭。

再次是合作層面：氣候變化、糧食安全、公共衛生、核不擴散等議題，沒有國家能夠“單獨通關”。但如果“拳頭硬就能占便宜”成為默認規則，大國就可能把合作當作籌碼，把多邊機制當作工具箱：合意就啟用，不合意就棄用。

王毅的表態，本質上是在為聯合國的角色“增加支撐”：多邊主義不是裝飾，而是全球治理的主干道。中國長期在聯合國框架下參與維和行動、推動全球治理相關倡議、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并在核裁軍與核治理方面參與推進相關進程，路徑是把規則做得更扎實、把合作落到更可執行的層面。

也因為守規則會觸碰到想改規則的一方，近期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十一次審議大會相關場合，美國代表把矛頭指向中國會費分攤，稱中國經濟增長卻“僅貢獻0.91%”，并借此要求調整機制。

第二，中國加入條約時的經濟體量與今天差異很大，當年的比例是按當時支付能力來做出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的實際承擔也在同步上調。自2020年起，中國已成為該條約第二大會費國，并且一直做到按時足額繳納、從不拖欠。

從治理常識看，國際社會就像一個被放大的社區：如果靠“誰嗓門大誰有理”來定事，沖突會更快、更密集，最終成本最高、后遺癥也最長。更可持續的路徑，是把規則做得更透明，把協商機制運轉得更有效，并把責任分擔講得更對等。

當下比口號更重要的，是把三件事落實：讓多邊機制真正運轉起來；把會費與責任分擔講清楚并按規則執行；讓制裁與武力回到可被約束的位置。

強國若要體現擔當，應當帶頭守規矩、按時繳費、尊重協商，而不是把個人好惡當作國際法的例外條款。公道正義不是某一方的私產，而是全人類的安全閥。